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田壽昌（田漢）、宗白華、郭沫若合著《三葉集》，以三葉為三人友情結合之象征。書中收錄三人在日本留學期間的通信19封，1920年5月初版

田漢主編《南國月刊》，1929年5月1日創刊于上海，現代書局出版

上海《商報》1922年3月14日刊登田漢的《咖啡小澤的一夜》一文，作為“東京特約通信”的“第一書”，至5月28日《流浪王——哈禮富蘭客氏》為止，共刊登了23篇。通信數字連貫，5月9日《大地震之后》是第十六書，此后缺第十七、十八書。接著5月10日《東京第三回“勞動節”》標第二十書，5月11日《“蓮花”的幻影》標第十九書（田漢自標通信數字，此十九書是在5月1日從東京寄出，第二十書是在5月2日寄出，可能報紙先收到第二十書，照樣發排。照此推斷，報紙沒收到第十七、十八書，故付闕如）。此后5月15日《落花》標第二十一書，5月16日《中日廣告戰——以藥品廣告為中心》標第二十二書，接著最后三篇《黃龐追悼大會紀事》《“非宗教運動”與日本》和《流浪王——哈禮富蘭客氏》，均不標號。這些文章未收入2000年花山文藝出版社的《田漢全集》，迄今也不為研究者提及。

田漢于1916年8月作為湖南官派生赴日本留學，至1922年9月歸國，這些文章作于即將歸國之前，數量不算少，這里略作介紹。

在日本期間，田漢加入李大釗等人組織的少年中國學會，并在《少年中國》雜志發表《平民詩人惠特曼的百年祭》《惡魔詩人波陀雷爾的百年祭》《詩人與勞動問題》等名文；他發表許多翻譯與詩歌、劇本創作，又與郭沫若、郁達夫等成立創造社，熱烈響應“五四”新文化，主張個性解放和民主精神，關心社會問題，同情勞動階級。董健在《田漢傳》中說：“田漢一生讀書最多、思想最活躍的時候，是在日本留學期間。”他的“學習、研究的視野遍及哲學、宗教、文學、藝術以及社會政治等領域”。“其思想色彩很‘雜’，傾向頗為‘多元’，但其實是‘雜’而有章，‘多元’歸一，這就是他始終是一個舊社會的叛逆者，一個‘被絕望于舊世界而欣羨新世界的大思想’所鼓舞、所燃燒的熱情的浪漫主義者。”

1920年代的田漢

通信第一篇《咖啡小澤的一夜》，果然很田漢。他回國后創作劇本《咖啡店的一夜》，斐聲一時，又在《銀色的夢》中把咖啡店、汽車與電影視為“現代都市生活的象征”（《銀星》第8期，1927年5月）。在《咖啡小澤的一夜》里，田漢作為“可思母”俱樂部（Cosmo Club）的會員參加了在神樂坂“咖啡小澤”（Cafe Ozawa）的晚餐會，遇見老友佐野袈裟美、秋田雨雀，新交柴田武富博士。與會者來自世界各地，互相交流各國人文近況，富于國際主義氣息，田漢和他們談起世界語和新女性等話題。最后說：“回來想這一晚的印象，假如我們全人類的生活都像這一晚所遇的似的，那么這個世界豈不是理想的樂園嗎？”田漢特別喜愛咖啡店，這篇文章提供了重要背景。

為《商報》做特約記者是一種社會實踐，近十篇通信與日本的政治有關，為我們所知的日本期間的田漢帶來新的面向。如《日本議會印象記》所示，他去旁聽日本議會中各派的爭辯，了解日本的政治運作程序。在《春雨聲中的惡法談》中批評新出臺的限制言論的法律條文，在《日本的農民運動》和《東京第三回“勞動節”》中分析工人、農民及其社會運動的歷史與現狀，揭示議會制度下實行專制統治，摧殘自由思想，并譴責資本主義對勞動大眾進行壓榨與剝削，特別警惕二戰之后日本的軍國主義傾向。《加藤友三郎之歸國談》對剛結束的華盛頓裁軍會議作報道，在會上加藤友三郎代表日本與英、法、美、意大利簽署關于限制海軍軍備的條約，中國代表王寵惠要求廢除各國列強對華的不平等條約，被置若罔聞。在《日本軍備之縮小問題》一文中，田漢指出：“太平洋會議之后，中國更成了世界經濟競爭場，這經濟的侵略，比武力更可怕呀！”在這些文章里，田漢觀點犀利，立場鮮明，《印度國民運動與日本》盛贊甘地所領導的反英殖民、爭取民族獨立的斗爭，體現了國際主義的立場。

山額夫人（Mrs.Margaret Sanger，今譯桑格夫人）在美國以提倡節制生育著稱，1922年4月訪問北京，受到知識界歡迎。《山額夫人與日本》《山額夫人會見記》兩文講她在3月里訪問日本，遭到官方刁難，后來同意其入境，條件是不能公開宣傳節育理論。田漢贊同節育，認為能減少女性痛苦和后代優生，并去她的旅館拜訪，作了幾分鐘談話，預祝她訪華成功。另外寫了《評山額夫人產兒制限論》，也刊登在《商報》上。

田漢關注媒介，在他的早期著述中顯得特別。《新聞制作展覽會之一瞥》講他看了各大新聞報館的展覽會，對報館的部門分工、新聞的復雜制作過程、報館結構和經營運作機制一一介紹。有趣的是《中日廣告戰——以藥品廣告為中心》，田漢嬉笑揶揄地指出，雖然中國的藥品廣告的“近代性”不及日本，但兩國的廣告同樣惡俗不堪，如最多的是關于醫治花柳病、肺病的廣告，在中國也一樣，因此中日同樣患了“國民病”，可說是“難兄難弟”。

