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必由之路。這是我們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得出的規律性認識。”“歷史正反兩方面的經驗表明，‘兩個結合’是我們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寶。”而且，習近平總書記特別指出，“‘第二個結合’，是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是對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由此，“兩個結合”與“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緊密聯系起來。為什么說“兩個結合”深刻把握了“中華文明發展規律”呢？這二者之間究竟有著怎樣的邏輯關聯？深刻、準確地理解個中奧秘，才能明白“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為什么需要“兩個結合”，以及“兩個結合”之于創造人類文明形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極端重要性。

中國共產黨向來非常重視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但有相當長一段時間，不乏有國人對于中華傳統文化是持保留態度甚至是否定態度的。在當今時代，為什么要提出把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呢？這種主張背后的深層動因或理據是什么？是馬克思主義需要借助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中國“深扎根、廣發展”，還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需要借助馬克思主義在新時代全面復興？抑或是中華文明的發展規律使然？這個問題比較復雜，但有一點是確定的，即客觀規律確實在其中發揮了作用。早在1933年，陳寅恪先生就意識到中華文明發展的某種規律，并主張“外來之思想”與“中國固有之傳統”相融合。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中，陳寅恪先生在大致回顧了中國思想的演變歷程之后指出：“釋迦之教義，無父無君，與吾國傳統之學說，存在之制度，無一不相沖突。輸入之后，若久不變易，則決難保持。是以佛教學說，能于吾國思想史上，發生重大久長之影響者，皆經國人吸收改造之過程。其忠實輸入不改本來面目者，若玄奘唯識之學，雖震動一時之人心，而卒歸于消沈歇絕。近雖有人焉，欲燃其死灰，疑終不能復振。其故匪他，以性質與環境互相方圓鑿枘，勢不得不然也。六朝以后之道教，包羅至廣，演變至繁，不似儒教之偏重政治社會制度，故思想上尤易融貫吸收。凡新儒家之學說，似無不有道教，或與道教有關之佛教為之先導。……竊疑中國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其結局當亦等于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于歇絕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也。”在這里，陳寅恪以正反兩個方面的事實證明，要想“于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就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另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將外來思想本土化，這樣才能相反相成，對本民族之精神事業作出貢獻。高才絕學如玄奘者，他一味追求釋迦原義，希望以“唯識宗”改造中國，但其學終究歸于“消沈歇絕”；而慧可、慧能等人，善于將佛教教義與中國傳統儒教道教思想相融合，形成一系列可為國人接受的新思想，其教義迅速流布海內外，至今在中國乃至東亞仍有巨大影響。由此可見將外來思想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多么重要！中國文化發展史所昭示的規律表明，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也必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才能使之產生“至深至巨”的影響。因此，“第二個結合”不僅是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客觀需要，更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客觀需要。質言之，把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結合貫通起來，才能“讓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牢牢扎根”。這里所折射的“中華文明發展規律”，也許可以稱為“新枝母本律”，即新枝必須依托于母本才能茁壯成長。

接下來還有第二個問題：既然特別強調“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為什么又主張“更加積極主動地學習借鑒人類創造的一切優秀文明成果”呢？在“人類創造的一切優秀文明成果”中，除了“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外，顯然還有西方大量的物質文明成果和精神文明成果。我們究竟是要堅持“兩個結合”，還是要“融通中外、匯通中西”呢？這對于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來說，是一個無法回避的重要問題。認清這個問題，既可加深對“兩個結合”的理解，亦可深化對“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的認識。

首先，“馬克思主義”是一個開放的、不斷發展的體系，西方社會在“馬克思主義”之外的文明成果，只要符合“實事求是”的基本原則，只要確實是科學真理且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契合，那就可以納入到馬克思主義的開放體系中來。比如“現象學”，雖然不是馬克思創立的，但其中一些有著特定價值的思想要素與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實事求是”）高度契合，就完全可以為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所借鑒。所以中外有不少學者致力于建構馬克思主義精神現象學，并把這種建構看作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承與發展。換言之，我們所要堅持的“馬克思主義”，不完全是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無產階級革命家所創立的思想體系，而是高度時代化、與時俱進、不斷發展的馬克思主義；而馬克思主義要與時俱進、不斷發展，自然需要吸收融會人類創造的一切優秀文明成果。

