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中有比較完整記夢情節的寓言故事有六處，即“莊周夢蝶”（《齊物論》）、“匠石夢櫟社樹”（《人間世》）、“髑髏見夢”（《至樂》）、“文王之夢”（《田子方》）、“神龜之夢”（《外物》）、“鄭緩托夢”（《列御寇》）。其中“莊周夢蝶”是莊子以其親身經歷、體會寫成的。千百年來，“莊周之問”恍惚迷離、耐人尋味，具有奇妙的藝術魅力，引發了后世學者的關注與研究，影響深遠。然而，對此文的個別字句的理解上也存在不同之處，茲試作新詮，略陳如下，以就正于方家。

“莊周夢蝶”出自《齊物論》的結尾處：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 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 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胡：通“蝴”。栩栩然：生動活潑的樣子。莊子曾夢見自己變成蝴蝶，輕盈曼妙地飛舞著，夢中的情形極為真切。“自喻適志與！ 不知周也。”自喻：自樂也。郭象注云：“自快得意，悅豫而行。”（[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18頁）與：同“歟”，語氣詞。此句的意思，當與《莊子·天運》篇“無言而心說（悅）”相通，郭象注曰：“心說在適，不在言也。”（同上，第512頁。下引《莊子》只寫篇名）無論說“適志”也好，“適心”也好，都是一種內在的愉悅感，是近于兒童般無憂無慮、天真爛漫的快樂。

需要說明的是，莊子所夢之蝴蝶并非像有的論者認為的那樣，這蝴蝶已成為與莊子沒有關聯的他者，成為“另一個實體”。如徐復觀說：“若莊周夢為蝴蝶而仍然知道自己本來是莊周，則必生計較、計義之心，便很難‘自喻適志’。”（見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58頁）任繼愈也說：“……夢中主體與覺時主體取得同等地位，成為另一個實體。”（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發展史》[先秦]，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4頁）在筆者看來，夢境的角色主體與做夢者雖然可以二分，但從文藝心理學上說，兩者卻是統一的。這是因為，從本質上講，此時的蝴蝶和莊周擁有同一個人格形態，也就是說，寓言中的蝴蝶，其實就是“蝶化的莊周”；所謂“自喻適志”，不僅是作為生物的蝴蝶之志，而且更是莊周在夢中滿足了其追求生命自由的心志。“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齊物論》）夢境暫時阻隔了與現實的關聯，在夢幻形態中，于栩栩然飛動之際，“蝶化的莊周”輕而易舉地從現實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全然忘卻了諸多糾纏與煩惱，進入無所掛礙、自由自在的快樂之境！

臺灣蔡志忠的動畫片《莊子說》“莊周夢見蝴蝶”有很好的創意，它將蝴蝶的頭部改換為莊周的小腦袋，它（亦即“他”）一邊飛舞著，一邊呼叫著：“哦唔，哦唔，哦唔哈哈哈……！”蝴蝶的快樂即是莊子的快樂，蝴蝶的“適志”即是莊子的“適志”。是啊，藝術家與學問家不同，藝術家常常能抓大體、抓要害，既不違背原意，又能出人意表，創作出的藝術形象能使人會心一笑，讓人覺得是這樣，就是這樣！ 蔡志忠先生的這一創造性發揮，對于我們理解莊子無疑是合適的。這種情況未免讓人聯想起錢鍾書論詞人與儒生之別，他提出《詩》作詩讀，并引阮葵生《茶馀客話》卷十一：“余謂《三百篇》不必作經讀，只以讀古詩、樂府之法讀之，真足陶冶性靈，益人風趣不少。”（錢鍾書：《管錐編》，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79－80頁）讀《莊子》書亦當如此。

“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俄然：突然。蘧蘧然：驚疑貌。剛剛夢醒之時，想到自己又是莊周，故感到驚奇而又可疑，亦即李商隱所謂“莊生曉夢迷蝴蝶”（《錦瑟》）之“迷”：“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在夢境之中，本是莊周的他通過“代入”成了快樂的蝴蝶；夢醒之后，莫非本來是蝴蝶的它“代入”而成了莊周？也就是說，此時此刻，自以為醒來的莊周，究竟是真實的莊周，還是因扮演莊周而忘記了自己的真實身份的蝴蝶？“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大宗師》）……他陷入了恍惚迷離之中。化為蝴蝶，是那樣自由、快樂，他多么希望那是真實的啊！ 盡管夢中的情景不等于現實的情景，不會直接作用于主體的現實社會關系，但夢畢竟植根于做夢主體的潛意識中，創造了一種心理感受上的真實，一種歷歷在目、親聞親見般的真實。莊子向他人講述其蝴蝶夢，講他“化”為蝴蝶后那種純然快樂的體驗，這就說明這一體驗又是為現實中的莊子所充分感知的。因此，筆者以為，他不是不能區別，恐怕更多的是不愿區別，甚至某種程度上是故意加以混淆，有意識地通過自欺達到心理上的平衡、獲得精神上的慰藉吧！

