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了37歲的醫生

在《日瓦戈醫生》電影里，火車咆哮著行駛在一望無際的冰原，當它穿過漆黑的、長長的烏拉爾山隧道，一部史詩天然地將分為兩部分，前者以莫斯科為中心，后者以虛構的瓦雷金諾為中心。

“人們用非人的力量抓住正在從手中掙脫的生活。”十月革命發生三個冬天之后，日瓦戈醫生攜全家逃離莫斯科，來到冬妮婭的祖居地瓦雷金諾避難，卻在尤里亞金市立圖書館與拉拉不期而遇。他在兩人之間舉棋不定之時正是萬劫不復之始，歸家途中被森林游擊隊綁架做了隨軍的軍醫。隨后一年里發生的動蕩將日瓦戈作為醫生的死亡和作為詩人的復活推至故事巔峰。

他目睹了他家支持的舊政府殘余勢力的暴虐，森林游擊隊內部的混亂分歧、盲目、病態和互相殘殺，戰爭對年輕生命的殘酷收割。逃出游擊隊的綁架后，冬妮婭就像北極星，拉拉就像冰雪覆蓋下的花楸果，引導他從酷寒地獄和崩潰邊緣回歸人間。

此前，他曾罹患傷寒昏迷兩個月，詩句對他窮追不舍：我愿碰觸，我應清醒。殘酷的經歷在應證這一承諾。他在某個時刻也曾懷疑：革命發生當晚，他在莫斯科街頭手捧油印小報得知消息所產生的基于理解的激賞，是否就是個人殘酷命運的開端。

這時，妻子帶著新生兒不得已先行回莫斯科，隨后遠走海外，只有拉拉收留了他。二人重返瓦雷金諾。這里成了精神和身體合一的天堂，真正的世外桃源，但也注定是短暫的。不管怎樣，他終于擁有了一張大寫字桌，難得地在一場場戰爭-革命-戰爭的不斷輪回跌宕之中峰回路轉，得到片刻安寧的眷顧，又開始寫詩。

我還真去衛星地圖搜尋這個地球上的瓦雷金諾，有學者就瓦雷金諾所屬的尤里亞金這個城市是彼爾姆還是卡馬河邊畔的其他城市寫過論文，瓦雷金諾作為虛構之地一定是以卡馬河流域作為參考樣本。

書中出現的通采娃四姊妹還能跟契訶夫扯上關系，算是對他的《三姊妹》致敬，別忘了契訶夫也是醫生。“時代變了，姑娘們也變了。”無所不能的通采娃妹妹，一會兒變身鐵路扳道工，一會兒變身裁縫，一會兒變身理發師，完全根據社會需要，頗具超現實感——誰說日瓦戈醫生所經歷的這短短37年的生命不是人類一場超現實的混亂荒誕譫妄之夢呢，誰說帕斯捷爾納克這張“阿拉伯馬臉”只有哈姆雷特式的憂郁懷疑，不會哈哈大笑，不會談笑風生，不會諷刺與幽默呢。單單是讀一下在美國《巴黎評論》上發表的他在去世前不久接受俄羅斯僑民后代奧莉嘉·卡里斯萊的采訪中所展現出來的那種樸素勞作之風，就足以令人驚嘆。

書中用了“瓦雷金諾“和“重返瓦雷金諾”兩章來寫土地勞作，家庭生活的靜謐美好，生死離別的瘋狂。冬妮婭代表的是秩序，而拉拉則是本能。當日瓦戈醫生在這兩者之間搖擺不定之時，兩者都棄他而去。冬妮婭帶著孩子流亡法國，終身不得相聚；拉拉被科馬羅夫斯基半劫持半哄騙流落到了遠東，輾轉回到莫斯科又遭到秘密逮捕，悄無聲息地死在了北方數不盡的集中營。拉拉和日瓦戈的孩子塔妮婭經歷了恐怖，被紅軍救起，“和其他孤兒一起走遍半個俄國和半個外國，什么地方都到過”，還參加了衛國戰爭。

