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我先后出版了兩本小說集《龍頭香》（作家出版社2024年1月）和《海棠花開》（浙江教育出版社2024年2月）。一些朋友不免好奇，覺得我是報告文學作家，怎么寫起小說了？寫報告文學與寫小說到底有哪些異同？面對朋友們的詢問，我覺得有必要作些回答。

其實，朋友們有所不知，我寫小說的時間比寫報告文學要早得多。我的短篇小說處女作《真誠》，發表在廣東作協主辦的文學雜志《作品》1987年第5期，而我的第一部長篇報告文學1996年9月才由中國社會出版社出版，兩者前后相差近十年。這期間，我在《作品》《萌芽》《芳草》《湖南文學》《北方文學》《草原》《北京文學》等多家文學期刊先后發表了數十萬字的中短篇小說。盡管現在看來，那些小說不盡成熟，甚至不乏稚嫩，但它們確確實實是我小說創作道路上留下的清晰印記。可后來我怎么又同報告文學結緣呢？其實是工作使然。

大學畢業后，我分配到共青團中央機關刊物《中國青年》雜志當記者。當時，《中國青年》知名度頗高，雜志發行量高居全國期刊之首，達到期發數400余萬份。作為引領全國青年思潮和文化風尚的刊物，我入職時的《中國青年》編輯部人才濟濟，大家思維活躍，充滿蓬勃向上的生機與活力。我在這里一干就是16年。這16年，是我視野、個人能力和綜合素質得以全面發展和提升的時期。期間，我受組織派遣參加首屆中央機關講師團，赴山西支教一年，返京后先后擔任編輯、記者，文化版和社會版主編，采訪了大量年輕的人和年輕的事，更多是關注中國改革開放的社會進程以及與之相伴而來的各種陣痛和社會矛盾，當然也包括不同行業、不同領域普通民眾的命運。一個好選題，經過深入采訪調查，獲得了大量素材，可自己供職的雜志限于容量和篇幅，卻往往只能發表數千字的通訊或特寫，還有很多采訪得到的內容、素材用不上，殊為可惜，而報告文學這種文體，恰恰能夠彌補這種遺憾，于是我萌生了寫報告文學的想法，這就有了多部反映中國社會、教育、科技問題的長篇報告文學發表出版，包括2004年出版、2014年修訂再版的《失獨，中國家庭之痛》。2015年，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決定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這部報告文學因密切關注時代，被我自認為是較有價值的一部。

盡管如此，此后我并沒有繼續寫作報告文學，究其原因，一是我已于2000年調至《北京文學》任職，主持這本雜志的編輯事務，繁忙的工作使我難有大塊時間外出采訪調查；二是從文體角度講，自己更醉心于小說。理由是：報告文學屬于非虛構文體，作品的內容必須完全以事實為依據，必須嚴格遵循真實性原則，來不得半點虛假，除了需要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進行調查采訪，寫作時也只能在自己已經獲得的采訪素材中閃展騰挪，難免捉襟見肘。相比而言，作為虛構文體，小說可以充分展開想象的翅膀，天馬行空，有著更大的自由度，也用不著專門抽出大塊時間外出采訪調查。當然，我這里所說的寫小說可以“天馬行空”，并不是說可以胡編亂造。文學源于生活，生活是文學的源頭活水。如果說寫作報告文學必須遵從現實生活中事實上的真實，人、事、物、環境、場景、對話、情節和細節等都必須是真實存在的，那么小說創作則必須遵循現實生活本質上的真實和生活中的基本邏輯，否則小說會失真，讓讀者覺得虛假。

在我看來，寫小說有一個從實到虛，再從虛到實的過程。前者要求作家具備感受生活、發現生活的能力，后者要求作家具備表現生活、重構生活的能力。我寫中篇小說《海棠花開》的緣起是聽聞身邊一對老教授因子女遠居國外，身邊無人陪伴，看到校園中的職工一家其樂融融，心生羨慕，總是駐足觀看。這是實有其事，但如果只停留在感性層面，就難以寫出深度。我由此思考什么是幸福？顯赫的名聲，最貼近本真的親情與生活，究竟什么更重要？這不是簡單的非此即彼關系，但現實生活中兼而有之的人太少了。帶著這個“問題意識”出發，我必須通過人物和故事將自己的想法訴諸文學性的語言。在構思故事時，我將時間跨度拉長，將空間聚焦到一座尋常的老北京四合院，探討中國傳統家庭中親情、倫理、人生、命運等多方面問題，完成了創作過程的虛實轉換。文學作品尤其是小說，是在大家習以為常的生活中捕捉亮光，然后將它的火焰放大，而所謂火焰就是隱藏在生活深處的有價值的素材。

重拾小說創作后，這些年我也收到了一些成效。像《介入》《身不由己》《病房》《龍頭香》《海棠花開》《教授的兒子》《陰差陽錯》《過程》《買房記》《恍然如夢》等中短篇小說，都先后被一些選刊轉載，有的被收入多個版本的優秀小說年選。中篇小說《龍頭香》還獲得了第二屆“《小說選刊》最受讀者歡迎小說獎”。積累得多了，我陸續出版了《身不由己》《日出日落》《尋找葉麗雅》三本中短篇小說集。

不止一人問過我：你覺得以前的報告文學寫作經歷對你的小說有何影響？我曾這樣回答：“要說最大的影響，就是對現實生活和百姓命運持之以恒的熱切關注。”評論家孟繁華對我的小說創作有個評價：“他的創作延續了報告文學對現實關懷的傳統，這種關懷有時未必是國家民族的宏大敘事，更多的可能是與日常生活有關。”

無獨有偶，2021年5月 ，《中華讀書報》記者舒晉瑜對我專訪時也提出類似的問題：“和非虛構作品一致的是，無論是小說《病房》還是《龍頭香》，都體現出強烈的憂患意識和真切的社會關懷，在真實反映社會矛盾的同時，對人性的深入挖掘和透視也令人稱道。能談談您文學創作上的追求嗎？”我這樣回答：“你這個提問，讓我無意中審視了自己近年的小說創作，發現像《紅包》《介入》《身不由己》《天盡頭》《病房》《龍頭香》《海棠花開》等中篇小說，都帶有問題意識，這可能是由于早期寫作報告文學的緣故，可以說與報告文學寫作一脈相承。但同時，文學是人學，與報告文學一樣， 寫小說更應該從細微處入手，更多體悟人物的身份與處境，時刻關注并遵從人物的性格和命運走向以及生活的基本邏輯，盡最大努力挖掘人性的多樣性和生活的復雜性，盡可能使小說好看、耐看，讀后又能讓人久久回味。這是我追求的方向。”

盡管報告文學和小說有各種各樣文體和寫法上的差異，但在我心中，它們在更高層面上是相通的，它們都需要人性關懷、社會關切以及作家的悲憫之心和真誠的寫作態度，這也是我能在虛構和非虛構寫作之間切換的根本原因。

（作者系中國作協報告文學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