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引 言

“外省”（Провинция）是俄羅斯文學的重要母題。無論是在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兒》（Капитанская дочка，1836）或果戈理的《死魂靈》（Мертвые души，1842）中，還是岡察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等人的長篇小說中，外省的形象都清晰可見。外省形象在契訶夫的創作中有著格外典型的展現，其所有大型戲劇的故事均發生在外省，其中《萬尼亞舅舅》（Дядя Ваня，1897）是展現契訶夫對待外省問題態度最鮮明的一部：該劇在反映俄國外省文化現實的基礎上，對外省與首都的關系、地方知識分子的精神失落和主體意識覺醒等極具時代意義的話題進行了嚴肅反思。對于這些問題的探討實際上貫穿了契訶夫的戲劇創作，從《伊萬諾夫》（Иванов，1887）開始就有所涉及，然而《萬尼亞舅舅》是契訶夫第一次為外省知識分子找到了死亡以外出路的成功嘗試，這也使得《萬尼亞舅舅》成為契訶夫戲劇中承上啟下、舉足輕重的一部。

契訶夫

有關契訶夫創作中的外省形象研究，俄羅斯科學院契訶夫委員會成員之一的瑪·戈里亞切娃的結論比較具有代表性，在將契訶夫筆下的首都形象和外省形象并置后，她認為契訶夫作品中的首都是精神文化的集中、是對生活和諧完整的想象，而外省則與之相對地“包含了人類生活一切最為粗俗的方方面面”。戈里亞切娃并不是第一個將契訶夫筆下的外省與首都對立起來的研究者，類似的方法和觀點在蘇聯時期的契訶夫學中就已經存在，經過戈里亞切娃的凝練總結在后世收獲了眾多支持。諸多國外研究者均力圖證明契訶夫創作中的外省空間是一潭死水，外省小城的停滯性、封閉性特征使得生活在其中的人們必然沾染其落后的生活習氣，紛紛退化成麻木的行尸走肉，改變生活的全部希望則被寄托在由外省向首都的位移。當今國內契訶夫學關于外省問題的研究仍顯冷清，俄羅斯外省這一重要文學議題尚未在我國的相關研究中得到足夠的重視，且現有研究基本是戈里亞切娃觀點的重復。

當代俄羅斯學術界對俄羅斯文學中“首都—外省”的結構已有更為系統和深入的探索，其中不乏新鮮視角，例如有學者就反駁戈里亞切娃“首都—外省”二元對立的研究結論，稱契訶夫筆下的外省與首都只存在“表面的對立……契訶夫并未賦予這一對立道德批判。無論首都還是外省，作家感興趣的是世界的總體狀態，是世界作為一個無法預測的進程，而尋尋覓覓的人們正參與其中”。另有文集專門聚焦契訶夫創作中的外省問題，作者在談到其“首都—外省”的對立詩學時同樣認為，契訶夫創作中的首都和外省均具有兩面性，“外省/首都”的對立實際上發展為“自我/他者”（свой/чужой）的一體兩面原則，且重點并不在于對立本身，而在于雙方如何互不排斥地結合在一起。

經由百年間文學創作和批評的沉淀，外省所代表的文化地理含義和文學形象幾乎已經固化為某種共識，然而外省究竟是不是“庸俗生活的代名詞”？只需略微回顧俄羅斯外省文化發展史就不難發現，這樣的判斷并不公正，很多批評者對外省形象的定論與外省的真實情況并不完全相符。“外省”一詞作為俄羅斯莫斯科、彼得堡以外的整個空間概括，如此寬廣的場域竟然擁有相當統一的含義和文學呈現，這一事實本身就值得被質疑。結合外省文化發展史，本文試圖借助客觀的史實來分析《萬尼亞舅舅》對“首都—外省”二元對立的解構及其歷史合理性，以此補充國內現有的契訶夫外省研究。文史結合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我們還原外省的真實樣貌，以更為客觀公正的態度面對外省和有關外省的文本，從而實現對契訶夫思想的深入理解。

一、 首都與外省的文化沖突

《萬尼亞舅舅》講述了一個外省知識分子理想破滅的悲劇：主角沃伊尼茨基曾把自己在首都工作的姐夫謝列勃里雅科夫教授視若偶像，他與教授的女兒索尼婭一起為供給教授的生活而在外省莊園里辛勤勞動了一輩子，卻在教授退休后認清偶像的真面目，并與企圖賣掉莊園的教授爆發激烈沖突。

《萬尼亞舅舅》中，外省作為情節場所得到了十分詳細的表述。這里環境惡劣，“路上的泥濘，大冷天，暴風雪，路途遙遠，粗俗的人群，到處是貧困和疾病”。同為主角之一的鄉村醫生阿斯特洛夫幾乎是剛一開幕就在抱怨這里的生活“乏味、愚蠢和骯臟……周圍全是些稀奇古怪的人”，而且不斷重申這里的生活不是真正的生活，而是“俄羅斯的生活，小城鎮的小市民生活”。來自首都的謝列勃里雅科夫更是直言：“這么個鬼地方，每天都要見到一些沒有教養的人，聽到一些不文明的言語……這里簡直像是在過流放生活。”他的年輕續弦、彼得堡女郎葉蓮娜也將外省的人統稱為“灰色的、猥瑣的人群，他們只知道吃飯、喝酒、睡覺”。

