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初，尼日利亞作家沃萊·索因卡開啟了他繼2012年之后的第二次中國之旅，赴上海參加“第八屆上海國際詩歌節”，從主持人手中領取了“金玉蘭”詩歌大獎，并請語言藝術家朗誦了自己的最新詩作《人文頌》。在當代世界文壇，創作經歷逾70多年、作品形成一個龐大的“作品庫”的作家并不多見，而索因卡就是其中一位。生于1934年的他如今已屆鮐背之年，但依然筆耕不輟。2021年，面臨罹患重疾和新冠疫情的雙重壓力，87歲高齡的索因卡在他的家鄉，尼日利亞西南部奧貢河畔的城市阿貝奧庫塔，創作了長篇小說《地球上最幸福的人的編年史》，作品塑造了政客、宗教領袖、新媒體巨頭等眾多人物形象，延續他一貫的反抗、批判、諷刺的藝術風格，表現混亂、動蕩的非洲社會現實，思考非洲未來的發展之路。索因卡的毅力和對文學的激情令人驚嘆，全球有無數人向這位世界文壇的“常青樹”表達了敬意。

索因卡是1986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是世界上第一位獲得諾獎的非洲作家，授獎辭說：“索因卡的戲劇深深植根于非洲的世界和文化，但他也在戲劇領域之外精通偉大的歐洲文學。”這說明索因卡主要是戲劇家，但實際上索因卡堪稱一位“全體裁”作家，他同時也是一位杰出的詩人、小說家、傳記作家以及聲譽卓著的理論批評家和文化學者，甚至被稱為尼日利亞哲學家。索因卡的其他“藝術旨趣”也為世人津津樂道，如他曾做過電影導演和唱片制作人，并親自飾演電影中的角色，此外他甚至稱得上是民族服裝設計師。索因卡把自己出身的尼日利亞約魯巴部族的鐵神奧貢作為自己的藝術“守護神”，他曾在自己的詩歌中描繪奧貢通過七條路徑顯跡人間，巧合的是，索因卡在非洲文壇很早就獲得了七個頭銜：劇作家、詩人、小說家、傳記作家、批評家、翻譯家和編輯。索因卡以“神諭”比喻自己的創作或許只是一種幽默，但卻說明其杰出的文學才能與非洲本土的傳統資源有著深切的關聯。

除了創作藝術作品，索因卡還是著名的文化、政治活動家，他以持久的熱情反獨裁、反暴政，爭取人的自由和社會公正，上世紀尼日利亞獨立后發生的三次重大時局動蕩，他都處于風暴的中心，因此也被迫長期流亡國外。進入21世紀以來，索因卡依然如一匹不知疲倦的伏櫪老驥，奔走于世界各地，參加各種文化活動，發表政論演說。他造訪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呼吁中東的和平與安寧，繼續擔任“國際作家議會”主席，并于2006年獲得“東南亞作家獎”，但他取消了在曼谷舉行的頒獎典禮的主旨演講，以抗議泰國同年發生的軍事政變。2007年，索因卡在演講中呼吁宗教信仰自由，但反對宗教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譴責英國社會已變成宗教極端主義的溫床。2012年10月28日至11月5日，索因卡應邀到訪中國，在與中國作家和學者交流時，他反復強調作為一個作家應對社會現實擔負承諾乃至政治責任，他說：“有時寫作會強烈地受制于一種無法阻擋的、必須進行政治性寫作的責任感。”2016年底，當流寓美國的索因卡得知特朗普贏得美國第45任總統大選時，立即宣布實施自己的“我來退”（Wolexit）行動，撕掉持有的美國綠卡，表示要永遠告別美國。此舉不是一個輕松的文字游戲（Wolexit是索因卡的名字和英文“退出”的組合），而是抗議特朗普在移民問題上的種族歧視言論和在墨西哥邊境的筑墻計劃，借以宣示自己主張民族、種族平等自由、反對“白人優越論”的堅定立場。

