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觀潮】

影視作為大眾文化傳播交流的載體，具有易于打破地域、時間、國別限制的特征，在文化交流中發(fā)揮重要作用。其中，將原版影視作品翻譯并配音的影視譯制更是跨文化傳播的重要載體。近年來，中國影視譯制積累了豐富的譯制作品和創(chuàng)作經驗。但因為文化差異，還存在優(yōu)質作品在轉譯中未被理解的現(xiàn)象。在互聯(lián)網迅猛發(fā)展，各種高新制作技術、先進創(chuàng)作理念不斷涌現(xiàn)的情況下，如何創(chuàng)新探索譯制方式，使譯制作品直抵人心，激發(fā)更多海內外觀眾的情感共鳴和價值認同，應引發(fā)業(yè)界思考。

從譯制外國作品到譯制中國作品，背后是中國影視迅猛發(fā)展

中國影視譯制發(fā)展，擁有獨特的時代背景。二十世紀初，電影業(yè)剛起步，生產能力有限，于是開始引進外國電影。當時譯制水平有限，人們只能通過配幻燈小字幕或翻譯用“譯意風”裝置在現(xiàn)場講劇情的方式觀看。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長春電影制片廠的前身東北電影制片廠，以及上海電影制片廠先后成立翻版組、翻譯片組。1949年，新中國第一部譯制片、蘇聯(lián)電影《普通一兵》上映。緊接著，《鄉(xiāng)村女教師》《列寧在1918》等作品涌現(xiàn)，成為時代經典。《列寧在1918》中的臺詞“面包會有的”，時至今日仍是人們經常援引的金句。1957年，上海電影譯制廠成立，成為國內唯一譯制外國影視片的專業(yè)譯制廠。如果說當年東影的《普通一兵》用東北味十足的配音，消除了觀眾對俄語表達的陌生感，那么上譯廠的譯制片則以讓人感到獨特又新鮮的“譯制腔”為觀眾構建起對世界的想象。“嘿，老伙計”“噢，我的天”，這些“中西合璧”的語言頗具辨識度，給一代代觀眾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近些年，網友對這些影視譯制作品進行二次創(chuàng)作，將“譯制腔”的語言風格糅合到日常生活場景中，制造喜劇效果，成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

進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電視機普及，人們對影視作品的需求進一步擴大，當時的生產難以滿足受眾的消費需求，為填補電視臺播出的時間空缺，中國大規(guī)模引進影視作品，影視譯制迎來發(fā)展黃金期。《血疑》引發(fā)全民追看，主演登上《大眾電影》的雜志封面。《追捕》在中國觀影人次數(shù)以億計，有觀眾在電影院看了幾十遍。《大西洋底來的人》熱播，劇中主角戴的“麥克鏡”成為流行時尚。經典作品紛至沓來，譯制范圍由電影擴展到電視劇、紀錄片等，風格類型更加多元。此后，《正大劇場》等依托電視臺的譯制欄目開始興起。這些欄目及作品，為廣大觀眾打開瞭望世界的窗口。

新世紀以來，隨著產業(yè)化進程不斷深化，中國影視業(yè)迅猛發(fā)展，產制能力不斷提升，推出一大批講述中國故事的優(yōu)秀作品。從《媳婦的美好時代》在非洲受到追捧，到《北京青年》《老有所依》作為國禮出現(xiàn)在世界舞臺，再到《瑯琊榜》《小別離》《山海情》等影視劇的多語種版本在海外平臺落地，這些作品不僅滿足中國觀眾的觀賞需求，還積極擁抱國際市場，登陸國際影視節(jié)展、外國主流院線、電視臺、視頻網站，輻射廣闊的海外群體，讓影視譯制逐漸由主要譯制外國作品向主要譯制中國作品轉變，為構建中國影視海外傳播矩陣進行有益嘗試。

政策扶持，機構參與，協(xié)同提升優(yōu)秀作品的能見度

影視譯制除外語作品譯制成漢語、漢語作品譯制成外語，還有少數(shù)民族語作品譯制成漢語、漢語作品譯制成少數(shù)民族語，方言作品譯制成普通話、普通話作品譯制成方言等類型，形成了集引進、民族交流、對外傳播等于一體的譯制格局。譯制工作包括翻譯、配音、制作等流程，翻譯涉及語言、文學、文化領域，配音制作涉及藝術和技術領域，需要多方共同協(xié)作完成。

近年來，國家有關部門通過制定各種政策，為影視譯制事業(yè)發(fā)展保駕護航。2015年，影視等出口服務適用增值稅零稅率政策出臺。2017年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影產業(yè)促進法》明確指出，國家對優(yōu)秀電影的外語翻譯制作予以支持。此外，國家還通過“絲路視聽工程”等系統(tǒng)工程，將幾千部中國優(yōu)秀影視作品譯制成多種語言在100多個國家播出，深化文明交流互鑒。影視譯制事業(yè)也離不開不同譯制主體的協(xié)同參與。其中，中國國際廣播電臺聯(lián)合社會機構合作組建“國家多語種影視譯制基地”，專門從事影視劇譯制和推廣工作，已譯制幾百部影視作品，在幾十個國家主流媒體播出或簽署播出意向。得益于國家政策和影視機構的助力，中國影視譯制規(guī)模顯著提升，通過播映權、版權售賣獲得收益，為中國影視產業(yè)發(fā)展貢獻力量。據(jù)了解，2022年中國電視劇出口達803部次，約14萬集。