這些有關外省環境的描述正是基于契訶夫本人對外省的感知，這與他對家鄉的感受相符。契訶夫本人就出生在西南部的外省城市塔甘羅格，它毗鄰亞速海，是羅斯托夫州重要的海港、鐵路城市，契訶夫在這里度過了并不美好的童年時光，“專制和虛偽把我們的童年摧殘到如此地步，以致使人回想起來就感到厭惡和可怕”。塔甘羅格的整體文化環境十分落后，契訶夫稱之為“十足的亞細亞，我簡直不相信我的眼睛了。六萬個居民不干別的，專門吃啊，喝啊，生兒養女啊，別的方面的興趣卻一點也沒有”。由此可見，無論是在作家的筆下還是心中，外省總體上的確是一個沉悶庸俗的場所，這樣的刻畫也是對19世紀外省現實的忠實反映。

通過對沃伊尼茨基之母瑪麗婭·沃伊尼茨卡婭形象的刻畫，契訶夫從側面展現了19世紀俄國外省的知識環境。與睜開了雙眼的沃伊尼茨基不同，瑪麗婭自始至終都把謝列勃里雅科夫視為偶像，對沃伊尼茨基的失望和憤怒不贊同也無法理解，反而認為他應該無條件地“聽亞歷山大的話”，“不要和亞歷山大作對……什么好什么不好，他知道的比我們多”。瑪麗婭對謝列勃里雅科夫堅定的崇拜、服從和遷就不只存在于個人層面，更是建立在外省對首都全方位的向往和追捧的文化基礎之上。

當代俄羅斯學者阿·索邊尼科夫指出，俄國文學中“首都—外省”的對立結構實際是“中心—邊緣”模型（центр-периферия）的變體，這一模型的“中心”是一個具有神圣屬性的世界基點，扮演著為周圍的一切混亂提供秩序的角色，因此該模型中起決定作用的并不是表面上的空間地理關系，而是賦值關系。換言之，“中心/首都”為“邊緣/外省”提供了價值坐標，謝列勃里雅科夫正是因為具有了“首都”屬性，才能讓外省的瑪麗婭崇拜了他一輩子。19世紀的俄國首都對外省起著無可辯駁的指導和引領作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應當與首都看齊，無論是語言還是建筑風格，無論是知識分子的興趣還是大眾暢銷讀物。這種審美傾向貫穿了整個19世紀俄國的各個文化領域，早在19世紀初，別林斯基就稱“彼得堡是整個俄國生活方式上的典范”，而19世紀末的文學作品中仍能見到類似的作家議論，契訶夫的朋友、《俄國思想》（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編輯部的同事伊·波塔片科在小說里就這樣寫道：“我們這群蹲在外省的人已經習慣了把彼得堡看作一座工廠，它加工各種思想和潮流，歸納零散觀點和傾向，然后把它們放出流通。”

在將首都視為文化中心的語境下，契訶夫對外省文化環境的關注首先體現為對久被忽視的外省民眾的關注，這是契訶夫戲劇的重要特點之一。有研究表明，契訶夫的戲劇受到當時外省群眾的巨大歡迎，原因就在于他的戲劇是對外省生活的真實展現。盡管外省觀眾認為，外省實際存在著的伊萬諾夫們并不完全是契訶夫式的，但在契訶夫的戲劇里至少還有對外省生活的描繪，而別人的創作則完全“與我們無關”。同時，契訶夫戲劇對外省的關注有著鮮明的去中心化傾向：《萬尼亞舅舅》的戲劇空間從以往的首都貴族庭院、沙龍里轉向了外省莊園，是一種首都到外省、中心到邊緣的轉向。去中心化并不意味著將中心從情節中去除，而是意味著引入“中心—邊緣”之間新的關系。在新的關系下，作為中心的首都不再是核心價值的承載，無法規定價值等級、為外省提供思想引領，首都失去了對外省的指導作用，正如謝列勃里雅科夫無法再擔任沃伊尼茨基的偶像。

