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中國第一篇“福爾摩斯探案”小說的翻譯

自從1896年第一篇“福爾摩斯探案”小說被翻譯引進中國，到2010年以來大量《神探夏洛克》“同人小說”在中文互聯網世界得到廣泛傳播，福爾摩斯與偵探小說在百年中國的文化歷史發展進程中不斷“顯影”。

一方面，本專欄主要關注福爾摩斯在中國傳播與接受過程中的一些重要且有趣的現象，比如《老殘游記》中的人物竟然也會開口便提到“福爾摩斯”；晚清民國時期的中國作者們熱衷于書寫“福爾摩斯來中國”的滑稽故事；福爾摩斯在當時不僅是文學人物形象，更進入媒體與商業領域，成為小報名稱與香煙品牌；改革開放之初，葉永烈將偵探與科幻相結合，創作出“科學福爾摩斯”系列小說；甚至到2020年，香港作家莫理斯仍在續寫“香港福爾摩斯”的傳奇……

另一方面，不同于我在之前專著或專欄中更多聚焦文字文本——翻譯、創作、評論等文學形式與文字內容固然是我們“閱讀”福爾摩斯的基礎——本專欄更多關注圖像文本與形式，試圖從書籍封面、雜志版式、小說插圖、電影海報、影視劇照、廣告美術、連環畫作、兒童繪本與同人漫畫等不同歷史時期的圖像資料入手，來重新講述福爾摩斯與百年中國之間的復雜關聯。因此，本專欄名為“中國福爾摩斯連環‘話’”，其實是從“畫”入手，追溯歷史時間線索（所謂“連環”），借“畫”說“話”。

張坤德譯《英包探勘盜密約案》，《時務報》第六期，1896年，標“譯歇洛克呵爾唔斯筆記”。

1896年（清光緒二十二年），浙江桐鄉人張坤德在《時務報》第六期至第九期上連載了小說翻譯《英包探勘盜密約案》，標為“歇洛克呵爾唔斯筆記”。這篇小說的原文是“福爾摩斯探案”系列小說中的The Naval Treaty，今譯《海軍協定》。從此，偵探小說這一小說類型正式進入中國，并開啟了未來一百多年間中國作者、譯者、出版者、讀者與偵探小說之間紛繁復雜的牽絆與糾葛。

值得一提的是，《海軍協定》英文小說原作，最早發表于1893年10月至11月，也就是說，在這篇小說英文版發表僅僅兩年多之后，中國讀者就已經可以閱讀到它的中文譯本。而日本關于這篇小說的翻譯《海軍條約》則發表于1907年12月，比我們整整晚了十一年。“福爾摩斯探案”系列中的另一篇名作《斑點帶子案》（The Adventure of the Speckled Band），最早的日文譯本《毒蛇の秘密》發表于1899年，而中文譯本《毒蛇案》則最早發表于1901年，略遲兩年。整體上來說，中日兩國最初在接受歐美舶來的偵探小說的歷史過程，基本上是同步進行的，在不同作品的篇目選擇與翻譯時間上，互有先后而已。

本篇所選的圖像正是《英包探勘盜密約案》小說第一頁的掃描圖，其中我們可以看到圖片右下角寫著“譯歇洛克呵爾唔斯筆記”。今天熟悉“福爾摩斯探案”故事的讀者一定都知道，在柯南·道爾筆下，福爾摩斯探案的故事是借著其助手華生的視角被講述出來的，也就是小說中福爾摩斯負責探案，華生負責記錄，所以正確的說法應該是“華生筆記”，張坤德在這里顯然存在著理解上的偏差。需要注意的是，這是中國人第一次接觸并翻譯偵探小說，對這種小說類型的特點、結構、敘述視角等其實都完全不熟悉，更缺乏相應的閱讀經驗，所以才會出現這樣的“誤讀”和“誤譯”。而等到后來張坤德翻譯到第三篇“福爾摩斯探案”小說《繼父誑女破案》（A Case of Identity，現在一般翻譯作《身份案》）時，就準確地標上了“滑震筆記”。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中國譯者翻譯偵探小說的過程，也就是他們認識并了解偵探小說的過程。

另外，我們現在所熟悉的偵探夏洛克·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和他的助手約翰·H·華生醫生（Dr. John H. Watson）這兩個中文名字，其實是后來在不斷被翻譯的過程中，逐漸約定俗成的結果。在張坤德最早的翻譯中，他將Sherlock Holmes翻譯作“歇洛克呵爾唔斯”，將Watson翻譯作“滑震”。而在晚清民國時期，對于這對偵探與助手的中文譯名可謂千奇百怪。除了“歇洛克呵爾唔斯”之外，還有把夏洛克·福爾摩斯翻譯成“歇洛克·福爾摩斯”或者“休洛克·福而摩司”的，更有甚者，直接將其翻譯作“施樂庵”，也不知這位譯者是不是在翻譯的時候想起了“施耐庵”。而華生除了被翻譯作“滑震”之外，還曾經被翻譯作“屈臣”，這也提醒我們注意到，華生醫生和屈臣氏（wastons）的創始人其實同名，而這個將其翻譯作“屈臣”的譯者，也很有可能是一位廣東人。

