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清晨的陽光照亮房間的時候，《光明日報》會準時出現在我的書桌上，送上新一天的晨安問候，帶來五湖四海的消息。作為讀者，我們熱愛且親近，我們互為知心朋友。轉眼間，光明日報迎來她的75歲生日，首先送上我最誠摯、最美好的祝福，祝愿這位以報道光明為己任的老朋友、為讀者帶來愛和溫暖的持花使者，有著無比燦爛和光明的前景，就像春天的玉蘭花一樣在枝頭怒放。

記者整理了我在《光明日報》上發的文章，盡管用的是五號字體，但打印出來，仍是厚厚的一摞，像一本含蘊悠久歷史的大部頭專著。我看后很感慨，也很感動，事實上我與光明日報的友誼也像一本大書那樣深厚。回想起來，我在《光明日報》上發的第一篇作品是首詩，它發表在1959年1月25日的《東風》副刊上，那時我還在北京大學讀書。由于時間久遠，當時是怎樣的機緣投了這首詩，記不太清楚了。但是，發表后的心情，至今依稀能感受到。

我對《光明日報》一直有著深深的憧憬和向往，在報紙創刊的時候，我還在遙遠的南方。作為當時的知識青年，通過這份報紙，我學到了許多知識。文學副刊，那是必讀的，歷史、考古、經濟、哲學等版面，都是一扇扇向我打開新知的窗口。到了北大，有同學率先在《光明日報》上發表研究文章，我更是羨慕得不得了。后來我也發表了習作，從讀者變為作者，那是何其的榮耀和有幸。

作為從報刊時代走過來的作者，我對報紙有著天然的親近之感。光明日報毫無疑問是密友，有著濃得化不開的情分。當我有想法要表達的時候，有詩情要抒發的時候，有優秀詩作要推介的時候，我首先就會想到《光明日報》。我記得在21世紀剛剛到來的時候，《光明日報》發了我的一篇小文《迎接新世紀祝辭》，那是我寫于新世紀前夕的一篇隨感。站在世紀之交，我一直感慨，我最鐘愛的文學是怎樣走過了這一百年的歷程。在這一百年間的文學園地里，有無數辛勤勞作的人，有的已經離去，有的最終也將離去。優美的心靈化成了文字，成為歷史的見證。其間，幾代人憧憬，幾代人抗爭，幾代人耕耘，幾代人收獲……有感而發，揮筆寫就，然后通過老朋友光明日報表達著我的思考和感動、祈福和愿景。

2022年初的一場意外摔倒讓我在病房躺了數天，并做了換骨手術。我當時已經90歲，痛苦程度可想而知，康復訓練也是十分漫長。從嚴冬到初夏，外面的草變綠，花盛開，這幾乎與我無關。我謝絕了一切社交活動，包括想我、念我、愛我的親友的訪問。但是我沒有放棄寫作，先后寫了《換骨記》《學步記》《登樓記》等篇什，發表在《光明日報》文學副刊和報社旗下的《中華讀書報》上。在我遭受病痛折磨的時候，我首先想到向光明日報這位老朋友聊聊天、訴訴苦，傾訴與病痛抗爭的幾多感慨和無奈。

與光明日報交往幾十年，令我深受感動的還有那些編輯們。無論是多年聯系、早已奉為知己的老編輯，還是處在青春年華、接觸不久的新編輯，他們都是那樣的專業敏銳、那樣的細致周到、那樣的古道熱腸，常常給我如清風拂面般的溫暖和感動。

對于報紙和我，我們都不會忘記我的一篇小文發表的前前后后。20世紀80年代，當代詩歌討論會在南寧舉行，會議圍繞新詩潮的崛起展開了激烈的論爭。臨散會，光明日報資深編輯黎丁向我約稿。散會后回到北京，我寫成了文章《在新的崛起面前》，主張對朦朧詩要聽聽、看看、想想，對其要適當地容忍。此文于1980年5月7日見報，被放在了版面最上方、最醒目的位置。文章發表后，文壇掀起了持久的論爭，此后給新時期的文學、藝術以及詩歌帶來的正面的、積極的，可能也算是深遠的影響。對于我本人而言，在不同的場合，多次向這份代表真理和正義的報紙致敬，向已經遠行的黎丁先生致敬。

我還記得，在我的母校福州三一學校，現在的福州外國語學校100周年校慶的時候，我懷著對母校的感恩和敬意寫了一篇小文，本來是要在校慶當天刊發，但是由于版面的調整，文章沒有被發出來。一般來說，稿子沒發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是編輯后來又主動找到我，提出要重新刊發，我深受觸動。這就是有心的編輯，他們會為作者分憂解難，時刻想著作者的辛勤勞作。

這些年，光明日報一直在關注我的學術研究，每次有重大成果發布的時候，光明日報的記者編輯總會準時出現在現場，帶來老朋友的祝賀和問候。2023年8月，《光明日報》又在頭版頭條《人民需要這樣的文藝家》欄目，刊登了記者對我的訪談報道，很多親友看到后第一時間給我發了信息。我感到非常喜悅，但又略感慚愧。這是老朋友對我的惦念，也是對我的鼓勵。我的季節已屆深秋，然而我依然會尋找我心中的花朝月夕，依然會為中國詩歌發展盡綿薄之力。

回望來路，不禁唏噓。光明日報，總是帶給我們以希望和信心。不論是在風清月朗的靜好年歲，還是在風浪迭起的艱難時刻，75年風風雨雨，她時刻守護在我們身邊，以堅韌的信念始終鼓舞著我們。記者請我給光明日報寫句寄語，我提筆寫道：“光明在我們心中。”

（謝冕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本報記者劉江偉、姜奕名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