關于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中國公使館之一夜》講中國政府沒按時給留學生發資助公款，他們在駐日公使館因為討債而住了一夜的經過。看到客廳里懸掛著四位民國總統——袁世凱、徐世昌、黎元洪和馮國璋的半身肖像，他描繪各人眼神，或霸氣或猥瑣，皆德不配位，“我真不知中國公使館的客廳中到哪一天才有我們引為榮耀、引為模范的振人格者的照相懸者！”《黃龐追悼大會紀事》講留學生在東京舉行黃愛和龐人詮的追悼會。兩人在湖南領導工人運動而被軍閥趙恒惕殺害，趙也是殺害田漢的舅舅和啟蒙者易梅園的兇手，因此田漢特別沉痛悲憤。

三年前田漢在《少年中國》上發表《平民詩人惠特曼的百年祭》，這次為通信寫了《惠特曼三十年的忌日》，其實是一篇游記。他去大阪訪佐藤春夫不遇，然后到澀谷大街上閑逛，在書店喜歡兩張照片，一是美女，一是惠特曼，錢不夠，踟躕再三選了惠特曼。《綠雨與啄木》介紹兩位英年早逝的詩人齋藤綠雨和石川啄木，4月13日是前者十九年忌，后者十年忌。綠雨厭惡喧囂的都市，批判資本主義，具有“革命”精神，受俄國青年的影響而主張“到民間去”。田漢歸國后把“到民間去”作為口號，也拍了同名電影，雖然未上映。《流浪王》熱情介紹哈禮·富蘭客（Harry A.Franck）的傳奇般“詩的生活”。他在哈佛大學讀書，未卒業而立志周游世界，歷盡艱險，足跡遍及全球各國，到過日本和中國，以大量精彩的游記著稱于世。最后引惠特曼的《坦道行》：“徒步開懷，我走上坦道/健全的世界、自由的世界，在我面前/棕色的長路在我面前，引導著我，任我要向何方去。”

在《飛鳥山的櫻花賦》中，田漢和易漱瑜、康景昭等四人去東京飛鳥山公園看櫻花（此時，他與易漱瑜結束了柏拉圖式“清純戀愛”而同居）。這對留學生是一種奢侈，公費沒按時發，不得已賣了三本心愛的書，才得到游樂的錢，因此戲稱自己“資本家”。公園里，他看到一群“狂歌亂舞”的勞動者而想起他們的真實生活狀況。《玉川游記》寫他與易漱瑜和F君一起去玉川游玩，描寫一路上景色，在農莊看到一派田園風光，十分快樂，突然一輛電車從坡上駛下，帶來一股汽油味，然而“漱瑜小時愛聞洋油氣”，不禁讓人想起張愛玲也有這樣的癖好，兩人有得一比。

田漢是個影迷，在《銀色的夢》里說他到東京的第一年看了梅麗·馬克拉倫（Mary MacLaren）主演的《鞾》（Shoes，1916），印象深刻。在通信第十九書《“蓮花”的幻影》里說他在“民國五年八月某夜偕同鄉鄧時冰先生在神樂坂文明館觀Francis Ford的《名金》，為第一次”。1916年8月是田漢剛到日本之時，應當比觀看《鞾》更早。“蓮花”的片名《蓮花心出世》（The Lotus Blossom，1916），田漢觀后大感興味，“因為他是第一次由中國人手里制作出來的映畫！”劇情大意是梁成發明時辰鐘，向皇帝建議代替國門上的圣鐘，皇帝大怒，把梁發配京外，獨有少女梅胎送他蓮花一本。梅胎之父鄺孚，以鑄鐘為藝，供奉于朝廷。一日圣鐘破裂，又值韃靼人入侵，皇帝迷信圣鐘奇跡，命鄺孚鑄鐘，不成，將殺鄺孚。梅胎找到梁成，獲得鑄鐘秘方，但須混合人血人骨，她為了救父，在鑄鐘時跳入熔爐而使圣鐘得以制成。另外還有梅胎和鄺松相戀及鄺松殺死韃靼王的情節，故事較為復雜，現今《蓮花心出世》僅存12分鐘膠片，大約難以知道全劇情節，所以田漢的記述值得重視。

扮演梅胎的鄭美（Lady Tsen Mei）是比黃柳霜更早的好萊塢中國女明星，另外還拍過《為了東方的自由》（For the Freedom of East，1918）和《信》（The Letter，1929）。最近有研究者考證，鄭美并非完全是中國人，其母是白人和黑人的混血兒，制片者把鄭美作為華人而大肆渲染，另有好萊塢的種族和性別政治。的確，鄭美在當時非常有名，中國人引以為傲，在1921年《影戲雜志》創刊號上有《鄭美》一文，稱她“為中國人爭人格、揚國光”。看了影片，田漢也激動不已，“我們在日本看影戲，自來看見中國人演廝役、演惡漢，一出場，日本便連呼‘支那人’‘支那人’，偶然看見這樣好的女優演主腳，并且是中國人自制的映畫，大有坐‘南京號’‘中國號’橫行太平洋上之感。”愛國之情激昂高亢。

《落花》也講電影。《落花》（Broken Blossom，1919）是好萊塢大導格里菲斯（D.W.Griffith）的作品，講倫敦一中國少年愛上英國少女婁茜，少女受父親虐待至死，少年憤極，將他擊斃。片中的中國人善良正義，使田漢產生好感，尤其對飾演婁茜的女星理麗安·季施（Lillian Gish）贊不絕口。該片1923年2月在上海映演，譯為《殘花淚》，因為外國觀眾覺得侮辱同胞而提出抗議，僅3天就被停映了。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