戰爭一舉挑開了社會的膿瘡，前所未有地把新鮮的空氣帶進來，這種看似致命的喘息方式一再上演，多么似曾相識。回到莫斯科后的日瓦戈醫生不得已與原來仆役的女兒馬林娜糊里糊涂地生活在了一起，再一次，長著吉爾吉斯斯坦人細長黑眼睛、穿鹿皮襖的同父異母兄弟幫助他，使他有機會繼續詩歌創作。這位秘密警察，高級將領，神秘人物，的確可以在預言層面浮想聯翩。不能行醫也不能寫作的日瓦戈像當年曾盛極一時又在父親手里迅速沒落的日瓦戈商號一樣破敗殘朽，什么都不是，好像陷入了昆蟲的假死狀態。每一次，依靠戰爭來清洗人性的惡之花，就像用新生命的降生之力在抵御人類精神普遍的下落速度。

列夫·托爾斯泰（1828.9.9 -1910.11.20）與鮑里斯·列昂尼德·帕斯捷爾納克（1890.2.10-1960.5.30）的父親有往來，兩家算是世交。在帕斯捷爾納克的記憶中尚且留存著孩童夢游時見到的家庭宴會景象：身著晚禮服露著白皙香肩的女人們就像命名日花籃里探出頭來的花朵般綻放，燭火的光圈如閃動的睫毛，以及白髯翁托爾斯泰。這些發生在1894年11月23日的夜里。

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就像托爾斯泰的最終出走、沒有抵達終點，反而令無名小火車站瞬間聞名于世。任憑夫人索菲婭怎樣哭泣都沒有用，即使她窮極一生來成就他，他卻要依靠自己來完成自己，他拒絕見她。

日瓦戈醫生也在這種生活的疲憊奔走中，男女婚姻愛情之中迷失，心臟病突發猝死街頭。他沒能見到冬妮婭也沒能見到拉拉，反而是拉拉神奇地出現在他的葬禮上，見證他的最后一程。

葬禮之地恰好曾是安季波夫的租屋，當年，他在這里向拉拉求婚——一個出于迷戀，一個出于理智——日瓦戈和冬妮婭恰好乘坐雪橇經過，因為被老人家指定了婚禮，一直視對方為親人的倆年輕人都有點兒尷尬。結滿冰霜的窗玻璃上顯現出被燭火溫暖融化的圈，就好像一束眼光投下來——那多像是新世紀之眼。而今，我們誰不是活在這只單眼的尋求、窺視甚至控制之下，每個人，無一例外，甚至樂此不疲。男男女女互不知情的命運軌跡，正被萬能視角的光圈窺探，如此具象，這是帕斯捷爾納克作為詩人的預言。

小說是現實的預演，在帕斯捷爾納克的葬禮上，出現在他家大別墅里的情人伊文斯卡婭，拉拉的原型，見證了他頗為喧囂的葬禮。她說：“是的，一切都成真了，最糟糕的一切。一切都按照這部不祥的小說所寫的進行。他真的在我們的生活中扮演了一個悲劇性的角色，把一切都吸入自身之內。”猶如抹大拉的瑪利亞和另一位瑪利亞一同見證基督極度痛苦的死亡與奇跡般復活。由于有了小說的預演，或者說預言，伊文斯卡婭也體驗到某種穿透時間的奇跡。

醫生繼續在電影里活下去

電影導演大衛·林恩（David Lean 1908-1991）一直以改編和拍攝文學作品為好，他的作品部部經典，《遠大前程》、《霧都孤兒》、《桂河大橋》、《阿拉伯的勞倫斯》等，那部根據福斯特（E.M.Forster 1879-1970）小說改編的《印度之行》（1984）令人過目難忘。據說，他是拍火車的高手，而火車的隱喻是劃時代的。別忘了老托爾斯泰對貴族女子安娜·卡列尼娜的創造，火車成為她和情人沃倫斯基初見、定情以及糾纏的舞臺，更是對她的神秘無情裁決。再想想老托爾斯泰的最終出走吧。火車重塑了多少世人的命運軌跡。

當火車在北印度的山間呼嘯，一側是懸崖峭壁，興奮的印度醫生阿齊茲掛在車廂外，還在熱情似火地沉醉于鮮活的友誼，卻不知道英國女人阿德拉小姐的精神洞穴危機即將把他吞噬，而他終身都不會原諒她。也許他原諒了？年老的他避免相見，沒必要了，多此一舉，不存在原諒也就是所求原諒的落空。誰最需要原諒？