對外省的關注是淡化“首都—外省”價值對立的基礎，契訶夫隨后對古典小說中的“首都—外省”二元對立傳統做出了反叛：傳統外省書寫中，“首都—外省”的對立同樣是“現代—傳統”的對立，“外省/鄉村”代表著淳樸人情、田園牧歌的生活方式和“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樸素東正教思想，而“首都/城市”則代表了冷漠、欺詐、急功近利等等資本主義現代進程中人的異化。外省在與首都的對立中往往會獲得更高的道德價值，而道德評判的存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外省進化的可能——因為它是道德的，所以即便落后也需要得到保存，而契訶夫并未遵守這一傳統。《萬尼亞舅舅》中謝列勃里雅科夫的莊園并非一片樂土，而是阿斯特洛夫眼中“連一個月也住不下去……這個空氣里喘不過氣”的不安寧的空間。正如葉蓮娜對沃伊尼茨基所說：“您的母親除了自己的小冊子和教授之外，憎惡其他的一切……索尼婭恨她爸爸，也恨我，她已經有兩個星期不同我說話了；您憎恨我丈夫，公開地對自己的母親表示不敬。”莊園中的人們彼此厭惡，互相妒忌。不只是莊園內部，外省人群整個是一片混沌，“他們嘆息不斷，互相仇恨，病態地造謠生事，他們對人不會以誠相待，他們斜眼看人，一語把人蓋棺定論”。契訶夫筆下的外省褪去了倫理光環，反而與疾病、死亡、仇恨、貪婪、誘惑等等主題結合在一起，也就是回歸了外省現實，外省也因此失去了道德拯救的功能。與此同時，作者對外省的接受也并非是完全負面的，愛情、藝術、自然風光等主題也頻繁出現，角色們“戀愛著，痛苦著，夢想著，思考著，總而言之——生活著”。正如契訶夫筆下的首都既是夢想生發之地也是夢想破滅之地一樣，作家將外省從道德高地上撤下，將外省和首都生活均還原成了生活的復雜樣態本身，這一過程中“首都—外省”的價值對立已然不復存在。

《萬尼亞舅舅》對“首都—外省”神話的解構是非常合理的。歸根結底，“首都—外省”二元對立這一模型本身就是一個由首都編織的巨大謊言，作為模型基礎的外省形象是被扭曲的、脫離了史實的，而契訶夫對此顯然并非一無所察。外省的落后實際上是俄羅斯帝國權力運作與首都貴族們無視責任的共同后果，卻反而成為首都對外省投以鄙視的理由。因果倒置的現實使得首都的文化優越實現了邏輯閉環，而外省知識分子們克服萬難，在備受壓迫的語境下堅持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文化自主。

二、 被神化的首都和被扭曲的外省

《萬尼亞舅舅》第三幕后半，謝列勃里雅科夫召開家庭聚會，打算宣布賣掉莊園的決定。或許是教授本人也清楚這個話題的沉重性，為了活躍氣氛，他在進入正題之前開了個玩笑：“諸位先生，我請你們來是為了向你們宣布一個消息：欽差大臣要到我們這里來。”這個玩笑并不成功，沒有得到任何人的回應。教授預設的幽默效果是通過對果戈理《欽差大臣》突兀的引用來達到的，然而事實卻是，“欽差大臣”在該情景下不僅并不突兀，而且恰恰與角色們所處的外省真實文化環境有著相符之處。《欽差大臣》中的外省籠罩在腐敗和黑暗之中，高層尸位素餐、蠅營狗茍，僅僅是欽差大臣即將到來的消息就足夠讓整個外省雞飛狗跳。某種程度上，謝列勃里雅科夫教授也履行了來到外省、使外省停滯的生活沉渣泛起的欽差大臣之功能，他有關欽差大臣的玩笑失敗之根源在于無意中觸痛了外省人群的文化自尊。

將果戈理《欽差大臣》（Ревизор，1836）和《死魂靈》等作品定義為批判俄國內地落后面貌的現實主義文學，既不符合果戈理本人的創作意圖，也絕非對外省的真實展示。《死魂靈》常被人們視為果戈理對外省生活的絕佳諷刺，然而果戈理為《死魂靈》第二部所做的努力卻往往被忽略了。在果戈理的構想中，《死魂靈》第二部會展現一個存在著許多正面形象的俄羅斯，而《死魂靈》第一部中對外省的調侃實際上也充滿了善意。有學者認為，首都的文學批評對果戈理的接受是有選擇的，他們選擇只看見《欽差大臣》中的市長一家和多勃欽斯基-鮑勃欽斯基之流的地主，視外省為對首都的拙劣復制和模仿，而這些都是“對帝國劇院觀眾們虛榮心的奉承”。外省形象正是在這樣的主流批評視野下逐漸扭曲，成為“首都—外省”對立神話的建構材料。

《萬尼亞舅舅》中，來自首都的謝列勃里雅科夫將自己在外省的日子比作流放生活，自認為在外省受盡委屈，然而事實卻是全家人都在配合他的作息：“教授十二點鐘才起床，而茶爐一早就燒開了，但一直要等他……他們一來，下午六點才吃上午飯。教授晚上看書寫字，突然間夜里一點來鐘……說是要喝茶！這就得把人從床上叫起來，給他燒茶爐……”教授對外省的排斥并不基于事實，而是基于先入為主的偏見，對他來說從首都到外省的位移本身就意味著巨大的落差，因此他才會產生“從地球上跌到了另外一個什么星球”的失落感。而讀者很難真正理解教授的感受，因為文本中的首都僅僅是一個概念，首都生活的具體畫面并不存在。契訶夫有意將首都隱藏了起來，同時將教授的形象塑造得毫無光環可言，他只是一個因年老體弱而對家人頤指氣使、“無時無刻不在追懷過去，注視別人的成功，害怕死亡”的普通老人，教授的任性也因此失去了正當性，連女兒索尼婭都不愿忍受，讓他“別耍性子……我不喜歡”。教授對外省生活的認知與現實之間存在著偏差，這種偏差恰恰是契訶夫對外省形象的矯正。

