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以往的兒童文學研究中，對于兒童文學知識的界定存在著“描述性”與“結構性”兩種研究路徑。但無論哪一種界定方式都無法脫逸歷史化、社會化的知識論框架。在此情境下，如何描述、怎樣結構中國兒童文學知識就成為學界關注的議題，并直接影響著中國兒童文學的評價導向及進路。基于此，在知識論視域下討論中國兒童文學評價的問題有其必要性和適用性。具體來說，在知識論框架內開展學術評價是人文科學學科化進程的內在訴求，體現了本體論與認知論的合一。在中國兒童文學的百年發展歷程中，知識論與學術評價表現為互為表里、雙向推進的關系。中國兒童文學的發生發展有賴于知識論的重構，重建的知識論為中國兒童文學的評價提供了視野、方法和話語，而作為知識生產的中國兒童文學的評價又反過來推動知識論的革新。

一、知識學科化框架下兒童文學評價的基點

現代性驅動了知識的學科化，對知識的評價要求依循學科的規范。由于學科是一種具有邊界效應的體系，學科知識也就必然要確立屬于本學科的規則，從而實現知識學科化的規整性。這一知識學科化運作的結果是傳統知識整一性結構的坍塌，隨之而來的是學科間分工的規范化及專業化，這也是“分科立學”的實施過程。

在文學的知識譜系中，兒童文學知識有其獨特性。概論之，這種獨特性主要體現在“兒童”與“文學”兩個關鍵詞及相互之間的語法關系上。盡管如此，兒童文學也不是析離出文學系統的特殊知識或地方知識。在文學的知識系統中，兒童文學的知識生產仰賴學科化所樹立的規范、制度，以及在此基礎上所持守的評價標準。兒童文學知識有事實與想象層面之別，但兒童文學知識學科化更關注的則是研究該知識的立場與態度。在考察中國兒童文學評價角度時，如果論者沒有在知識學科化的框架下來討論問題，那么人為評價的隨意性就會消解學科知識的規范性。

在知識學科化過程中，兒童文學研究和評價要遵循知識客觀性的原則。進入學科化序列后，兒童文學知識學科性注重的是研究主體的共識，它要求在學科共同體范式中開展研究及評價工作。在兒童文學知識生產與消費的完整鏈條中，讀者的閱讀與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求理性的在場。尤其是作為專業讀者來說，兒童文學研究就更倚重理性、邏輯及判斷，它要求在客觀性和主觀性同在的情境下對所屬學科知識作出評價，并介入兒童文學知識的再生產。確實，在很多人看來，兒童文學充滿著奇思妙想和天馬行空的非理性色彩，這看似與學科化知識的理性存在著較大的偏差。但是，也恰是這些主觀性的認知，能繞開日常化規則的迷霧，將兒童文學中抽象悠遠的理性內涵詮釋得更為明晰。關鍵的問題在于，兒童文學的讀者是兒童，創作者和評價者卻是成人，代際的知識差異帶來了共識層面的困難。這種讀者、作者與批評者各自分立的結構會產生話語博弈的緊張，因而尤其需要客觀性知識的在場。對于專業讀者來說，兒童文學是其開展精神活動的載體，是確證其認知合法性的工具。這樣一來，兒童文學評價的意義不在于其表達的具體內容，而在于是否符合研究者主體性的訴求。即便如此，對于兒童文學的評價也具有普適性、共識性的訴求，而那些被視為普適性的知識也更容易參與兒童文學的知識再生產，從而提升學科知識的價值。

兒童文學的評價也具有主觀性。作為一種學科知識，兒童文學不是被動等待研究者或讀者去認知的對象，而是在這一知識之外的人的主體性的投影。即使是兒童文學作家傳記研究或兒童文學史研究都不是純粹意義上的實證研究，研究者主體性仍有較大的發揮空間。在學科化的系統里，“兒童”這一知識，并不是實體兒童的稱謂，而是一種抽象的知識符號。“兒童的發現”在中國古代沒有出現，不是因為沒有實體兒童或對于兒童的價值觀念，而是因為沒有發展出“現代式”對兒童的看法與關懷。在這里，兒童觀的變動背后隱伏著社會生活史及人的精神心靈史的演變，這些都與研究者的立場設定和評價方略密切相關。