除了小說中的人物之外，作者柯南·道爾也有著各種五花八門的譯名，簡單列舉一些，比如“愛考難陶列”“屠哀爾士”“顧能”“陶高能”“考南道一”“高能陶爾”“科南達里”“柯南達理”“科南達利”“亞柯能多爾”，等等。這種對于小說作者與書中人物譯名的混亂現象其實反過來說明了當時中國人翻譯偵探小說的高漲熱情。正如阿英所說，當時國內對于西方偵探小說翻譯的整體情況是“先有一兩種的試譯，得到了讀者，于是便風起云涌互應起來，造就了后期的偵探翻譯世界”，“而當時譯家，與偵探小說不發生關系的，到后來簡直可以說是沒有。如果說當時翻譯小說有千種，翻譯偵探要占五百部上”（阿英《晚清小說史》）。正是因為翻譯的繁榮、小說的流行、譯本的復雜，“一書多譯”的情況比比皆是，所以才會出現上述關于柯南·道爾、福爾摩斯與華生的各種奇怪譯名。

比如我們現在都很熟悉的《血字的研究》（A Study in Scarlet）在短短幾年間就出現了六種譯本，分別是：《大復仇》（1904年）、《恩仇血》（1904年）、《血手印》（1904年）、《歇洛克奇案開場》（1908年）、《壁上血書》（1915年）和《血書》（1916年），其中除了林紓是根據這起案件在整個《福爾摩斯探案集》中的篇目順序，將其翻譯作《歇洛克奇案開場》之外，其他幾位譯者基本都在標題上凸顯出“復仇”、“血”、“手印”等案件核心元素。“福爾摩斯探案”系列中另一篇《四簽名》（The Sign of Four）在當時也有至少三種譯本，分別是《唯一偵探譚四名案》（1903）、《案中案》（1904）、《佛國寶》（1916）。其中“佛國寶”和今天通行的小說譯名差距最大，這個譯名其實指的是小說中的案件，最早可以追溯至當年英國在印度的殖民活動，而這里的“佛國”正是印度，這篇小說的譯者也正是后來的五四運動干將劉半農。

這里最有意思的是關于《巴斯克維爾獵犬》（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的翻譯，其中“hound”（獵犬）這個詞讓當時的譯者們頗傷腦筋，根據小說中的內容來理解，hound更接近于一種恐怖的狗，而當時在中文語境中提到獵犬或獵狗，人們更多會想到中國古代皇族權貴在圍場狩獵時所使用的獵狗。譯者們無法將小說里的“hound”和中國古代的“獵犬”聯系在一起，于是他們將這篇小說翻譯作《降妖記》（1905年）、《怪獒案》（1905年）、《獒祟》（1916年）等，顯然是將“獵犬”理解為某種傳說中的“妖怪”或者“藏獒”一類的兇猛大型犬種。

現在我們都知道，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探案》是全世界最流行的偵探小說，但偵探小說這種小說類型的發明者其實是愛倫·坡，他于1841年5月在《格雷姆雜志》上發表了世界公認的第一篇偵探小說《莫格街兇殺案》。當時中國的翻譯者們對于愛倫·坡偵探小說的翻譯熱情雖然沒有福爾摩斯那么高漲，但愛倫·坡的幾篇偵探小說開創之作也都被先后引進國內。比如1918年1月中華書局出版的《杜賓偵探案》，就收錄了愛倫·坡創作的四篇偵探小說，分別是：《母女慘斃》（今譯《莫格街謀殺案》）、《黑少年》（今譯《瑪麗·羅杰疑案》）、《法官情簡》（今譯《失竊的信》）、《髑髏蟲》（今譯《金甲蟲》）。這本書1932年9月已經印到七版，可見還是比較暢銷且長銷的。而更早在1905年，《女子世界》雜志就已經刊登過愛倫·坡《金甲蟲》的翻譯，當時的譯名叫《玉蟲緣》，譯者署名“碧羅女士”。而這位“碧羅女士”其實并不是一位女士，而是赫赫有名的周作人。

最后讓我們再次回到中國第一篇偵探小說的譯者張坤德，他在翻譯了《英包探勘盜密約案》之后，又連續翻譯了《記傴者復仇事》（The Crooked Man，今譯《駝背人》）、《繼父誑女破案》和《呵爾唔斯緝案被戕》（The Final Problem，今譯《最后一案》）三篇“福爾摩斯探案”小說，將偵探小說正式引進中國。但有趣的是，張坤德其實并不是一名專業的文學翻譯，他在1895年中日簽訂《馬關條約》時曾擔任中方文件草約的翻譯工作，后來則投身律師館，成為了一名專業的法務翻譯。而其翻譯偵探小說，更多是出于一種機緣巧合。甚至當時發表這篇偵探小說翻譯的《時務報》，也并非一份文學刊物，而是由黃遵憲、汪康年、梁啟超等“維新派”人士創辦的政論機關報。而在一份政論性刊物上，經由一位法務方面的譯者翻譯引進了第一篇偵探小說，其中或許也有著某種偶然性之中的必然。也就是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其實并不是將偵探小說作為純粹消閑的文學讀物來看待，而是認為其具有普及現代法制、革新辦案手段、傳播西方文明的時代價值。曾經翻譯過《佛國寶》的劉半農就曾熱情謳歌“彼柯南·道爾抱啟發民智之宏愿，欲使偵探界上大放光明”，后來的“中國偵探小說之父”程小青也稱“偵探小說是一種化裝的科學教科書”。當然，這其實也都是一種對偵探小說的“誤讀”，是偵探小說自身所不能承受的時代責任之重。但就是在這份偶然與必然、誤讀與了解、大眾讀者趣味與知識分子期待的相互交織與角力的過程中，偵探小說第一次進入了中國讀者的視野，并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間，產生了大量的作家作品。中國人與偵探小說之間的精彩故事，從此正式拉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