這部上世紀六十年代上映的電影《日瓦戈醫生》（1965）也不免加入了他帶著經典文學熏陶和熱愛之下的創作仁慈。盡管，眾所周知的兩個超級大國，好像東、西羅馬非要你死我活，莫斯科的場景是在西班牙北部找的景兒，烏拉爾山區是在加拿大找的景兒，總之光線肯定是不對啦，冬妮婭的扮演者就是查理卓別林的女兒杰拉丁·卓別林，這位偉大的喜劇演員，他的女兒長得可一點兒也不俄羅斯，拉拉按其來歷，應是比利時工程師和法國女人結合的后裔，金發碧眼的朱莉·克里斯蒂相當出戲，至于日瓦戈，奧馬爾·沙里夫反而像是在帕斯捷爾納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身處困境時為他說話的印度總理尼赫魯，日瓦戈長得就像個印度后裔，當然這都是后話，不苛刻地說，日瓦戈的形象還行——這些都不妨礙我們20世紀九十年代在師大圖書館的錄像廳里盯著小屏幕看得蕩氣回腸。

瑕不掩瑜，大衛·林恩盡力了。其一，他憑空強調了一把琴，這大約是對帕斯捷爾納克作為詩人，以及作品中帶著史詩旋律的致敬。一把巴拉萊卡琴作為俄羅斯貴族精神的外顯，作為母親的遺物，童年喪母的小尤拉直至成為日瓦戈醫生都一直隨身攜帶，冬妮婭知道這對丈夫意味著什么，攜至瓦雷金諾，最后，這把琴，他塞給了拉拉，代替他本人陪她避禍遠走他鄉。他和拉拉的女兒在電影中也特意被強調，她無意間已是一位民間音樂家，隨身攜帶著一把巴拉萊卡琴。音樂是波動，是風，不受阻隔，長久不息，這是精神符號視覺化處理的典范。

其二，日瓦戈醫生的猝死在小說中只是猝死，一戰當中，他曾在西線戰地醫院工作，滯留在小城梅留澤耶沃的家庭教師弗列里小姐，見證過日瓦戈和拉拉的初次正式見面（前兩次，上中學和上大學的尤拉在暗處，拉拉在明處，拉拉并不知道他認得她，并稱她為“來自另一個世界的女孩”），這位來自瑞士的弗列里小姐，又在莫斯科街頭的電車外一閃而過，但與日瓦戈并沒有再次交集；電影中卻處理成了與拉拉相似的婦女，或者就是拉拉本人在車外走過，激動的日瓦戈想要下車去追趕對方，這造成了他猝死的一個因。這樣的神秘化處理給日瓦戈之死帶去幻想中的慰藉，也為拉拉出現在葬禮上做了鋪墊。拉拉就這樣從莫斯科消失了，冬妮婭就這樣從俄羅斯消失了，孩子們，作為見證和經歷了殘酷戰爭的新一代人還會繼續，只是他們的苦樂悲歡將由他們的同代人書寫與唱誦了。

給予世界的和平祈愿

如果曾經經歷過蘇聯這個巨人轟然倒地土崩瓦解的一刻，內心會留下的長久的愕然，就像一顆外太空而來的彗星劃落，自帶長長的彗尾，它的塵囂彌漫上世紀九十年代，這是繁花盛開所無法遮蔽的，乃至今天的戰事也有往日因果。一場幻滅，一次蛻皮。只記得高考地理或歷史老師倉促給下許多斯坦國的名字要去重新記和背，不勝苦惱。

三十年之后的同一天，我曾在無意中看到報紙上轉載的一段俄媒對它的評價，感覺還是蠻中肯的。清洗和高壓，僵化與顛覆，沉默與吶喊，反抗與馴順，出走與死守，何去何從，內外感受不盡相同，平民百姓究竟是烏合之眾還是在合力掌控命運的趨向。對于個人而言，不懈地追問，向好趨善的愿望為什么最終匯集成如脫韁野馬而覆水難收的時代濁流，是不無裨益的有意思的命題。