在學科體制中，兒童文學中諸如童年書寫、隱含讀者、代際溝通等知識命題是主要的研究對象，其中既有指向文學的普遍知識，也有專屬于兒童文學的特殊知識。經過學科化的規范后，這些普遍和專屬的知識會自覺歸類，呈現出專業化、形式化的面貌。在兒童文學知識的學科化過程中，人們依舊會將關于“兒童文學”的看法納入其主體意識的范疇之中，關于兒童文學知識的主觀性特征也在學科化的規范中生成。并且，一旦人為預設知識期待，價值論導向容易銷蝕認識論的客觀性，進而強化這種主觀性的傾向。譬如，關于兒童文學是不是“教育兒童的文學”的論爭，涉及了功能與本質的兩歧問題，其根本點在于文學與教育學學科知識的錯位及雜糅。這種主觀與客觀、規則與超逸的匯聚即是張榮翼所謂文學知識交點，是“文學知識不能完全融入到一個確定狀態”的佐證。

人文學科知識的研究是闡釋性的，是研究者主體性的抒發。這種闡釋性觀念用張江的話說即是“張揚主觀的尤其是獨立意識主體的特殊理解”。頗費周折的是，學界對兒童文學概念的闡釋常有分歧，因而造成了兒童文學知識的多義性，也導致了對兒童文學評價的開放性與變動性。兒童文學評價是由具有主觀性的人所設定的對象，而設定的差異則會造成兒童文學評價的多樣性。兒童文學是為兒童創作的，而創作者卻是成人，這決定兒童文學評價標準和導向的是成人而非兒童。這種錯位結構加劇了概念的纏繞。兒童文學研究容易偏離兒童文學自身，其學術評價是成人視角下理解和關注的問題。這給我們的啟示是，不能將兒童文學的評價對象本質化，更不能將其視為可以脫逸出人的價值而存在的觀照對象。

除了人這一因素外，時代的演進也是造成兒童文學知識游移和評價衍變的重要因素。不同于自然科學知識那種明晰的新舊替換，人文學科知識似乎很難在時間軸中展現清晰的進化軌跡。人文學科的術語、概念等要素轉換并不直接表征時代的更迭。在討論傳統時，希爾斯比較了科學知識與人文知識的差異，他認為人文知識的創造者不像科學家那樣容易被“攝取”，而是保持著“知識的有效性”，這些知識也就成為此后人文學者反思的起點。言外之意，人文學科知識不可能是亙古不變的真理，也不是前后的替換和否棄所能簡單概括的。受動態社會風尚的影響，兒童文學知識不斷推陳出新，表征了文學傳統的新舊轉換，也折射出兒童文學評價標準和視角的更替。更為重要的是，隨著技術領域的不斷拓新，兒童文學知識生產與消費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與此相關的兒童文學研究和評價也隨之改變。

然而從概念的本義上看，決定兒童文學知識形態的要素是“兒童文學”。唯有廓清“兒童文學是什么”的本源問題，才能洞見“兒童文學知識是什么”“兒童文學知識如何評價”等一系列延伸出的次命題。反過來，兒童文學知識又是研究兒童文學的基點，因為只有掌握了相關的知識才能真正進入該研究領域。不過，兒童文學概念的變動中依然有一個恒常的旨趣，那就是以文學的方式切合兒童主體身心發展，從而建構起面向兒童、時代與未來的知識體系。

兒童文學知識既要面向關于兒童文學的評價，又要深植于整個文學知識體系和學科化的結構之中，其中充斥著學科規則性的限制及人的想象力的超脫。在兒童文學知識學科化的大趨勢下，兒童文學評價看似更為學理化、專業化、正規化，但需要警惕的是學科知識的固化，這種理論偏狹容易衍生兒童文學評價的僵化，從而阻滯了兒童文學知識生產的跨學科拓展。唯有真正洞明“兒童文學是什么”這一知識本源，才能真正開啟兒童文學的相關研究之旅，及對此研究作出客觀公允的評價。

