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劉徹將漢代發展推向了頂峰，實現了“大一統”王朝的鼎盛局面。也正是因為漢武帝“有亡秦之失”，引發了一系列嚴重的政治危機。漢武帝晚年極盡奢侈，縱情享樂，造成種種社會積弊，并留給了尚且年幼的少子弗陵和霍光、桑弘羊等一眾輔政大臣。霍光是霍去病同父異母的弟弟，作為深得漢武帝信任的近臣，主政內朝，他堅定擁護輪臺詔令，希望轉向寬緩施政，與民休息。御史大夫桑弘羊作為外朝領袖手握財經大權，主張繼續施行戰時政策。內朝與外朝政治立場相異，暗流涌動，雙方關注的焦點匯聚于影響力最大的鹽鐵之策。

自古以來，鹽與鐵都是人們社會生活的必需之物，相關政策也是維持國家和諧穩定的重要因素。漢武帝為討伐匈奴籌措軍費，采用系統的鹽鐵官營制度，這一舉措為國家帶來了巨額的財稅收入，但對當時的小農經濟卻造成較嚴重影響。公元前82年，霍光在諫大夫杜延年的建議下，憑借漢昭帝名義，以“問以民所疾苦”為由令郡國舉薦民間賢良文學，次年來長安參與議政，進行以鹽鐵政策為中心的辯論，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鹽鐵會議”。數年后，漢宣帝時期廬江太守丞桓寬根據鹽鐵會議記錄整理議文成書，名曰《鹽鐵論》。桓寬雖以“鹽鐵”命名其書，但“鹽鐵會議”中賢良文學和政府官員的交鋒并不局限于經濟政策，圍繞鹽鐵專賣，與會各方對漢武帝時期政治、倫理、經濟、社會、法律、軍事等各方面政策展開朝野論戰。《鹽鐵論》涉獵范圍廣泛，涵蓋內容包羅萬象，論辯者在唇槍舌劍中各抒己見，展現了各自的政治策略與治國理念，是西漢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著作。

想要了解《鹽鐵論》所記錄的思想爭鳴與論辯價值，需要回溯“鹽鐵會議”的始終。“鹽鐵會議”從2月開始至7月結束，耗時5個月，共計60余人參與，其規模之大、時間之久、參與人數之多，自漢初以來是前所未有的。參與“鹽鐵會議”的賢良指品德高尚的有識之士，賢良主要從三輔、太常選拔而來；文學則是專門研究儒家經典之人，更貼近民間。二者都是漢代察舉制度選拔人才的主要構成，均屬于儒生的范圍。賢良文學代表儒家的政治立場，為社會平民代言述說，他們力主“罷鹽、鐵、酒榷、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批判桑弘羊等推行的措施，尤其反對鹽鐵專賣。漢武帝之前，從鹽與鐵中獲利的多為富商大賈，史記中記載“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商人積聚財富以至于影響中央的經濟命脈。鹽鐵專營政策自公元前117年逐步開始推行，十余年后，桑弘羊主政，他進一步推進朝廷對國家財政的控制力度，將鹽鐵從生產到銷售各個環節完全掌控于國家手中，不僅解決了戰爭引發的財政危機，也起到了抑制兼并、削弱豪強的作用。桑弘羊出生于商賈之家，成長在商業發達的大都市洛陽，進宮為侍中，他一直盡心竭力進行經濟改革，除推行鹽鐵官營外還大力推廣“均輸”制度，建立“平準”機構，力圖實現中央財政權的集中。在這場始于鹽鐵政策的論辯中，桑弘羊是官方一派的主力發言人，就發言次數來看可謂以一敵眾，舌戰群儒。據相關研究統計，在鹽鐵會議中，文學發言共123次，賢良共26次，而桑弘羊則發言113次，其他官方代表僅發言10余次。兩派之外，鹽鐵會議促成者霍光的角色同樣不能忽視。