在小說開頭的杜布良卡莊園之內，就有關于現代化問題的討論。“首先是愛他人，這是生命活力的最高形式。這種活力充滿人心，要求釋放，慷慨給予，所以這是構成現代人的主要成分，沒有個人自由和為理想而獻身的精神便不成其為現代人。”現代化的內核，但它的顯現和落地方式百態叢生。帕斯捷爾納克不想講玄學，他想用手術刀式的語言精確和磅礴想象力來解剖和映射時代和人心。

在這條路上，老托爾斯泰沒有抵達終點，日瓦戈醫生沒有，帕斯捷爾納克去世三十一年后，這個他試圖全心全意去愛和生活的龐然大物解體，至少，以《日瓦戈醫生》這部小說，帕斯捷爾納克記錄下了這一切是如何不可思議地公然地發生著，發生了，個人在一條洪流中如何如沙粒般不足道卻有所道，有所守。逆來順受，安然度日，倉皇鼠竄，地獄煎熬，全都挺過來了，也全都交出去了，至少，他非常準確地預言了今天的人們普遍的命運：一個無名時代的來臨。

“當我寫作《日瓦戈醫生》時，我時刻感受到自己在同時代人面前負有一筆巨債。寫這部小說是償還債務的試圖。當我慢慢寫作時，還債的感覺一直充滿我的心房。……無論是過去的歲月，無論是我們的父輩或祖輩，都一去不復返了，但在未來的繁榮之中我預見到了他們的價值的復蘇。我試圖把他們描繪出來。”此次采訪刊登在1960年的美國《巴黎評論》上時，帕斯捷爾納克本人沒趕上讀。

兩個時代的區別是什么呢？書中說：“希臘就這樣變成羅馬，俄國啟蒙就這樣變成俄國革命。……而現在，所有象征性的意義都變成字面上的意義了……”

他也反對從神學角度來看待這部小說，“任何東西都超不過我對世界的看法，一個人應當不斷地生活、不斷地寫作，運用生活為他提供的新而又新的儲備。不惜任何代價忠于一種觀點這種思想已經使我感到疲憊。”

講述哈姆雷特生平的是他的好友霍拉旭，同樣日瓦戈醫生的兩個朋友承擔了這份祝愿：“想到這座神圣的城市和整個地球，想到沒有活到今晚的這個故事的參加者們和他們的孩子們，他們心中便充滿幸福而溫柔的平靜，而這種平靜正把幸福無聲的音符傳播向周圍。而他們手中這本書仿佛知道這一切，支持并肯定他們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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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鮑里斯·列昂尼德·帕斯捷爾納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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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捷爾納克在二戰結束之后開始寫作《日瓦戈醫生》。差不多同時，1946年，他在文學雜志《新世界》編輯部認識了編輯奧莉嘉·伊文斯卡婭（1912-1995）。兩個人很快相愛。他自此維持著大別墅和小胡同+小別墅的雙重生活。

小說中拉拉被稱為“來自另外一個世界的女孩”，伊文斯卡婭的才能和性情方面都是獨特的，她對詩歌的熱愛和對帕斯捷爾納克的支持都有點兒傳統宗教式的，在當時和當下，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理解這件事。而她的包容力，人際交往和人生閱歷，天然地為拉拉這個人物提供了生命力。

當權者不能動大人物默許樹立的標桿，就拿他身邊的人敲打他。為此，伊文斯卡婭在監獄勞改營里待了四年，從事極其繁重的體力勞動，所懷他們的孩子流產。艱苦的生活沒有磨滅她的美貌和信心，出獄后，兩人仍舊在一起，直至帕斯捷爾納克患癌癥死去。如果一本書是活的生命體，她的愛和陪伴是這部小說誕生的源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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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以日瓦戈醫生的視角，講述一位精英知識分子在俄蘇半個世紀的命運跌宕。19-20世紀轉換開始，日俄戰爭導致1905年彼得堡革命，一戰，十月革命，內戰，新經濟政策，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清洗和壓抑，二戰，戛然而止于戰后1949年左右。從很多方面都可以看出帕斯捷爾納克的個人寫作在思想高度上力圖追隨列夫·托爾斯泰，而在主題、技法和語言上都更加純粹，詩意，更加現代，甚至在里面可以讀出納博科夫的影子。他的教養和品位使他在俄蘇文學時期成為一個帶有歐洲古典人文傾向的特別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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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捷爾納克出生于莫斯科藝術氛圍濃厚的猶太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畫家，也是藝術學院的教授，母親是一位鋼琴家，他們來自敖德薩，但并沒有強調自己猶太人屬性，認為那是狹隘的。“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似乎是他的人生寫照。在《人與事》這本自傳中，他與詩人里爾克只有一面之緣，但卻暗自認其為師，此后以詩歌創作為業，似乎這條暗線在起作用。

