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歲時記》是周作人喜歡的晚清筆記之一。周作人1936年1月13日在《北平晨報》刊發文章《〈燕京歲時記〉》，其中寫道：“《燕京歲時記》一卷，富察敦崇著，據跋蓋完成于光緒庚子，至丙午（1906）始刊行，板似尚存，市上常有新印本可得。初在友人常君處所見系宣紙本，或是初印，我得到的已是新書了，但仍系普通粉連，未用現今為舉世所珍重的機制連史紙，大可喜也。”其中，又寫他曾得一冊富察敦崇的《畫虎集文鈔》，抄錄有題記：“前得敦禮臣《燕京歲時記》，心愛好之。昨游廠甸見此集，茲購歸，雖只寥寥十三頁，而文頗質樸，亦可取也。”1938年10月8日所作《〈燕都風土叢書〉序》中，周作人寫道：“不妄從小喜雜覽，所喜讀的品類本雜，而地志小書為其重要一類，古跡名勝固復不惡，若所最愛者仍是風物物產這一方面也。”對自己曾有居住的地方的風土書，尤為關注，其中杭州有《陶庵夢憶》，吳越兩浙則以《清嘉錄》為好，而他居留時間最長的北京城，則有《藤陰雜記》《天咫偶聞》及《燕京歲時記》，“皆言北京事者，常在案頭”。還有一冊《帝京景物略》，認為“文章尤佳妙”。

周作人1945年所作“十堂筆談”專欄中，有“風土志”一文，開篇寫道：“中國舊書史地理類中有雜記一門，性質很是特別，本是史的資料，卻很多文藝的興味，雖是小冊居多，一直為文人所愛讀，流傳比較的廣。”又說：“這一類書里所記的大都是一地方的古跡傳說，物產風俗，其事既多新奇可喜，假如文章寫得好一點，自然更引人入勝，而且因為說的是一地方的事，內容固易于有統一，更令讀者感覺對于鄉土之愛，這是讀大部的地理書時所沒有的。”在此文中，他又重復羅列了自己對于《帝京景物略》《天咫偶聞》《燕京歲時記》等書的喜愛，此回又多了一冊枝巢子的《舊京瑣記》和一冊英文的《北京的市民》。另有《日下舊聞》《北平風俗類征》，周作人認為“博雅精密可以超過，卻總是參考的類書，沒有《景物略》的那種文藝價值”。從文藝方面來看，周作人對北京風土書最看重《帝京景物略》，而從風土風俗書來看，他最喜歡《燕京歲時記》。1945年7月作文《關于竹枝詞》，先后重抄了自己的舊文《〈燕都風土叢書〉序》和《十堂筆談》“風土志”中的內容，認為雖然是偶然作文，“可是把我對于地志雜記或風土志的愛好之意說的頗為明白”。

以上都是周作人對于風土書的總說，而他對于富察敦崇的這本小書的喜愛，在《〈燕京歲時記〉》中有所闡述，他很不認可同代人對其“從實錄寫、事多瑣碎”的批評，認為這恰是其可取之處。這里便有他對這類風土書寫作的看法，與他對作文的認識也是一致的，因此很有價值，不妨抄錄如下：“本來做這種工作，要敘錄有法，必須知識豐富，見解明達，文筆殊勝，才能別擇適當，布置得宜，可稱合作，若在常人徒拘拘于史例義法，容易求工反拙，倒不如老老實實地舉其所知，直直落落地寫了出來，在瑣碎樸實處自有他的價值與生命。記中所錄游覽技藝都是平常，其風俗與物產兩門頗多出色的記述，而其佳處大抵在不經意的地方，蓋經意處便都不免落了窠臼也。”此文中，周氏特別摘抄他喜歡的內容，其中一月四條，九月五條，十月二十六條，認為“都寫得很有意思”。另有五月的“石榴、夾竹桃”、七月的“荷葉蓮花燈”、“薩其瑪”，以及十月的“赤包兒”，乃是全文抄錄，可見欣喜。他還將此書與《天咫偶聞》和《藤陰雜記》這兩種他同樣欣賞的書作了對比，認為后者“用心要寫得雅馴”，則不如前者“質樸瑣屑”，而這正是他欣賞的地方。