外省是19世紀俄羅斯文學的熱門話題，廣泛見諸各類文學作品，然而當代俄羅斯史學家卻指出，現有的很多資料根本無法支持外省文化史的研究：“很多材料就來源而言其實是‘來自外部的故事’。換句話說，這些文本是由那些來客們創作的，這些人來到外省坐坐，而后寫下他們的印象。這些我們所擁有的論證材料，主要是由‘首都’的活動者們記下的對外省生活的分析或描述。”然而，首都來訪者們對待外省的態度并不端正，他們沒有將外省視為俄國的一部分，也沒有將外省人視為自己的同胞。《萬尼亞舅舅》中所有的首都來客都對外省抱有理所當然的優越感，將外省人視為某種低級生物。謝列勃里雅科夫在自己的莊園里扮演著一個固執任性的老國王，對所有人發號施令，言辭刻薄，稱全心全意崇拜他的瑪麗婭為“老神經病”，稱遠道而來的阿斯特洛夫為“不學無術的人”，并拒絕接待這位他自己請來治病的鄉村醫生。葉蓮娜的只言片語間同樣透露出對外省的不屑一顧：她將外省的人不加區分地統稱為“灰色的、猥瑣的人群，他們只知道吃飯、喝酒、睡覺”，甚至為與他們處在同一空間而痛苦，希望“遠離這些昏昏欲睡的面孔……忘記你們所有的人還生存在這個世界上”。外省群眾是不值得被尊重、被記憶的存在，教授夫婦心安理得地做出這樣的判斷，是首都的文化霸權賦予了他們言行的合理性。

首都文化霸權的形成可以上溯至彼得大帝改革時期。追溯詞源，外省的修辭學色彩并非與生俱來，而是鮮明地服務于帝國歷史。“外省”（провинция）一詞在17世紀末進入俄國，最初是對波蘭語中provincja（意為“省、省城”）一詞的仿造。1715年，由彼得大帝領導編寫的《新詞詞典》（Лексикон вокабулам новым）正式將провинция收錄為合法詞匯，將其詞義固定為“省”（воеводство или губерния）。最初的провинция僅僅指由彼得大帝劃出的大諾夫哥羅德、普斯科夫和阿斯特拉罕三塊新興經濟區，而并無行政含義。在1719至1727年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期間，провинция逐漸從最初的經貿區成為具有地方等級意義的真實行政區劃。直到1775年，葉卡捷琳娜二世在地方行政區劃改革中抹去провинция一級。失去了具體事物的指代反而使провинция這個詞能夠更自由地存在于俄語和俄國文化中，不必受限于具體的地理含義。需要特別強調，上述詞義變化無不處于彼得大帝歐化改革的影響之下：彼得大帝的歐化改革實際上強硬地在同一個國家內，通過生活習俗的劃分，將社會撕裂為兩個不同的等級——先進的、法語的、歐化的首都，以及落后的、俄語的、古羅斯式的其他地區，前者屬于少數特權階級，后者屬于普羅大眾。文化習俗的高級與否是人為規定的結果，而掌握著等級定義權的是歐化了的首都。隨著官方詞典的迭代，провинция及與之相關的派生詞匯（外省人/провинциял，外省的/провинциальный等）紛紛積累了難以忽視的負面色彩，同時провинция逐漸固定了其“外省”的含義：指代一切非首都地區，“首都—外省”的空間比較結構實際上成為“首都—非首都”的價值二元對立。

看清教授真面目的沃伊尼茨基稱教授“是個肥皂泡”，其實從彼得大帝開始的首都文化霸權同樣是個巨大的肥皂泡，首都被舒適地包裹其中，不能也不愿意感知周遭的變化。然而泡泡以外的世界在飛速發展，及至契訶夫生活著的19世紀末，外省經過了一個世紀的韜光養晦，已經有了自己作為主體的文化表達需求，不愿再盲目遵循“首都—外省”的對立神話，而首都的總體社會觀念沒能跟得上外省文化發展的現實。

三、 沃伊尼茨基的反抗：外省知識分子的文化主體意識覺醒

《萬尼亞舅舅》中最大的戲劇沖突發生在第三幕結尾，沃伊尼茨基開槍射殺謝列勃里雅科夫未遂。盡管事后沃伊尼茨基稱自己當時是發了瘋，他開槍的行為卻未必是一時沖動，而很可能是對教授積怨已久。