二、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一體化研究的評價立場

中國兒童文學不是一種可以超脫文學系統的特殊知識，它內含文學知識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從發生學的視角看，中國兒童文學的發生離不開現代知識觀的出場，體現了知識論的現代轉向。沒有關于兒童與文學的現代認知，就不可能有作為現代知識的兒童文學的發生。

在對中國兒童文學性質的諸多評價中，學界普遍認為它是現代思想文化運動的產物，是一種現代性的文學。這有效地拒斥了中國兒童文學“古已有之”的論斷，將兒童文學的價值天平導向了現代的思想啟蒙和文學革命。如果循著從兒童觀的演變到兒童文學發生的邏輯看，兒童的“發現”與“發明”有著質的差異。前者意味著存在本質的兒童，只需要知識考古就能找到確切的依據，果若如此，那么“發明”就沒有必要了。而后者是一種從無到有的概念新建，既然如此，就不是對于既有本質的溯源。由此看來，那種試圖折衷建構主義和本質主義的觀點曲解了“發現”與“發明”的關系，不僅無益于兒童文學性質的界定，而且容易引發更深層次的誤讀。一旦厘定了中國兒童文學的知識性質，那么關于中國兒童文學的發生起點等一系列問題就迎刃而解了。五四時期所確立的“人的文學”是全新的現代文學，由此也自然成為兒童文學發生的原點。為了梳理兒童文學的演進軌跡，王泉根將兒童文學的起點置于20世紀初葉，他從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的歷史進化論中發掘了兒童“被發現”的事實。然而，清末民初盡管出現了思想或文化革新的端倪，但依然處于近代性的層級和框架之中，離思想現代性和語言現代性的真正發端尚有差距。在“人的文學”框架中，“兒童”是一種可征用的現代知識，它的出現刷新了人學的深層結構，為兒童文學的出場提供了條件，這是清末民初的兒童想象無法做到的。這給我們的啟示是，如果不加限制地將發生起點前移，就容易降格新文學的現代品格。一旦兒童成為時代的主題，就自覺地開啟了現代發展話語的建構，并體現為認識論、意識形態、教育制度與商業上的“多重疊加”。狄德羅《百科全書》的出版史彰明了這樣一個道理：啟蒙運動“物質化”與知識生產和傳播構成了互為表里的關系。頗為類似的是，由發展主義所推導的知識論在驅動中國兒童文學發生的同時，也帶動了各類兒童讀物及出版機構的市場繁榮，并以此驅動了知識論的重構。

與此同時，與“兒童”現代知識同構的“文學”也應予以特別的關注。在中國兒童文學描述性概念中，“兒童”之于“文學”有著先在性，卻不能盲視文學的主體性。當兒童文學被描述為“兒童”的“文學”時，“文學”是“兒童性”的具體表現形態，或者說是落腳點。簡言之，兒童文學的文學性源自兒童主體性的賦形、賦義，中國兒童文學的性質也因兒童的現代性而確立。在此機制中，兒童文學的文學性似乎是被動的，是依賴于思想性的優先才能進入現代性話語體系之中的。這樣一來，以思想性撬動文學變革的機制滲透于中國兒童文學發生的過程中，很容易造成文學性受蔽的焦慮。由此出現的“純化”或“泛化”文學性的傾向皆源于此。一旦抽空了思想合法性的文化語境，抑或當兒童性不再承擔推導文學性條件的任務時，作為中國兒童文學知識要素的“文學”也將失去意義支撐。在兒童性與文學性的語法關系中，圍繞著中國兒童文學知識中何者為第一性的論爭，一直是學界研究的熱點話題。事實上，無論兒童性如何膨脹，都無法忽視兒童文學是一種文學類型的事實。畢竟，兒童文學的出場首先意味著一種全新文學類型的重構，它的知識系統是對文學概念的重釋。

