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淑穗先生饋贈《魯迅文物經手錄》（三聯書店2024年1月出版）。我逐字逐句拜讀，“魯迅故居的一磚一瓦、魯迅手稿的一筆一畫、魯迅著作的一字一句、魯迅生平中的一人一事”紛至沓來。大作收入“文物遞藏”、“魯迅故舊”、“魯迅的世界”三類文章39篇，我從中讀出了如何讓文物活起來、會說話，讀出了“我的工作就是我終身熱愛的事業”。六十八年潛心魯迅研究一件事，九十四歲寶刀不老健筆出新書。可喜可賀，可欽可敬。

“心里想的就是博物館”

葉先生是北京魯迅博物館11名創始館員之一，很早跟隨師傅許羨蘇一道走訪魯迅學生、摯友和已知魯迅手跡的收藏者。凡與魯迅有關的健在者她都拜訪過，留下了許多珍貴的訪談記錄。23000余件館藏魯迅遺物她大都過目，有的還是她親自征集回來并認真研究過的。

她們首先拜訪章廷謙（筆名川島）。他得知來意，捧出20年前裝裱好的精美冊頁，楠木托板，手工考究，60封99頁魯迅手跡彩箋徐徐展開，滿室為之生輝。章廷謙非常誠懇地說：我時時擔心魯迅書信的安全，把它捐給國家就放心了。他們用絲綢包好冊頁，小心翼翼裝進箱子，每個細微動作都流露出對魯迅手澤的無比珍愛。后來章廷謙又將魯迅輯錄《游仙窟》稿本（19頁）和魯迅書贈他的《司馬相如大人賦》冊頁無償捐贈博物館。

唐弢搬家時，從舊書中發現一封魯迅書信和一頁經魯迅圈點的《日語學習書目》。他給葉先生寫信：“我保存著這些信件，真像捏著一團火，極想把這個重擔卸下，由博物館將這些信和目錄一件和以前送上的四封信一起匯總妥為保管。”唐弢先后捐贈魯迅書信9封，都是國家一級文物。他每封信寫有詳細說明，其中隱晦字句都作了解釋。當葉先生問他有什么要求時，這位曾經的華東文物處領導淡淡地回答：“給我一張收條吧！”

蕭軍是最早全部捐贈魯迅書信的人。日寇轟炸上海，他準備離滬，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魯迅書信。“這些信件盡管是魯迅先生寫給我們本人的，應該屬于我們所保有，但它的意義是寬廣的、深刻的、偉大的……而我們不過是中國當時千千萬萬信仰、尊崇、敬愛……魯迅先生的青年之一，偶爾有幸能夠得到先生在書信中直接指導以至后來當面的指導”。他和蕭紅不知道要漂流到哪里去，生死存亡全“不可知”。夫妻商定，由蕭軍抄錄副本，連同原件用兩塊手帕包好，“全部當面交給了許廣平先生”。1975年6月，葉先生一行拜訪蕭軍，請他對54封書信中她們不明白的事情和問題給以注釋。蕭軍愉快地接受任務，一干整整十個月。全稿64頁，字跡工整剛勁，題名《魯迅先生書簡·注釋》。

葉先生征集魯迅手跡親歷了太多美好，她把美好播種心田。人民日報文化部副刊組組長姜德明送她一首郭沫若唱和魯迅的詩稿，她覺得太珍貴，悄悄編入館藏珍貴資料。人民文學出版社請她清理庫藏書信，她從中發現一包許廣平致魯瑞、朱安等的來往家信，如獲至寶，帶回館里，編入館藏珍貴資料。葉先生說：“我們那時工作全靠自覺，心里想的就是博物館。”她經常因為工作需要和怕麻煩，自己墊錢墊物辦公家的事情。

“我媽媽是怎樣說的？”

《魯迅全集》，葉先生入館之初讀過兩三遍，做了許多讀書筆記，名言警句張口就來，再加上熟悉魯迅的門生故舊、了解文物的來龍去脈，贏得了“博物館活字典”的美譽。

她送走了魯迅的五位至親——許廣平、周建人、周作人、周曄、周海嬰。葉先生是廣東番禺人，常和許廣平講家鄉話，幾乎無話不說，包括煩心事。許廣平到博物館捐獻文物皆獨自驅車，直接找許羨蘇和葉先生。一次留下若干手稿，其中有她寫的《風子是我的愛》，再三叮囑：“這是當年我向魯迅表白我的感情的文章，也可以說是定情的文章，在我生前不要發表。”另有1932年魯迅致許廣平的7封信，也再三叮囑“我生前一定不能發表”。

許廣平去世后，周海嬰遇到不明白的事情就打電話：“我媽媽是怎樣說的？”他不止一次對葉先生說：有些問題不在他活著的時候弄清楚，他死了就會以訛傳訛。周海嬰特別認真。《人民日報·海外版》刊發署名周燕兒的《魯迅亦擅篆刻》，他問清楚葉先生原委并請她寫文章澄清是非。周家兄弟失和，兒輩沒有往來，周海嬰想了解周豐一的家庭情況，也是通過她當“二傳手”拿到子女名字、年齡和工作單位的“花名冊”的。