曾經的沃伊尼茨基和母親瑪麗婭一樣對教授百般崇拜，然而在他為教授辛勤勞作的25年間，教授沒對他“說過一句感謝的話”，關于報酬則“一次也沒有想到哪怕是增加一個盧布也好”，完全把他和索尼婭的奉獻視為理所當然。繁重的工作和與之不對等的回報逐漸磨滅了沃伊尼茨基對教授的崇拜，終于，退休后的教授從首都回到莊園居住，近距離的生活徹底打碎了教授的光環，令沃伊尼茨基對教授的態度急轉直下為全盤否定，認為他“是名不符實的老家伙……講了二十五年的無聊的廢話。然而他又多么地自以為是！多么地自命不凡！當他一退休，就沒有一個人再記得他，他完全是個無名之輩”，并連帶著否定自己為教授努力奉獻的曾經，稱過往的生活已經“無可挽回地喪失了……過去愚蠢地耗費在區區小事上”，曾經的自己“用這套繁瑣哲學蒙住自己的眼睛，看不到真正的生活，心里還以為做得不錯。而現在……我因為悔恨和憤怒而睡不著覺，我想到我多么愚蠢地浪費了大好時光”。沃伊尼茨基向教授發難，指責他用虛偽的光環遮蔽了自己的眼睛，欺騙自己和索尼婭將生命浪費在看似十分高尚、實則萬分渺小的事業上：

我曾經把這個教授，這個痛風病患者奉若神明，為他像牛一樣地勞作過！我和索尼婭……像富農一樣斤斤計較地出售素油、豆角和奶酪，自己省吃儉用，一個戈比一個戈比地積累起來，湊成成千上萬的盧布寄給他享用。我曾經為他，為他的科學成就感到驕傲，我陶醉在他的事業里！他所寫的一切，所說的一切，我都以為是天才的……上帝，可現在呢？現在他退休了，現在他生活的結局一目了然：他沒有留下一頁著作，他是無名之輩，他等于零！

沃伊尼茨基并未反思自己是否存在過錯或能力有缺，而是將生活悲劇完全歸因于教授導致自己“喪失了生命中最美好的年華”，自己明明“有天賦，有智慧，有膽量……如果我有正常的生活，那么我有可能成為叔本華、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樣的人物”，本來大有可能做出一番成就，是受了騙才會至今“沒有真正地生活過”。沃伊尼茨基對自己的評價顯然帶有濃厚的、獨屬于俄羅斯民族的自命不凡的選民意識色彩，對謝列勃里雅科的評價也難稱客觀，鄉村醫生阿斯特洛夫就一針見血地指出沃伊尼茨基實際是因為愛慕葉蓮娜而在嫉妒。但處在“首都—外省”對立的文化語境下，此刻沃伊尼茨基的自我評價和向教授造反同樣是外省向首都權威的反抗，教授夫婦最后去往哈爾科夫則可以視為首都在這場“首都—外省”話語權角力中的敗退，首都和外省的相對立場似乎發生了動搖。

19世紀著名政論家尼·舍爾古諾夫（Н. Шелгунов）指出，長期被管理的外省缺少話語權，缺乏獨立的意識和勇氣，從屬地位導致外省缺乏文化自信，且難以具備評判自身（事物）的權威。讓外省相信自己的從屬地位是天生的，這是首都建構自己神話地位的最后一步，而沃伊尼茨基以對謝列勃里雅科夫的心生怨懟和憤怒質疑為突破口，打破了這一假象。在沃伊尼茨基這一代外省知識分子心中，首都已不再具備指導外省生活的功能，這也正體現了沃伊尼茨基形象的進步之處，體現了外省知識分子對文化主體性的把握。

事實上，早在19世紀60年代就有觀點認為，將外省視為一切下流、值得譴責之物的發源地，是對外省真正生活的無知。歷史研究表明，19世紀下半葉的各外省地區文化已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自主發展，契訶夫本人和他的家鄉就是絕佳的例證。有傳記將塔甘羅格定義為密不透風的聾城，將這里的居民稱為“聽命于沙皇和上帝，靈魂空洞”的酒囊飯袋，這無疑是片面且傲慢的，因為正是塔甘羅格培養了契訶夫的戲劇興趣，19世紀60年代，戲劇作為外省最重要的文化活動擁有巨大的號召力，是“比圖書館和講座更行之有效的啟蒙手段”。契訶夫在給蘇沃林的信中說，對于以前的他來講“沒有比坐在劇場里看戲更大的享受了”，這表明契訶夫對家鄉劇院的親切感受，同時表明塔甘羅格有著自己的文化生活。

塔甘羅格的戲劇只是眾多外省城市文化發展的一個代表，到了19世紀后期，外省的文化需求開始更多考慮自身特性，首都不再是一個無條件被模仿的對象。例如，有貴族在1886至1887年間對普斯科夫地區的考察中受到了熱烈的自主接待，地方政府除了安排了一場名為“普斯科夫地方手工作品博覽會”的特展，還邀請大公參觀了一所當地有名的市屬繪畫學校。歷史上類似的例子不在少數。不同于19世紀初《欽差大臣》中的外省，19世紀末的俄國外省已經能夠自豪地展示出值得地方驕傲的事物。這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諸多地方活動家、知識分子不斷建設家鄉的努力：地方教育事業、出版行業、地方志、地方博物館、外省自己的知識分子圈層以及各類興趣小團體，都已大致建設成型，外省的文化生活逐漸變得充實。當謝列勃里雅科夫試圖用“欽差大臣”展示自己的幽默感時，他既沒有意識到自己與欽差大臣這一角色的適配性，也沒能發覺《欽差大臣》的故事本身已經不適合當下的外省現實。

