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職官制度作為史學基礎，一代代研究者在這個細分領域耕耘出了累累碩果，推動了大眾對宏觀歷史認識的深化。但是職官制度中的若干細節(jié)，尤其是制度的實際運作情況、制度與社會的相互作用等動態(tài)面相，尚待厘清。這個問題與制度年代呈現反比，年代越近的制度的研究越精細，年代越遠的制度尚待厘清的問題就越多。史料的匱乏是束縛職官制度研究深化、還原制度實踐的動態(tài)面相的重要原因。史料挖掘便成為推進制度史研究的題中之義。無論是傳世文獻的精研闡述和文本批判，還是金石碑刻的考釋補充、文物與影像資料的引入，在不同的方向豐富了研究史料、拓展了研究對象。

職官制度是政治領域中最為靈動的制度之一，與官僚士大夫的冷暖得失息息相關，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士大夫們的命運；間接參與了對社會結構與日常生活的塑造，在社會生活中發(fā)揮了重大作用，因此諸多的筆記小說中留下了制度運作的鮮活痕跡。這些有關職官制度的生動文字，是士大夫對切身經歷、耳聞目睹的記載，在缺乏原始檔案文書的情況下它們是最原生態(tài)的資料。與其他傳世文獻相比，職官筆記基本上屬于“同時史料”，文字與所反映的內容是同一時期產生的，而不像通典、則例等歸納總結性的“后時資料”那樣存在滯后性。筆記小說等同時史料在推進職官制度研究上的重要性值得重視。

近年來，人文研究領域提倡“重返現場”。研究者無法完全拂去歲月塵埃、百分百還原歷史真相，也就是無法真正重返歷史現場。就文本意義而言，許多后人看來不知所云的制度概念與名詞，苦思不得其解的組織演變和運行機制，在傳世文獻的編撰者的思想觀念中是不言自明的常識與公理，無需多言，就在創(chuàng)作時不著一字、不費一詞。作為同時史料的職官筆記的出現，多少彌補了這方面的缺陷。士大夫在寫作筆記時，潛意識中無法完全排除當時制度的影響，會有意無意地保留下初始的、直接的制度碎片，幫助研究者拼湊完全制度的相貌和運作的過程。

二

唐朝是中國古代官僚制度走向成熟的轉型時期，諸多創(chuàng)舉勾勒出之后的制度概貌。隨著歲月流逝，唐代官僚制度的樣貌也漫漶不清，比如后人漸漸不了解“唐人好以它名標榜官稱”。唐人日常習慣以別名稱呼官職：

太尉為掌武，司徒為五教，司空為空土，侍中為大貂，散騎常侍為小貂，御史大夫為亞臺、為亞相、為司憲，中丞為獨坐、為中憲，侍御史為端公、南床、橫榻、雜端，又曰脆梨，殿中為副端，又曰開口椒，監(jiān)察為合口椒，諫議為大坡、大諫，補闕為中諫，又曰補袞，拾遺為小諫，又曰遺公，給事郎為夕郎、夕拜，知制浩為三字，起居郎為左螭，舍人為右螭，又并為修注，吏部尚書為大天，禮部為大儀，兵部為大戎，刑部為大秋，工部為大起，吏部郎為小選、為省眼，考功、度支為振行，禮部為小儀、為南省舍人，刑部為小秋，祠部為冰廳，比部為比盤，又曰昆腳皆頭，屯田為田曹，水部為水曹，諸部郎通曰哀烏、依烏，太常卿為樂卿，少卿為少常、奉常，光祿為飽卿，鴻臚為客卿、睡卿，司農為走卿，大理為棘卿，評事為廷平，將作監(jiān)為大匠，少監(jiān)為少匠，秘書監(jiān)為大蓬，少監(jiān)為少蓬，左右司為都公，太子庶子為宮相，宰相呼為堂老，兩省相呼為閣老，尚書丞郎為曹長，御史、拾遺為院長。下至縣令曰明府，丞曰贊府、贊公，尉曰少府、少公、少仙。（[南宋]洪邁著，夏祖堯、周洪武點校：《容齋隨筆》卷15《官稱別名》，岳麓書社2006年版）

這些稱呼中蘊含著豐富的職官制度史料，封存著唐代士大夫對當時官職和官制運作的切身感受。其中多數別名與官稱的職掌相關，比如掌武、大諫、修注、小選等；有些別名則和官職的演變有關，比如“夕郎”，表明給事中是從漢代每天日暮向青瑣門而拜的黃門侍郎演化而來。這些都是靜態(tài)的制度史內容，同時不乏動態(tài)的精彩。我們以唐代御史們的別稱為例：