更新譯制理念和技術，激發(fā)海內外觀眾的情感共鳴與價值認同

與譯制數(shù)量和收益增長形成反差，譯制作品的傳播效果和影響力仍有待進一步提高，能得到受眾和影視界廣泛認可的作品有限。有的譯制內容過于“本土化”，難以在目的語中找到對應，導致譯制“詞難達意”，讓目的語受眾看不明白；有的作品在語言上沒有精雕細琢，在配音上缺乏特色和情感，只是背書一般機械復述，甚至人物語言與畫面都不適配；有的作品為了營銷宣傳邀請缺乏專業(yè)知識、不適合角色的明星配音，要么口齒不清，要么拿腔拿調，要么聲音辨識度過高，給人一種虛假出戲的感覺。諸如此類問題，都直接影響譯制作品的藝術效果。此外，隨著視頻網站發(fā)展，人們欣賞影視作品的方式越來越便捷，很多人希望第一時間看到自己感興趣的作品。而當下正規(guī)譯制機構譯制作品的范圍和速度很難達到要求，這就給盜版、字幕組等侵權內容可乘之機。由于缺乏審核把關，這些內容可能存在錯誤、負面的信息，會加深偏見誤解。

要實現(xiàn)譯制作品質量與數(shù)量同步提升，既滿足受眾的觀賞需求，又助力文化的溝通交流，必須對影視譯制的本質進行再認識。早期譯制以譯介、解說為主，幫觀眾理解劇情。至于作品的對白，作為表演方式并不是譯者進行藝術加工的對象。到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以配音譯制為主要模式的時代，創(chuàng)作者更看重聲音表演的藝術再創(chuàng)造。其實，這兩種思路都夸大了聲音、字幕等某個具體的外在表現(xiàn)形式，而忽視了影視譯制要進行整體文化詮釋的本質特征。要通過譯制更好地將作品的文化內涵、價值理念傳遞給目的語受眾，使他們理解認同，這才是影視譯制的終極目標。

具體到翻譯環(huán)節(jié)，需要對接原作品的語境、風格、人物特征，以信達雅為標準，采用適合目的語受眾語言表達和接受習慣的方式開展翻譯活動。比如，《我不是潘金蓮》被譯為“I Am Not Madame Bovary”，將“潘金蓮”轉譯為西方受眾熟知的小說人物“包法利夫人”，一下子讓受眾在自己的知識體系中找到了與女主人公對應的形象，進而產生濃厚興趣。再比如，《西游記之大圣歸來》翻譯江流兒和大圣“快問快答”的情節(jié)時，江流兒提問“托塔天王有塔嗎”，大圣回答“沒有”。這段對話如果直接把原文字對字翻譯過來，沒聽說過“托塔天王”的外國觀眾就會覺得突兀。譯者將問題改成“你的特異功能都是怎么來的”，大圣回答“我吃了很多神奇的香蕉”。這種處理方式消除了文化差異造成的理解障礙。

在配音環(huán)節(jié)，應摒棄流量思維，以貼合度和專業(yè)性作為選擇配音演員的重要標準，增強情緒感染力和情感表現(xiàn)力，使聲音準確契合影視作品的故事內容、人物狀態(tài)及話語風格。比如，影視譯制機構剛開始先從非洲官方語言英語、法語著手進行譯制，后來發(fā)現(xiàn)很多非洲人并不會講、也聽不懂官方語言，還是習慣看本地語作品。于是，他們在坦桑尼亞、尼日利亞、科特迪瓦等國家舉辦“中國影視劇配音大賽”，尋找能以本地語配音的非洲“好聲音”，這樣才能從文化氛圍、思維意識上更好地貼合當?shù)厥鼙姷挠^賞習慣。這一思路可供其他譯制創(chuàng)作借鑒。

至于制作環(huán)節(jié)，剪輯、合成等高新技術的運用，既可以使譯制作品的翻譯、配音及其整體環(huán)節(jié)連接更流暢，也可以通過技術嵌入使作品呈現(xiàn)出影視工業(yè)美學特征，帶給受眾更多視聽沖擊。近日中央廣播電視總臺推出的英文版系列微紀錄片《來龍去脈》，以AI技術賦能聲音識別、文本翻譯、聲線克隆、分軌替換等全譯制流程，高度還原中文原片的文風以及旁白的“性格龍設”。人機協(xié)同降低譯制成本、確保譯制精準度，極大提升譯制效率，為影視譯制制作打開新思路。

（作者：管振彬 王江蓬，分別系湖北理工學院教授，中南民族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