外省的文化發展已經起步，首都卻沒做好準備迎接一個充滿活力、富有特色的外省，仍然將外省視為與窮鄉僻壤畫等號的空間，就像謝列勃里雅科夫眼里的鬼地方和流放之地。對此，有外省評論家憤憤不平：“我們的外省被當成了一個完全陷在夢和陰影里的漩渦——您去讀讀近十年寫外省生活，或者情節發生在外省的小說，您在其中找得到一丁點關于外省的好話嗎？”前文波塔片科有關首都“思想工廠”的言論是相當典型的。作為19世紀90年代的暢銷作家，波塔片科的表述不僅是對主流觀點的展現，更可以視為對主流觀點的迎合。19世紀末的外省文化發展實際上已經大有起色，而首都“思想工廠”之類的言論依舊存在于當時的流行文化中，這說明“首都—外省”對立的思維模式仍然有著廣大的市場。舍爾古諾夫于1886至1891年間發表的名為《俄國生活概論》（Очерки русской жизни）的系列文章中對外省有著中肯的評價：

外省的大學城里也有非常優秀的學術力量，首都時常也有很差的學者；外省的記者絲毫不遜色于首都的記者；而民俗學領域杰出的研究者們則只生活在外省。外省的知識分子數量未必比首都少……一句話，無論如何也不能說，由于所有最聰明的俄羅斯人都在首都，因此首都就比外省更智慧。

類似的評論畢竟是少數，占多數的仍是謝列勃里雅科夫、葉蓮娜之類的首都來客，或瑪麗婭之類陷入首都崇拜的盲目大眾，反抗者如同陷入魯迅所說的“無物之陣”，看不清敵人究竟在何方，也不知道向何處發力，因此沃伊尼茨基在盛怒下開槍，卻根本打不中謝列勃里雅科夫。該幕在全劇高潮的一片混亂中收場，沃伊尼茨基的一己之力實在有限，幾天之隔的第四幕伊始，各角色已回歸舊的生活軌跡：沃伊尼茨基和索尼婭依然為教授算賬記賬、打理莊園。對教授、對首都的不滿悄悄流產了，沃伊尼茨基直到最后也沒能找到生活的出路，只好寄希望于未來總有一天“會聽到天使的聲音……會看到鑲著寶石的天空”。圓圈式首尾相銜的戲劇結構深受契訶夫喜愛，也最能表現出其現代戲劇的靜態性和沖突解決的獨特方式，然而沃伊尼茨基的選擇除了可以用契訶夫的靜態戲劇審美來解讀，同樣可以視為作者一種隱秘的觀點表達：沃伊尼茨基的失敗是必然的，他的反抗路徑并不正確。契訶夫所指出的外省知識分子的真正出路不在于對首都的反抗，而在于專注外省自身的建設。《萬尼亞舅舅》中這一創作意圖主要由另一位外省知識分子阿斯特洛夫來實現，相關的討論從外省的環境問題引出，后上升至知識分子的責任問題。

四、 阿斯特洛夫的森林：外省環境作為知識分子的責任空間

鄉村醫生阿斯特洛夫并非一個完全正面的形象，盡管他說出了“人身上的一切都應該是美麗的”的名言，卻在對待葉蓮娜和索尼婭的不同態度上暴露了自己的淺薄：對年輕貌美的有夫之婦葉蓮娜糾纏不休，而對真正具有內在美的索尼婭視而不見。阿斯特洛夫為自己的庸俗辯護，稱自己是被平庸的生活淹沒了，“它的腐朽的氣息毒害了我們的血液，我們也變得和其他的人一樣的庸俗了”。

實際上，契訶夫并沒有回避外省生活的庸俗事實，反而借阿斯特洛夫之口強調了這一點：“只好到羅日杰斯特文村去找鐵匠。沒有別的辦法。（走近那張非洲地圖，凝望著）想必現在非洲很熱——真可怕！”非洲地圖橫插進了有關馬掌和鐵匠的談話中，成了某種對日常以外的向往或逃避。高爾基的感受是準確的，他寫信給契訶夫：“當醫生在經過了長時間的靜場之后說起了非洲的炎熱時，我戰栗了——我為您的才華戰栗。我為對于人，對于我們那乏味的、灰色的生活的恐懼而戰栗。”非洲地圖是一種逃避的誘惑，談論它就是渴望用遙遠的、不相關的空間覆蓋當下的存在，此時談論的究竟是炎熱的非洲還是冰凍的南極，都無所謂。阿斯特洛夫的態度正是19世紀后期外省知識分子的一般面貌。