曹靖華對這位“有知識、有頭腦”的后起之秀贊賞有加：“葉淑穗對魯迅先生原著、資料都很熟悉，全裝在她的心里。”他寫文章想不起魯迅某句話出處就打電話問她。新華社咨詢曹靖華同樣問題，他直接把球踢給她。葉先生下班回家，電話就追了過來，她當場回答是全集第幾卷某某篇，答完核對準確無誤。

戈寶權用“如數家珍”稱道她對魯迅資料的熟稔。羅曼·羅蘭給魯迅寫沒寫過信？這個問題困擾了學術界50年。葉先生整理魯迅書信時發現珍貴史料，給戈寶權提供了“敬隱漁在1926年1月24日寫給魯迅的信和王希禮在1925年7月4日寫給魯迅的信的文件”。戈寶權順藤摸瓜，找到法國國家圖書館刊發敬隱漁翻譯《阿Q正傳》的那期《歐羅巴》雜志，從而得到令人信服的結論：羅曼·羅蘭沒有直接給魯迅寫信，他對《阿Q正傳》的評價寫在致敬隱漁的信中，沒有公開發表。

葉先生爬梳剔抉、答疑解惑。她發現了四篇魯迅佚文，其中考證的“魯迅地質佚文”經地質部專家鑒定，比李四光發表的首篇論文還要早10年。她對魯迅親手刻制并繪圖的《人生象斅》有新認識，為收入《魯迅手稿全集》提出了較為充足的理由。她的熱情服務、嚴謹治學，深得前輩、同代、后學的信賴。鍾叔河先生信中說：“您實在是一位沉潛學問誠摯待人的學者，在此我向您致謝和致敬。”這是由衷之言。

“已經不能稱‘兩’地書了”

葉先生對事不對人，勇于糾正他人瑕疵。

《魯迅研究月刊》刊登《一篇新發現的魯迅手稿：〈新青年〉編輯部與上海發行部重訂條件》，館里很是震驚，熱議著拍照、復制、展覽。葉先生潑冷水：“我總覺得不太對勁啊！”平時挺受尊敬的人，這次遭到了圍攻：“百分之百的魯迅手跡！”她垂頭喪氣回到家中。夫君孫曰修是著名篆刻家，他仔細端詳手跡，支持妻子的看法。他們埋頭搜集資料，沒有找到線索，卻發現1958年11月出版的《中國近代史參考圖片集》收入這頁手跡，標明“魯迅的手筆之一”。他們找來《新青年》六位編委手札反復比對，發現酷似胡適手跡。然后從合同全文254個字中選出不同的123個，整理出魯迅、胡適“手跡對照表”，放大筆畫比對，印證為胡適所書，結論得到專家認可，出版“魯迅手稿全集”撤下了這則合同。

魯迅博物館舉辦藏品展，表彰了許多捐獻文物的人，她悄悄提醒館長孫郁：內容有些不全，有的人遺漏了。孫郁在《光明日報》發表魯迅與愛羅先珂的文章，她寫信指出愛羅先珂用日文而不是俄文寫作。孫郁聞過則喜，將“家丑”寫進“經手錄”序言《一個沉浸在魯迅世界里的人》。

但也有人態度截然相反。

《魯迅手稿叢編》十五卷出版后，她發現許廣平致魯迅的67封信全以“（此處原非魯迅作品，故刪去。）”代之，大為驚訝。《兩地書》經魯迅修改，用楷書抄謄，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葉先生對“出版說明”與實際做法自相矛盾提出質疑：“魯迅親筆原稿就這樣被‘肢解’了，開了67個天窗，已經不能稱其為‘兩’地書了。”她撰寫《完整的〈兩地書〉手稿本怎能被“肢解”》（《中華讀書報》2015年10月21日），陳說自己的理由。文中個別字句或可商榷，但總的看法是站得住腳的。寒齋請回了這套“叢編”，翻看時就有“被‘肢解’”的感覺。

這篇文章很快引來責任編輯的“回答”——《〈魯迅手稿叢編〉何罪之有》（《中華讀書報》2015年10月28日），“情緒化”語言比較多。什么“嘁嘁喳喳之音”啦，“聳人聽聞的聒噪”啦，更有充滿“火藥味”的長句：“可有人非要置此不顧、故意找茬、強詞奪理、亂扣屎盆子、雞蛋里邊挑骨頭，這究竟是誤解，還是別有用心呢？以學術的面目而做如此無理的攻擊，其實暴露了一些‘專’家的狹隘和無聊。”我曾聽人介紹過這位資深編輯，但美好印象幾乎隨著他的這篇文章煙消云散了。

葉先生決定無償捐獻她珍藏的茅盾、孫用、李樺、蕭三、許欽文、黃源、林辰、李霽野、趙家璧、王志之等名家手札和簽名書。這些珍貴史料來源于研究魯迅，又回歸于魯迅研究——它們最應該去的魯迅紀念館。這是一件多么富有情懷、富有意義的事情！我們真應該向葉先生和她的家人“致謝和致敬”！

甲辰正月廿五驚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