御史大夫為亞臺、為亞相，說明御史大夫職權之重，這與后世的一般印象相符。御史中丞為獨坐、為中憲，則是因為御史大夫不常設或日漸成為加銜，御史中丞主持御史臺政務，故而權重。至于侍御史稱為端公、南床、雜端等，對應的是唐后期御史中丞也不常設且也成為加銜，由侍御史知雜者主掌御史臺。御史臺會食，在南設橫榻，稱南床，殿中侍御史與監(jiān)察御史皆不得坐，只有侍御史可坐。御史臺實際長官的下沉，表明唐代行政模式的演變。唐前期的四等官制瓦解，長官、通判官的漸次消亡，以及躬親事務的專知官的權重，是行政模式演變的突出特點。更有價值的別稱是將御史比喻為各種花椒，如侍御史為脆梨，殿中侍御史叫作開口椒，監(jiān)察御史比喻為合口椒?！队繁静荨酚性敿毥忉專?/p>

唐戶部郎侯味虛著《百官本草》。題御史曰：“大熱，有毒。主除邪佞，杜奸回，報冤滯，止淫濫，尤攻貪濁，無大小皆搏之。出于雍洛州諸縣，其外州出者尤可用，日炙干硬者為良。服之長精神，減姿媚，久服令人冷峭。”

賈言忠撰《監(jiān)察本草》，里行及試員外者為合口椒，最有毒。監(jiān)察為開口椒，毒微歇。殿中為蘿卜，亦曰生姜，雖辛辣而不為患。侍御史為脆梨，漸人佳味。遷員外郎為甘子，可久服。（[明]馮夢龍評纂、孫大鵬點校：《太平廣記鈔》第二冊卷31，崇文書局2019年版）

此處的合口椒、開口椒都是花椒的一種?！缎滦薇静荨罚╗唐]蘇敬等撰，尚志鈞輯校,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2004年版）記載“蜀椒”：“味辛，溫、大熱，有毒……口閉者殺人?！敝杂没ń罚ㄊ窠罚┍扔饔?，是因為御史手握監(jiān)察大權，可以除惡杜奸、懲辦貪濁、平反冤滯等，事務無論大小都可以借監(jiān)察之名參與其中。朝野官民自然忌憚三分，把御史們比作“大熱有毒”的花椒了，尤其是外出巡視地方的御史們更令官民忌憚。食用花椒雖然可以長精神，久服卻令人冷峭，身體吃不消。有趣的是，御史會隨著品級的晉升而毒性遞減。監(jiān)察御史里行、試官和員外置等非正命官，轉正和晉升的壓力最大，對政績的渴望最盛，行事咄咄逼人，“毒性”也就最強，是最有毒的合口椒，也就是花椒中“口閉者殺人”的一支。合口椒毒性之強，以致于講究以毒攻毒的中醫(yī)用其來解蛇毒，早在晉代葛洪撰寫的《肘后備急方》（中國中醫(yī)藥出版社2016年版）中蛇毒“以合口椒并葉，搗，敷之，無不止”。唐人遇到年輕資淺的監(jiān)察御史、轉正心切的編外御史們，想必如咀嚼花椒一般難受。

隨著地位提升，壓力遞減，御史們的銳氣也逐漸消磨、行事趨向圓滑，毒性漸次消解，經由辛辣但不為患的生姜過渡，最終從合口椒變異為脆梨。官員轉出監(jiān)察系統(tǒng)、升遷為清要的郎官后，更是一躍而為柑橘（甘子）。唐后期，中書門下成為實際指揮行政的中心，尚書省退居閑曹，郎官們成為悠閑而前途光明的清官，行事自然與人為善，給人如沐春風之感了。唐代士大夫對御史臺官職別名的描述，與唐代政治制度現有研究的結論是相符的。

三

用花椒冠名御史，作者尚存敬畏之心。而九卿別稱則明顯帶有戲謔成分：太常卿為樂卿，光祿為飽卿，鴻臚為睡卿，司農為走卿，大理為棘卿。其他各卿各有別稱。北宋王得臣《麈史》卷下《諧謔》記載：“七寺閑劇不同，太府為忙卿，司農為走卿，光祿為飽卿，鴻臚為睡卿。蓋忙卿所隸場務，走卿倉庾，飽卿祠祭數頒昨醴，睡卿掌四夷賓貢之事?！薄队ǚ诸愖皱\》卷33《職官》注解：“京師謂光祿為飽卿，衛(wèi)尉為暖卿，鴻臚為睡卿，司農為走卿，宗正為冷卿。暖卿謂其管儀鑾供帳之類，冷卿謂其管玉牒所。”