舍爾古諾夫將外省19世紀80年代人群的總體特征定義為“社會冷漠主義”，而作為一種群體情緒的社會冷漠有其明確的政治成因。80年代，改革家皇帝亞歷山大二世被刺殺之后，后繼的兩位沙皇亞歷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都決心鎮壓革命，維持獨裁統治。整個國家的政治生態急劇右轉，俄國體制的中央集權、官僚主義和等級制度的保守特征突出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一切舉措都在有意識地強化沙皇政權的極端保守主義目標。官方日趨保守的政治理念對外省文化發展的打擊無疑是巨大的，外省幾乎完全失去自治的可能性，文化實踐被緊縮在極小范圍，難以獲得自主，知識分子紛紛遁入東正教或托爾斯泰主義以求精神自洽。個人的力量在國家面前無異于以卵擊石，社會冷漠的消極情緒是一種自我保護機制，阿斯特洛夫的辯白看似無可厚非。然而契訶夫并沒有因為環境的艱難就放任角色們自暴自棄，而是在對惡劣環境的反思中催生了知識分子的責任意識，這份責任感首先呈現為對身邊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的保護。

《萬尼亞舅舅》從第一幕就開始了有關人與自然關系的討論。阿斯特洛夫熱心保護俄羅斯森林，因為“森林可以美化大地，森林可以教會人懂得什么是美，在他心中喚起神圣的情感”，森林還可以改善氣候環境，而“在氣候溫和的國家……那里的人的性格也更溫和、更可愛。在那里，人長得漂亮、靈巧、反應迅捷，他們的談吐很優雅，他們的動作很協調。他們的科學和藝術很繁榮，他們的哲學不陰暗，他們對待婦女的態度充滿著關懷”。可見阿斯特洛夫的環保思想并非出于單純的審美價值，而是與民族性格、文化發展、社會進步等觀念緊密相連。森林對人類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毀滅森林不僅僅是在毀滅美麗的風景，更是在丟棄自己的理智，因為“只有喪失理智的野人，才會在自己的火爐里把這個美麗燒掉”。

第三幕中阿斯特洛夫展示的圖紙清晰表現了當地的生態退化：圖紙包含同一地區不同時期的三張地圖，分別是該省五十年前、二十五年前和當時的景象。根據阿斯特洛夫的描述，以綠色標識的林地面積在不斷減少，以紅色標識的野生動物數量銳減，大小村莊、農舍、修道院和磨坊等設施數量同樣下降。最后一張代表當時景象的地圖上已經沒有連續的林地，大多數物種都消失了，村莊、農舍、修道院和磨坊也都不復存在。《萬尼亞舅舅》中的這份圖紙展示了一種在當時堪稱先進的復雜制圖法，即通過將空間變化與線性時間相結合，以同比的方式從歷史視角出發，展示生態退化的現實依據。契訶夫的環保意識可見一斑。契訶夫在 1883至1884年間曾出席過著名歷史學家瓦·克柳切夫斯基（В. Ключевский）的講座，后者同樣強調森林、草原、河流等自然資源在俄羅斯歷史上的重要作用，有研究表明《萬尼亞舅舅》中有關森林的論述很可能正來源于此，而圖紙中的具體數據則可能來源于德·阿努欽（Д. Анучин），亦即契訶夫在科學界的密友、莫斯科大學地理學系創建人。契訶夫的生態意識有著確定無疑的時代因素，在此基礎上契訶夫產生了自己的自然觀：“與大自然的親近，是個人幸福的必要條件。”然而契訶夫所理解的人與自然的關系要遠遠超出一個單純的環保愛好者的思考范圍。

自然之于阿斯特洛夫不僅是人類生存的環境，更是一種理想的、值得向往的存在狀態。自然是干凈的，人與人的關系也應當是如此“單純、純潔和自由的情感”，然而這樣的關系“已經不存在了”。阿斯特洛夫清醒地知道自己對葉蓮娜的好感“不是愛情，也不是依戀”，而只是來自美貌的誘惑，并毫不留情地揭露她“閑散的生活不可能是干凈的”，閑散的源頭則敏銳地指向“她沒有一點責任感”。于是責任感成為阿斯特洛夫言行的基礎，正是這種“勇氣、自由思想、大刀闊斧的氣魄”將他自身與外省群眾區分開來。阿斯特洛夫的三幅地圖是契訶夫對責任問題的深入探討：圖紙的重點并不在于展示自然被破壞這一事實。契訶夫欲借此強調的是，該省的生態破壞并非發展所必須付出的代價，生態是被白白破壞掉的，森林廢墟之上并無任何新的建樹。在此，契訶夫將環境問題上升為有關人類進化的哲學問題：

阿斯特洛夫 您可以說，這是文化的影響，舊生活總是要給新生活讓路的。是的，我理解，如果在被砍伐的森林里，修建起公路和鐵路，如果能有工廠、學校應運而生，人民會變得更健康、更富足、更聰明，但情況并非如此！在這個縣里，照樣是遍地沼澤、蚊子成群，照樣是沒有好路、普遍的貧困、火災不斷，還有天花、白喉病的流行……這種退化是力不從心的生存競爭的結果，這種退化來自保守、愚昧和完全喪失責任感。