“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分：別也。物化：指事物變化為不同的存在形態，彼我渾然同化的和諧境界。在莊子看來，“化”是事物存在的一個最普遍的現象，所謂“萬物皆種，以不同形相禪”（《寓言》）。你變化成什么都是可以的，都是生命存在的一種形式；一切平等，萬物齊同。《至樂》篇則頗為認真地描述了物種的變化，“萬物皆出于機，皆入于機”。在《逍遙遊》中，鯤化為大鵬，遠舉高飛，亦為人所熟知。在常人看來，“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這沒錯。宣穎謂：“以常形論之，必有分別。”（[清]宣穎撰，曹礎基校點：《南華經解》，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頁）；但若以道觀之，物可互化，事物之間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分界。郭象謂：“夫時不暫停，而今不遂存，故昨日之夢，于今化矣。死生之變，豈異于此，而勞心于其間哉！ 方為此則不知彼，夢為胡蝶是也。取之于人，則一生之中，今不知后，麗姬是也。而愚者竊竊然自以為知生之可樂，死之可苦，未聞物化之謂也。”（[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19-120頁）那些未聞“物化”之說的人們，常常以為“生之可樂，死之可苦”，可是，你又怎么知道不會像“麗姬悔泣”一樣呢？人的生命，只不過從一種形態變化成另一種形態而已。因此，正如馬其昶所云：“物有分，化則一也。”（[清]馬其昶撰，馬茂元編次：《定本莊子故》，黃山書社1989年版，第21頁）陳鼓應先生也說，這里“假借莊周夢蝶的一段美妙故事，由夢覺不分說到‘物化’，以譬喻物我界限的消解融和”（張松如、陳鼓應、趙明、張軍著：《老莊論集》，齊魯書社，1987年版，第221頁）。所言甚是。“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齊物論》），作為個體的人，要進入物我兩忘的情境之中，去領略人與自然萬物渾然一體的審美情趣——這是從“道”的視點而言的。

盡管莊子用“物化”作結，然而從接受者的角度來看，“莊周夢蝶”仍有著深沉悲涼的時代背景，這一創作，反映的正是莊子在現實社會慘遭壓抑中渴望自由的潛意識，是個人理想中“自由王國”的藝術再現。在古今眾多有關“莊周夢蝶”的繪畫中，一些畫家筆下的莊周現實形象，并不是被描繪成如仙人般的超然灑脫、無憂無慮，而是像大眾心目中窮困的“書生”一樣，明代沈周的《莊周夢蝶圖》、陸治的《夢蝶圖》等都是如此。我想，這應當是合乎實際情況的。清人張潮說：“莊周夢為蝴蝶，莊周之幸也；蝴蝶夢為莊周，蝴蝶之不幸也。”（[清]張潮著，陳書良點評：《幽夢影》，中國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頁）是啊，莊周化為蝴蝶，進入自由逍遙之境，這是莊周的幸運；而蝴蝶若化為莊周，不可避免地要進入貧困、戰爭、死亡之中，那實在是一種不幸啊。《至樂》篇莊子與髑髏的會話，談到“貪生失理”，“亡國之事，斧鉞之誅”，“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丑”，“凍餒之患”，“四時之事”等人間煩惱，頗令人不快。作為未掌握權力的士人，在無限的、不可測知的外在現實力量的籠罩和壓迫之下，莊子不可避免地感受到一種疲憊感、無力感、渺小感。如《德充符》所謂：“眇乎小哉，所以屬于人也；謷乎大哉，獨成其天。”莊子不能正面解決人生的問題，他所做的僅僅是對統治者采取一種疏離的態度——對于以改造社會為職志的“士”而言，這種行為無疑是消極的，某種意義上講甚至可以說是“自我”主體的消解與毀滅。

當然，我們也完全有理由為莊子辯護，既然現實生活就像一場噩夢，我們還有什么理由嘲笑莊子只能夠做一個虛幻的自由之夢予以精神上的補償呢？ 生于亂世濁世，恐怕極少有人真正能做到像“古之真人”那樣“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大宗師》）。莊子曾說過“哀莫大于心死”（《田子方》）的話，他還能做夢，而且愿意做好夢，做化蝶的美夢，說明其心尚未死。《天下》篇說莊子“時縱恣而不儻”，司馬遷《老子韓非列傳》說莊子“著書十馀萬言，大抵率寓言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漢]司馬遷撰：《史記》，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2143-2144頁），都表明了他特有的胸襟與情懷。

從藝術方法上看，“莊周夢蝶”主要以“白描”取勝，他描繪的“蝶化的莊周”的逍遙快樂、醒后莊周的猶疑不定等，極易抓住讀者的心，讓讀者共情，使讀者為之喜、為之悲、為之感慨。后學們對“莊周夢蝶”思想藝術的闡發，見仁見智，體悟出不同的意義，正是此種意義上的豐富性與不確定性，成了“莊周夢蝶”魅力久遠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