三公九卿是秦漢時期的中樞體制，至隋唐為三省六部制-中書門下體制所代替。九寺淪為政務輔助機構，九卿雖然品級高貴，卻邊緣化為閑曹冷職。戲謔的別稱恰恰是這種邊緣化的結果。一方面，士大夫斷不敢對大權在握的官職冠上調侃戲謔的綽號，比如節(jié)度使的別稱即是“斧鉞”而非戲稱；另一方面，士大夫提煉九卿尚存的職權加以突出強調，營造出通俗幽默且令人印象深刻的別名。比如，貴為正三品高官的太常卿，禮制權限為禮部所侵奪，給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在朝會大典上張羅奏樂，因此得名“樂卿”；太府卿負責朝廷物資庫存，場務繁忙，得名“忙卿”；司農卿負責糧食倉儲，糧倉巡查工作繁重，故名“走卿”。在士大夫眼中，勞心為上勞力為下，官員奔忙于具體事務并非高尚、而是低賤的行為，所履行的職責自然也是邊緣的、次要的。樂卿、忙卿、走卿等，都不是好詞。原本掌宮門宿衛(wèi)屯兵的衛(wèi)尉卿，因操持皇家儀鑾供帳之類，得名“暖卿”；掌皇族外戚屬籍的宗正卿，所管玉牒所事務冷清，而玉器質地冰寒，獲得“冷卿”的綽號，一語雙關。同理，飽卿（光祿卿）因操辦朝廷飲食，睡卿（鴻臚卿）因招待四夷賓貢飲食住行而得名。

官員也坦然接受官稱別名，用于自稱或稱呼同僚、親友。光祿寺丞嚴鋌《會宴光祿寺東諸同僚》寫道：“萬方玉食貢奇珍，司膳三年尚茹貧。醉吐笑看惟麥飯，飽卿于此見清純。”（中山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所編：《全粵詩》第2冊，嶺南美術出版社2009年版）光祿寺經手朝廷的美味佳肴，司膳官員卻常年清貧，只以麥飯度日。清貧的背后是光祿寺官員待遇慘淡，且升遷艱難。官稱別名是源于生活、基于事實的，反映了唐代官僚組織的權力格局，折射出官職的輕重、為官的冷暖。這是官職與士大夫切身利益最密切相關之處。就筆者所見，帶有戲謔性質的別名只見于官員自稱，他稱使用尊稱性質的別名（獨坐、端公等）或客觀描述性質的別名（夕郎、小選等）。初唐時，蜀州某縣縣尉杜某，名、字、生卒年皆不詳，因為是王勃贈別詩《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的主角，有幸作為“杜少府”而名揚千古。

四

除了反映真實的權力狀態(tài)之外，官稱別名中也隱含著官員選任的動態(tài)信息。官員選任是士大夫群體關注的焦點，也是官制研究的難點。史籍中有關人事制度的簡單勾勒，完全不足以描述復雜的選任現實。史料闕如，加上官員的進退遷轉與制度規(guī)定存在事實差異，尤其是各種非常態(tài)因素影響著官員的選任，都增加了選任研究的難度。唐代官員選拔的標準有哪些，孰輕孰重？ 符合任職標準的候選者理論上不會只有一個，如何在多位候選人當中挑選出任職者？ 解決員缺矛盾，以公平明確、具備操作性的標準將候選官員妥善安置，是選官制度的核心要義。以吏部為主體的選任機構，發(fā)展出了一整套實操做法。

昌儀為洛陽令，恃易之權勢，屬官無不允者。鼓聲動，有一人姓薛，赍金五十兩遮而奉之。儀領金，受其狀。至朝堂，付天官侍郎張錫。數日失狀，問儀。儀曰：“我亦不記得，但姓薛者即與?！卞a檢案內姓薛姓者六十余人，并令與官，其蠹政也若此。（[明]馮夢龍評纂：《太平廣記鈔》第二冊卷34?！顿Y治通鑒》卷206《唐紀二十二》“則天順圣皇后中之下神功元年”條亦記載此事，說張錫退朝后“索在銓姓薛者六十馀人，悉留注官”。）

張錫將特定范圍內的六十余名候選者全部授予官職，而沒有引發(fā)騷亂。即便是重金買官者也接受了這個結果。這說明當時官員群體對不同候選條件對應的官職，是有相對清晰的預期的。士大夫群體之所以對選官有清晰預期，根源還在于以張錫為代表的選官機構在實踐中誕生了一整套包含制度、慣例、觀念等在內的實操文化。同樣來自職官筆記的“八俊之說”，便是唐代輿論對理想官場履歷的認知，是選官實操文化的一部分，并為后來研究者所重視和引用。該說見于封演的《封氏聞見記》卷三《制科》，其文如下：