帕斯捷爾納克也是一位不斷轉換興趣和人生方向的自在者。盡管從小師從斯克里亞賓學習鋼琴演奏和作曲，當他發現自己沒有絕對音準的時候就放棄了。很可能發現在音樂這件事情上需要極高的天賦和現場表現力，作為一個內心孤獨的少年還沒有確定自己的使命。他在莫斯科大學讀了法律，又轉哲學，1912年前往德國馬爾堡攻讀哲學，還接受了一場懵懵懂懂的戀愛失敗的沖擊。很快，他放棄哲學回到了俄羅斯，投入詩歌創作，與高爾基、馬雅可夫斯基、茨維塔耶娃、阿赫馬托娃等人都有交往。內戰結束后，涌現許多文學派別，而他并不參與其中。上世紀三十年代他并不拉幫結派卻也并不固步自封，真誠，耿直，奇跡般地存在，并默默地幫助了很多人。戰后他在圖書館工作，精通英、德、法語的他翻譯莎士比亞和歌德的作品。音樂、哲學、詩歌，似乎都是這部小說的前行準備。十年之后，1956年，帕斯捷爾納克完成《日瓦戈醫生》，但遭到退稿和譴責，拒絕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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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0月23日，瑞典文學院把1958年度諾貝爾文學獎授予帕斯捷爾納克，表彰他在“當代抒情詩和偉大的俄羅斯敘述文學領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只字未提《日瓦戈醫生》。帕斯捷爾納克立即回電：“無比感激、激動、光榮、惶恐、羞愧。”他堅持“任何力量也無法迫使我拒絕別人給予我的——一個生活在俄羅斯的當代作家的，即蘇聯作家的榮譽。”（見 藍英年《日瓦戈醫生》繁體字版譯后記）

是誰在1957年將《日瓦戈醫生》的手稿交給了意大利出版商？根據伊文斯卡婭在《和帕斯捷爾納克在一起的歲月》一書，帕斯捷爾納克本人親手交了出去。他認定，必須要出版。雖然伊文斯卡婭承擔了這件事的責任，并且在她的勸說下，帕斯捷爾納克發表聲明，拒絕領獎。但他仍然承受了人身威脅、驅逐出境等巨大壓力。他去世后不久，伊文斯卡婭和女兒伊琳娜被非公開審判，判八年和三年，投入勞改營，直到1988年平反。同年，《新世界》終于首次發表了《日瓦戈醫生》。

小說有帕斯捷爾納克的自傳成分，語言簡潔，精準記錄，又極富象征，繼承俄羅斯傳統文學一脈，使得那個逝去的年代并未隨風而逝，變成一個人的史詩，人們共同分享的精神寶藏。

參考書目：

1、《日瓦戈醫生》著：（俄蘇）鮑·帕斯捷爾納克 譯：藍英年 谷羽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2、《和帕斯捷爾納克在一起的歲月》著：（俄）奧莉嘉·伊文斯卡婭 伊琳娜·葉梅利亞諾娃 譯：李莎 黃柱宇 唐伯訥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3、《人與事》著：（俄蘇）鮑·帕斯捷爾納克 譯：烏蘭汗 桴鳴 三聯文化書店

4、《帕斯捷爾納克傳》著：（俄）德·貝科夫 譯：王嘎 人民文學出版社

5、《尤里亞金和瓦雷金諾，兩城原型和名稱之謎》著：（美）亞·斯特洛卡諾夫葉·斯特羅卡諾娃 譯：米慧（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