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陳望道是提出使用現代標點符號的第一人，他在1918年5月，用文言文寫了《標點之革新》一文，發表在《學藝》雜志第3卷上，提出使用新式標點符號的主張。

接著，1918年5月號的《新青年》雜志響應了陳望道的號召，在該期《新青年》雜志上，除了全部用白話文外，還采用了新式的標點符號。

不久，陳望道又寫了《新式標點的用法》，發表于1919年的《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校友會十日刊》1至5號上。1919年11月29日，周作人、朱希祖、劉復、錢玄同等人向當時的政府提出一份《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的建議。1920年2月，當時的教育部以第53號訓令的形式通令全國采用、推廣標點符號。

魯迅對使用新式標點符號的倡議不僅熱烈擁護，而且在寫作中積極地加以使用。對于推廣和使用標點符號的艱難歷程，魯迅在《憶劉半農君》一文中曾寫道：“十多年前，單是提倡新式標點，就會有一大群人‘如喪考妣’，恨不得‘食肉寢皮’。”這生動地反映了當時推廣和使用標點符號的真實情況。

當時，有些新文學作家在使用省略號時，往往任意延伸，有的作家寫一個省略號竟長達大半頁之多，好像有什么神秘似的，對于此種怪現象，魯迅在《“……”“□□□□”論補》一文中寫道：“在洋書上，普通用六點，吝嗇的卻只用三點，然而中國是地大物博的，同化之際，就漸漸地長起來，九點，十二點，以至幾十點。有一種大作家，則簡直至少點上三四行，以見其中的奧義，無窮無盡，實在不可以言語形容。”

魯迅在寫文章的時候，發現報社、雜志社和出版社都不重視標點符號，在支付作者的稿費時，大都要把標點符號和空格從字數中扣除，不給稿費。

有一次，魯迅應約為某出版社翻譯一本書，他事先得知這個出版社不支付標點符號和空格的稿費，于是，就干脆把已完成的譯稿從頭到尾連接起來，不讓稿紙上有一個空格，既不分章節、段落，也不加標點符號。譯稿寄出去的幾天后，出版社就把魯迅的這份譯稿退了回來，并附了一封信，讓魯迅分出章節、段落，再加上標點符號。魯迅回信說：“既要作者分段落、加標點符號，可見標點符號和空格還是必需的，那就得算字數了。”那家出版社沒有辦法，只好采納了魯迅的意見，把標點符號和空格也都支付了稿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