索因卡的傳奇經歷與他的作品一起，構成了其創作和思想的兩個基本維度：藝術實踐的先鋒實驗性與“文學介入”、文化及政治反抗的激進性，二者相輔相成。索因卡的一些作品具有明顯的“左翼”因素，如他在上世紀70年代創作的長篇小說《失序的季節》，描繪了一個公社制的集體農莊社會，領導人是非洲的一位革命者，他夜讀毛澤東著作，認為當時的中國正在進行一場巨大的農村實驗，是非洲建立理想社會的榜樣，并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到中國去拜訪這位偉大的中國領袖。這一敘事耐人尋味，表明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曾在非洲引起深沉的歷史回聲。然而，總體而言，索因卡是一位激進的人文主義者，堅持作家的“主體性”和“自由選擇”的立場，為此很多人批評他是“非洲面具下的歐洲現代主義者”，這其實是一種偏見，其創作的資源和所受的影響主要來自非洲本土。他以非洲“泛靈論”的多神論宗教以及具有明顯集體意識和共同體精神的哲學價值觀為基礎，充分吸收神話傳說、儀式、面具舞戲、祭辭、諺語等民間表演藝術及“口頭敘事”等傳統資源，開拓性地創造了一種非洲式的“神話詩學”思想體系和“儀式戲劇”等藝術表演形式，這方面最成功的作品是劇作《死亡與國王的侍從》，這部作品被譽為“20世紀世界戲劇的重要成就”，“開辟了神話創作的歷史新紀元”。該劇根據1946年發生在尼日利亞約魯巴奧約王國的真實事件改編而成。國王去世，國王的侍從馬夫是一個獻祭者，他要完成一個自殺儀式為國王殉葬，這是部族世代相承的儀式，也是獻祭者的家族榮譽。這一自殺儀式對整個部族的生存和延續意義重大，因為按照部族的宗教信仰，獻祭者完成儀式是在世人、國王與祖先神靈世界之間充當信使，肩負著把部族死者、生者及未生者的循環世界接續起來的神圣使命。然而，當地的白人執政官出于“人道的善意”阻止了儀式的進行，“逮捕”了獻祭者以保護他免于愚昧、野蠻的死亡。然而這一善意卻成為一種強行的“殖民介入”，破壞了部族的信仰，中斷了傳統精神宇宙的循環。事關整個部族的生存以及家族名譽，獻祭者在歐洲留學的兒子及時趕回，在最后時刻代父自殺，完成了部族的神圣儀式。《死亡與國王的侍從》實現了本土儀式的戲劇化，儀式與戲劇完全融合，拓展了現代戲劇的表演邊界，創造出一種新的悲劇類型，是索因卡運用神話和儀式探索戲劇藝術的最成功的范例。這一創作范式，索因卡在他眾多的不同體裁的作品中進行了運用，逐漸形成一種重視表現神靈、巫祝、預言或其他神秘事物的“神話直覺”式的文學傳統，這是一種肇始于非洲現代文學的發軔時期并延續至今的非洲文學寫作傳統，與以肯尼亞作家恩古吉為代表的，在寫實的風格中表達黑人自由、黑人解放的非洲馬克思主義現實主義文學一起，共同形成了現代非洲文學的兩大思潮。索因卡無疑是前者的奠基者和踐行者之一。

當然，作為一位成長于前殖民地的作家，除了非洲本土傳統，索因卡的創作還有另一個來源，即殖民主義留下的歐洲語言、思想、宗教等文化遺產。來自法屬殖民地的反殖黑人思想家弗蘭茲·法農提出的“黑皮膚，白面具”精煉概括了殖民地文學黑、白文化相融合的特征，索因卡自己則說非洲現代文學是“黑色頭顱與白色身體”的嫁接。面對前殖民地國家和地區的這一典型的“后殖民性”的社會特征，索因卡認為返回本土資源、“再發現”和“恢復”傳統是非洲作家的歷史使命和現實承諾，反對“民族屈服”和“種族順從”、重建非洲“主體性”的身份政治是非洲文學的應有之義。但應注意的是，索因卡在反抗新舊殖民主義侵襲的同時，也反對把非洲“自我原始化”的創作傾向，他舉了一個例子，一些非洲作家為了區別與西方工業社會不同的“非洲特質”和“自然生態”，把地上奔馳的火車寫為“鐵蛇”，天上飛翔的飛機則是“鐵鳥”，這種做法是荒謬可笑的，這種所謂“原生態”的呈現和文學戲劇性與早期美國好萊塢電影對黑人形象的塑造如出一轍，他們躲在樹叢中，看到天上的飛機，驚恐地對白人主人說：“老爺，我看到了一只大鐵鳥。”這種文學主張不是在突出非洲文化的自主性或主體性，而是一種文化自毀，是一種“文化的自我陶醉”和“自我異域情調的制造”，恰好迎合了殖民主義者對非洲是落后、愚昧的主觀想象，所遵循的恰是歐美白人“野蠻——文明”二元對立的種族主義思想軌跡。

盡管索因卡是非洲“神話文學”的重要開拓者，但他的很多作品在“神話非洲”的表象下沉積著深厚的歷史視野、現實責任和哲學探索，清理殖民主義遺產，反抗非洲現實暴政，呼吁社會的公正與自由，是其一以貫之的文學主題。在他70多年的文學生涯中，始終信守著“運用非洲藝術形式及時回應當代事件”的創作信條。而今，這位橫跨兩個世紀的杰出的黑人作家和思想者已屆90歲高齡，但依然續寫著他的人生傳奇，以罕見的熱忱時刻關注著現實，他說21世紀一個生死攸關的話語是某種單一思維的狂熱和偏執，這種思維的基礎是毀滅那些文化多樣性信仰者的沖動，一些秉持這一思維的文明和權力的強勢者，對世界不同區域的新的、陌生的經驗心懷恐懼，不斷在全球引發緊張沖突。面對諸多全球性的難題和危機，一個有良知的作家不應沉默，他的作品必須發出緊貼時代的聲音，正如上海詩歌節給他的頒獎辭所言，作家應以傳統、歷史、文化為浩瀚的源泉和堅實的骨骼，在混沌的時刻，他的作品如清澈的激流和明亮的燈塔，如激動人心的鼓點，連接大地與天空，溝通過去與未來，給世界帶來希望和光亮。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國際中文教育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