第二，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除了要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還需要不斷輸入、吸收外來之思想，使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在文明交流互鑒中不斷迸發出新的活力。目前，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已經生成了當代馬克思主義——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那接下來，如何確保這一思想在中國牢牢扎根且占據主導地位呢？任何一種思想，只有在交流互鑒中才能永葆活力，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要更加積極主動地學習借鑒人類創造的一切優秀文明成果。……經過長期努力，我們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有條件破解‘古今中西之爭’，也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鑄古今、匯通中西的文化成果”。也正如寅恪先生所揭示的思想發展規律，“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質言之，熔鑄古今、會通中西，才能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指導地位，才能不斷培育和創造新時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

第三，在堅持“兩個結合”的基礎上盡可能“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熔鑄古今、匯通中西”，做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辯證取舍、推陳出新”，才是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才是以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何謂以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就是始終堅持實事求是，堅持追求真理，堅持以發展的、辯證的、聯系的觀點看事物，就是永遠不把某種思想固化，就是始終堅持在實踐中、在交流互鑒中發展真理。馬克思主義者在改造舊世界的過程中不斷改造自身，在推進社會革命的過程中始終堅持自我革命；同樣，馬克思主義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熔鑄古今、匯通中西”的過程中確立了自身的指導地位之后，也必將繼續保持開放性，持續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熔鑄古今、匯通中西”的過程中更新自我、發展自我。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使馬克思主義走出思想興衰起伏的慣例，從而永葆活力。在人類思想史上，一種思想在某一國取得主導地位后，往往開始排斥其他思想。歷史事實已經證明，這種情形不但容易導致思想的僵化，也給社會發展帶來許多消極影響。馬克思主義作為人類思想史“占據著真理和道義的制高點”的偉大思想，堅決不獨尊自我，而始終保持對自身的批判和對外界思想的開放，始終主張吸收借鑒人類創造的一切優秀文明成果；換言之，“熔鑄古今、匯通中西”既是馬克思主義對自身的要求，也是馬克思主義的鮮明品格。這樣一來，由于“馬克思主義”本身的真理性與開放性，“兩個結合”與“匯通中西”相向而行，自然融合在一起。換言之，只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指導地位，就必然既需要“兩個結合”，也需要“匯通中西”。而不斷匯通中西、融合出新，乃是中華文明持續向前發展的一條重要線索，也透顯出中華文明的發展規律。這個規律，簡言之即“和實生物律”——不同的思想、事物交流融合可以生成新思想、新事物，同一事物持存下去則難免消亡。鑒于此，即便是已經取得主導地位的思想，要想繼續發展下去、主導下去，就必須持續“和合”下去，不斷融合新知。

由此再來看“兩個結合”與“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的內在關聯，可以看得更清楚。首先，“中華文明發展規律”中的“新枝母本律”客觀要求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這樣才能讓外來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在中國深扎根、廣發展；其次，“中華文明發展規律”中的“和實生物律”客觀要求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確立主導地位之后仍然不斷“熔鑄古今、匯通中西”，即把“兩個結合”進一步推向縱深而廣闊的空間。換言之，不是別的，而是“中華文明發展規律”客觀上需要“兩個結合”。堅持“兩個結合”，要在不斷解決問題的實踐中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在守正創新的過程中確保中華優秀文化的主體性，在開放包容、在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其最高境界是把新時代馬克思主義、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人類文明新形態融匯于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中。“兩個結合”充分體現了中華文明發展規律，一定能夠更好地引領我們走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輝前景。

（作者系武漢大學藝術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