桓寬編纂的《鹽鐵論》采用雙方對話、反復論辯的形式記載整理了鹽鐵會議的全部，共60篇，按照篇目主題分類，會議主要討論經濟、政治、思想意識和軍事四個方面。鹽鐵政策雖是爭議的發源，但就《鹽鐵論》的記錄來看，經濟問題并未占較多篇幅，雙方多用思想意識性質的語言說理，引經據典，側重經濟倫理等原則性內容，呈現了不同政治利益之間的對抗。雙方辯論的核心主題是“義利之辨”，即道義和利益的優先性問題。在經濟問題上，賢良文學反對鹽鐵官營，述說百姓疾苦，責難豪強官僚的吏治腐敗，由此引申出儒家為政以德的政治原則與思想主張。他們主張“重義輕利”的義利觀，將民利與國利區分，引用董仲舒“不與民爭利”的經濟政策，呼吁國家讓利于民。

桑弘羊等人的反駁著眼于現實政治需要，堅持“務權利”的原則，即肯定國家之利的正當性。在他們看來賢良文學的理論華而不實，無法處理國家的實際問題。執政者關注國家之利，政府追尋利益是實行仁義的基礎，治國理政須有強大的物質支撐，因此國家富強必然要集中財政資源。在政治問題上，義與利之爭講出了“德治”與“法治”的一些分歧。

在會議中，賢良文學經常采用“先王”“古者”等言語以批判當下朝政的弊害，向往堯舜仁政，反對嚴刑峻法，有著明顯的復古傾向。他們指出與民爭利會造成貪鄙的社會風氣，強調國家以義為本，崇尚道德教化，才能規范和諧的社會秩序。此外，與匈奴頻繁的征戰也違背仁義之道，采取厚幣和親施以仁義應對匈奴入侵是消除邊境隱患的根本策略。

面對儒生們“崇儒復古”的理想主義，桑弘羊等人持以堅決的反擊，提倡變革以滿足國家需要，“禮義”無法適應時代變遷，需通過制定嚴密的法律以控制社會，實行教化。國家應重視刑罰與法令的功效，苛刻殘酷的法令能讓民眾保持畏懼之心不敢犯罪，方能禁奸治亂。邊境政策上，桑弘羊一方堅持霸權政治，點明懷柔之策無法徹底解決匈奴問題，發動戰爭繼續漢武帝的征伐功業才是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

這場激烈的論辯最終以桑弘羊的有限讓步結束，但從后續來看，即使進入霍光掌權時期，國家的總體施政并未發生較大變動。鹽鐵專賣等漢武帝時期的政策一概保留，僅將酒類專賣改為征稅并罷免部分鐵官。

鹽鐵會議后，儒生們所提期望沒有實現，但賢良文學卻因此提高了政治地位，儒生獲得更大的話語權，開始進入國家政治權力的中心。鹽鐵會議加深了儒學與政治的融合，反映出了儒學在漢代新的發展趨勢：儒家的價值觀念從思想一步一步影響制度和法律的制定，逐步占據國家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鹽鐵會議提供了難得的宏觀與微觀視角，描繪出不同經濟管理觀念的交鋒。

桓寬雖并未親身參與這場辯論，但他通過考證收集，憑借自身學術素養在原始議文上增廣推衍，最終編纂成《鹽鐵論》一書。桓寬的記錄帶有顯著的價值傾向，他將自己的態度融入文本之中，表現出對桑弘羊等官方一派的貶抑和對賢良文學的贊揚。即便有著這樣的傾向性，但不影響《鹽鐵論》對經濟議題的思想爭辯成為研究漢代經濟與政治思想的重要歷史文獻，更是對西漢經濟社會發展的全方位剖析，其語言典雅、修辭華麗，在文學領域也有獨特的價值。

近代以來，《鹽鐵論》的外文譯本流傳廣泛，在國際上產生深遠影響。德國經濟學家波特倫·謝弗德教授是研究《鹽鐵論》的專家，提出《鹽鐵論》和亞里士多德的《經濟學》是人們對于經濟問題早期認知的典范，對后世影響深遠。他還在北大經濟學院做主題講座“《鹽鐵論》：經濟思想史中的經典著作”。加州大學漢學家李安敦認為，作為從公元前一世紀保存下來的最重要的古典文著之一，《鹽鐵論》“提供了極為難得和不可或缺的漢代政治經濟掠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