周作人作文常引用《燕京歲時記》中的內容，約計12篇，其中1934年作文《〈一市貨聲〉》，引錄此書記北京城六月賣“冰胡兒”和七月賣“菱角雞頭”的“貨聲”；1935年3月作文《關于掃墓》，摘抄清明掃墓的相關內容；1936年9月8日作《結緣豆》，引用此書中“舍緣豆”一條；1937年3月28日作《再談尺牘》，引錄此書“菱角雞頭”一條；1939年1月9日刊于《實報》的《翁鞋》中，引此書五月“甜瓜”一條；1940年9月16日在《庸報》刊發《中秋的月亮》，開篇引用此書“中秋”一條內容；1946年9月6日作文《緣日》，引錄此書關于北京花廠的內容，而此前他查閱了《北平風俗類征》，評價征引繁富，遺憾沒有關于花廠的記敘；1945年5月15日作文《關于紅姑娘》，作為“續草木蟲魚之一”，引錄此書“赤包兒斗姑娘”一條，1950年作文《小孩的花草》亦錄此內容；1949年2月10日刊于《好文章》第4集的《談胡俗》，談及此書的“打鬼”、“薩其瑪”兩條內容，1950年作文《薩其瑪》亦抄引相關內容；1950年5月25日在《亦報》刊文《關于“水烏他”》，抄引此書十月“水烏他，奶烏他”相關內容。

有趣的是，周作人對于自己喜歡的書，幾乎是愛屋及烏的熱情。他因喜歡福察敦崇的這本《燕京歲時記》，就設法搜羅了作者的其他著作，甚至連剛剛問世的英文和日本譯本，周氏也第一時間獲得，并作有評價文章。在1942年8月19日所作的《關于〈燕京歲時記〉譯本》中，周作人寫道：“敦崇所著《燕京歲時記》是我所喜歡的書籍之一，自從民國九年初次見到，一直如此以至今日。”又寫：“寒齋所得此外尚有《紫藤館詩草》《南行詩草》《都門紀變三十絕句》《畫虎集文鈔》《蕓窗瑣記》《湘影歷史》等六種，但是最有意思的，還要算這《歲時記》，近七八年中英文日文譯本都已經出來，即此頁可見為有目所共賞了。”甚至連給《歲時記》所序的慶博也關注起來，并買到一冊《鐵梅花館北風集》，并寫了一篇《〈北風集〉》，刊于1939年3月5日的《實報》，后收錄在《書房一角》。周作人在此文中寫他陸續購得《燕京歲時記》《畫虎集文鈔》和《南行詩草》的經過，對于《燕京歲時記》，乃是“心愛好之”；對于《畫虎集文鈔》，以為“文多質樸可取”；而對于《南行詩草》，評價“小序與注甚多，又常采小說家言，此亦正是其有情味處也”。

周作人購得的《燕京歲時記》，應系隆福寺文奎堂所印制，但從這本書有英文和日譯文來看，當時在學術界，此書還是頗有名氣的。周作人所作《〈燕京歲時記〉》與英譯本的問世幾乎同時，可見周氏并非此書的唯一推舉者。但周作人一定是此書最好的讀者，他在《關于〈燕京歲時記〉譯本》中展示了他對此書內容和作者的關注，不但認為兩個譯本在序言中對于作者富察敦崇的生平介紹乃是“關于著者生活之道聽途說”——這從他收藏的《畫虎集文鈔》的卷末詩序中可找到佐證，又批評了英譯本和日譯本三四處譯文錯誤，并略作指正。這篇文章刊發在1942年10月1日的《國立華北編譯館館刊》，可以看到的讀者，其實并不多。但有趣的是，當時正在北京留學的費正清讀到了這篇文章，并告知了他的好友也是此書的譯者Derk Bodde。費正清和Derk Bodde后來皆成為美國著名的漢學家，而英譯本《燕京歲時記》正是Derk Bodde的第一本譯作，并很快受到了關注。后來這本英譯本又于1965年在香港大學出版社重印，Derk Bodde修正了他的這些謬誤，由此也說明周作人對于此書的研究，看似波瀾不驚、寥寥數筆，卻是很見功力。

關于《燕京歲時記》英文本和日文本的情況，周作人在文章中也有專門介紹：“英譯本名Annual Customs and Festivals in Pe?king，譯者Derk Bodde，一九三五年北京法文書店發行，價十三元，但是現售加倍了。日譯本名《北京年中行事紀》，小野勝年譯，昭和十六年巖波書店發行，價金六十錢也。”法文書店由HENRI VETCH經營，其出版發行的英譯本，我在孔夫子舊書網購得過一冊。此英譯本實為1936年出版，16開精裝，雙色精印，紙張尤佳，放在今天來看，仍舊是一冊極佳的印刷品。尤其是英譯本的插圖，可謂分外用心。此書前后的襯頁均為北京城的英文地圖，扉頁上為紅色英文書名，下面則為具有中國特色的朱雀圖案，系法文書店的標志，很有韻味；扉頁的左側則系清光緒文奎堂印制書籍所題寫隸書書名，與右側的英文書名卻是相得益彰。書前有插頁，均為傳統風俗中的門神畫像，彩印在硬紙片上，左為秦瓊，右為敬德，很像是西方的藏書票，乃是極佳的設計。書中有插圖，編者從《鴻雪因緣圖記》中選了插圖七幅，又邀畫家傅叔達特為此書創作插圖，亦是分外生動。不過周作人對此插圖，“亦稍有意見”，但未有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