契訶夫借阿斯特洛夫之口傳達了一種幾乎是人類學意義上的進化觀。如果保守、愚昧和完全喪失責任感標志著人類的退化，那么進步、科學和自覺肩負責任就理應成為進化的路徑。當人們栽下一棵樹，想到的已經是“一千年之后將是如何，已經意識到人類的幸福”，而“在這幸福中也有我一份微小的貢獻”，個人理想與崇高的全人類幸福相連，這才是一個真正的人、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應該追求的思想境界，正如契訶夫那條著名的創作札記所寫：“為公眾福利服務的愿望，應該成為心靈的需要和個人幸福的條件；如果幸福不是由此而來，而是來自什么理論或者其他的什么考慮，那么幸福就不再是幸福。”

知識分子應當去創造社會福祉，而不是去破壞，因為“人是富有理智和創造力的，理應去增加他們需要的財富”。契訶夫一生都在致力于為民眾創造幸福：他建學校、圖書館，培植樹林，一生行醫不輟。除了巨大的文學財富，契訶夫留下的更有實打實的慈善事業。在作家不算長的一生中，庫頁島之旅尤其值得一提，彼時的契訶夫帶病出行，旅途大大損害了作家的身體健康。有研究將契訶夫庫頁島之行的動機歸結為他對創作突破的追求，然而單純的文學追求作為原因未免有些薄弱，契訶夫本人的責任意識或許可以成為補充。在還未動身之前，契訶夫就已經在給蘇沃林的信中留下了這樣的文字：

您寫道，薩哈林島誰也不需要，誰也不會發生興趣。莫非這話正確嗎？……我們把上百萬的人長期囚禁在監獄中受折磨，毫無道理而且野蠻地白白囚禁在那里……然后把這些責任統統推到紅鼻子的獄吏身上。如今整個文明的歐洲都知道該負責任的不是獄吏，而是我們全體，然而我們對這種事卻不聞不問，對它不感興趣。

在契訶夫眼中，被世人遺忘的西伯利亞也有被關注、被改變的必要，而需要為之負起責任的正是每一個看似與之無關的人。遠東尚且如此，普通的外省城市更應該成為知識分子履行自身使命的空間。正是在這一點上，盡管最后放棄掙扎、聽天由命的沃伊尼茨基可說是契訶夫批判的對象，但作家的批判顯然不是硬性的。契訶夫對沃伊尼茨基等外省知識分子的態度與其說是怒其不爭，不如說是哀其不幸，他深刻理解外省知識分子們面對的艱難現實，但并未因此放松對他們的思想鞭策。

結 語

首都在俄羅斯民族文化中的地位至關重要，莫斯科、彼得堡作為整個國家的文化向導擁有巨大的輻射能力，甚至被稱為“俄羅斯在不同歷史時期對現代化道路選擇的縮影”。然而，在未被觸及的廣大外省是否存在著雙都以外的第三種現代化道路？將首都的文化特征理所當然地視為整個遼闊俄羅斯的文化范式的代表又是否是一種先入為主？這些問題都值得深入思考。要解決這些問題，首先要給外省以應有的關注，承認外省的文化主體性，并且在文化實踐中貫徹具有普世意義的價值追求，而這正是契訶夫一百多年前就在做的事。

契訶夫的筆觸飽含著人道主義關懷，他既非單純批判沃伊尼茨基或阿斯特洛夫淪于庸俗的外省知識分子的悲劇，也非單純批判謝列勃里雅科夫或瑪麗婭對首都神話的盲目信仰，而是對所有人的生活方式平等地投去關注并加以反思，是超脫了一切流派、用最樸素的善良來表達最深刻的思想，那就是知識分子對進步的追求。進步作為一種情緒，貫穿在契訶夫幾乎所有的大型戲劇作品中，而且愈演愈烈。《伊萬諾夫》里找不到出路的伊凡諾夫只能一死了之，《萬尼亞舅舅》里的沃伊尼茨基含淚等待鑲著寶石的天空的降臨，《三姐妹》的女主人公們枯坐在外省、終生沉浸在對莫斯科的向往中，而所有被壓抑的潛流終于在《櫻桃園》里爆發成為一句響亮的“新生活，你好！”。

契訶夫對外省、外省知識分子的同情并非是對現實的美化，他拒絕“首都—外省”神話首先是因為它與現實不符，更重要的是，有關外省的神話實際是一種逃避，對它的盲從就是思想的墮落，就是在回避俄國民族自身的進步之責任。通過將環境與個人責任相連，契訶夫以社會進步為視點，實際觀照了全人類的生存福祉，擁有相當深刻和極為先進的共同體思想視野。契訶夫筆下的“首都—外省”先是從神話落回了現實，又“超出了歷史事件的框架，獲得了永恒的，具有‘拯救’性質的道德價值”，這正是契訶夫的偉大之處。無論在首都還是在外省生活著的人都是一樣的，都與人類文明進步的大目標緊密相連。正如契訶夫在札記中所說：“順著這條被稱作文明、進步、文化的梯子爬吧——我真誠地做出這樣的建議，但向哪里爬？我不知道。單單為了那條梯子，也值得活下去。”這是契訶夫對時代脈搏的敏銳把握，也是他創作中的樂觀主義之來源：新世紀就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