宦途之士而歷清貴，有八俊者：一曰進士出身、制策不入。二曰校書、正字不入。三曰畿尉不入。四曰監(jiān)察御史、殿中不入。五曰拾遺、補闕不入。六曰員外、郎中不入。七曰中書舍人、給事中不入。八曰中書侍郎、中書令不入。言此八者尤為俊捷，直登宰相，不要歷余官也。（[唐]封演撰、趙貞信校注：《封氏聞見記校注》卷三《制科》，中華書局2005年版）

在這條理想仕途上，有志高官顯貴的人就“不要歷余官”。在選任實踐中，理想的下一任職位便成為士大夫們的關注點和追逐目標。不能獲得理想的升轉自然令人懊惱，任職偏離理想的仕途軌跡更是值得同情。詩人張籍任職冷曹太常寺的太祝一職，十年不得改調，窮病交加，還瞎了一只眼，人稱“窮瞎張?zhí)！?。好友白居易作《重到城七絕句·張十八》，表達同情慰問：“諫垣幾見遷遺補，憲府頻聞轉殿監(jiān)。獨有詠詩張?zhí)?，十年不改舊官銜。”諫垣和憲府手握監(jiān)察大權，親近帝王，任職者升轉頻繁，張十八（張籍）的窘困顯示出在唐代官員選任實踐中，太常寺邊緣化嚴重，太祝的升轉前景極端不利。

會昌元年，人到中年的膳部員外郎杜牧謀求遷轉。他揣摩自己的條件，希望能在尚書省諸司中從后行調整到前行部門去。《尚書故實》記載杜牧曾向宰執(zhí)大臣求任禮部員外郎，不遂后又謀求刑部員外郎一職，又不遂。杜牧做了一個夢，夢中人告訴他：“辭春不及秋，昆腳與皆頭?！薄吨芏Y》分設“天地春夏秋冬”六官系統(tǒng)，后世六部雅好比附周禮六官，稱禮部為春官、刑部為秋官，夢境中的“辭春不及秋”便對應杜牧謀求禮部、刑部官缺不成一事；后半句“昆腳與皆頭”指的是刑部負責稽核簿籍的比部員外郎。不久，杜牧果然獲任比部員外郎。該則筆記載明了尚書省諸司中，先后好壞排序為禮部司、刑部司、比部司、膳部司。官員自后向前流動，雖然品級相同，也是某種升遷，是需要私下謀求的。不過，《尚書故實》原注：“杜公自述不曾歷小比，此必傳之誤?！保ǘ拍链死砸裕篬清]杜文瀾輯、吳順東等點校：《古謠諺》，岳麓書社1992年版）此處的“小比”應該是彼時的某種選任流程或者做法，但具體涵義如何，尚待考釋。

五

綜上所述，職官筆記既是制度史研究的新材料，又為觀察制度實踐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那就是通俗的、人性化的新視角。與嚴肅的、程式化的傳統(tǒng)史籍不同，筆記散文直接關聯士大夫的官場經歷和觀感，是官僚政治親歷者心路歷程的真實流露。新世紀以來，制度史研究超越組織架構、權責設置、機構沿革等靜態(tài)內容，轉向挖掘鮮活的、動態(tài)的、多層面的內涵，描繪出了繽紛多彩的面相。職官筆記提供的新視角，契合了制度史研究的潮流趨勢。士大夫兼具官僚制度實踐的主體和客體雙重身份，任何制度終究要士大夫去貫徹執(zhí)行，同時也落實到士大夫群體身上。士大夫是官僚制度中最重要、最靈動、最能發(fā)揮主觀能動性的要素。他們書寫的職官筆記的史料價值，毋庸多言。筆記散文中有關人性、人和制度的互動的生動文字，對于捕捉制度的深度內涵尤其具有針對性價值。

職官筆記展露了作者觀察彼時政治制度及其運作的角度、方法，具備方法論的價值。由于無法重返歷史現場，后人與當事人評判歷史制度的方式、方法是不同的。譬如前述唐人并不以操持具體政務為榮，事務性工作并不必然關聯實際權力，而今人將官員工作忙閑作為考量實權大小、地位高低的重要標準。這便導致了古今制度史研究的觀念和方法的差異。職官筆記對于制度史研究可以拾遺補缺、可以參照比較，更重要的是啟示研究者要設身處地、眼光向下，在宏大的歷史敘述之余，抓住人性、觀念、實操等關鍵詞，躋身人與制度互動的情境之中，盡量重返歷史現場以還原制度實踐的全貌。在制度史研究的傳統(tǒng)路徑、文書與政務運行的方法、制度史論，以及日常統(tǒng)治史等方法論之外，職官筆記或許是打開另一扇大門的鑰匙。

諸如“御史與花椒”等職官筆記，動靜相宜、明暗關聯，保留下來政治制度中最細膩敏感、通俗坦然的內容，是研究者不可忽略的新史料、新視角、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