說到底，中國兒童文學的重心是文學，中國兒童文學研究只有落腳于文學學科才能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中國兒童文學學科化必然牽連著與其具有同源性的現代文學，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的“一體化”議題自然就成為學界關注的熱點。這里的“一體化”首先是從性質的角度來界定的。所謂“質”的一體化源自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共同作為新文學族裔的事實。既然同為新文學的族裔，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之間必然具備共同的文化語境及存在秩序。借用滕尼斯的話說，兩者是“真實的與有機的生命”共同體。正是基于這種共同體意識，新文化人才沒有片面地理解兒童的獨異性，而是在人的文學主潮中看取兒童文學之于新文學的聯動功能，進而創造性地為兒童文學注入歷史的意義。于是，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一體化就成為研究者透析現代思想文化的鏡子。事實證明，割裂兩者關系顯然有悖于現代知識母體生成的有機性、整體性，違背了兩者思想同源的知識理據。在討論前述一體性問題時，朱自強特別強調兩者的“同構關系”。不可諱言，共同性的知識依據和文化背景是討論一體化問題的前提，但必須指出的是“同”并不是討論一體化問題的唯一前提。在筆者看來，“異”之于一體化考察同樣至關重要，因而重申兩者的“邊界”也勢在必行。究其因，從發生的先后順序來看，中國兒童文學并非與現代文學“同時”，而是“相對滯后”于現代文學。一個顯在的表征是，作為兩種文學發生宣言書的《人的文學》與《兒童的文學》，兩者的發表就有將近兩年的時間差。更確切地說，《兒童的文學》是《人的文學》推演和延伸的結果，體現了從普遍的“人”到特殊的“兒童”擴充的邏輯。顯然，這種邏輯無法保障兩者發生的“同時性”。概論之，一體化是界分兩者概念后的一體化，也是尊重兩者主體性后的一體化。由于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存在著同步與錯位的關系，因而梳理兩者行進的曲線至關重要。朱自強將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的一體性時段界定為1917年至1937年，他認為在這個時間段內兩者是“未分化”階段，保持著一體性的默契。事實上，兩者一體化的關系并不局限于這一時段。全面抗戰爆發后，在民族政治的吸附下，兩種文學的一體化不僅沒有弱化，反而加固了，并匯入了抗戰文學的大潮中。新中國成立后，兩者都融入了“國家文學”一體化形態之中，兒童文學的分化無從說起。此外，基于新時期以來對文化同一性命題的編織，當代文學思潮引領了兒童文學回到其自身的主體性運動，兩者的交織融合清晰可見。甚至在很長的時間里，兒童文學還出現了緊跟當代文學的現象，班馬將其概括為“缺失本體根基的浮游與無奈靠泊”。可見，盲視時代共同性與文化共通性召喚的一體化連接，顯然不能對兩者一體化形態做整體的認知。

從邏輯的整體性看，如果兩個概念具有同質、同時和同構性，那么兩者一體化運作是無需假借外力就能自為實現的。問題的復雜性在于，正是有了這種共同性，新文化所吸附的現代思想才能有機地將兒童文學納入現代文學的整體結構中。在擴充兒童文學與新文學思想一體性的同時，兒童文學本有的特性也容易受到遮蔽，其結果是兒童文學被視為現代文學整體系統的有機部分。對此，有論者曾提出：“兒童文學是現代文學，它不僅是現代文學有機的一部分，而且還標示出現代文學的現代性高度”。循此邏輯，既然兒童文學是現代文學，那么在整體與局部的關系中討論一體化就顯得沒有必要了，在“同”中討論一體化之“同”缺乏學理依據。同理，如果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是完全相異的類型，那么在毫不相干的知識結構中來討論一體化則同樣沒有必要。質言之，一體化的提出既要突破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疏離”狀態，又要超越罔顧各自主體性的“歸并”思維。關鍵的問題還是要在歷史化的情境中尋繹兩者的“同”與“異”，從而補全“一體化”與“主體性”的學理邏輯。

其實，一體化構想的提出不是出于增添知識“量”的考慮，而是為了知識結構的優化及學科知識間的相互融通，其所追索的恰是“質”的生成。對于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一體化研究來說，知識容量顯然增加了，它意味著要考察兩種文學的知識，以此實現一體化的知識建構。這種研究體現了歷史性與邏輯性的雙重訴求，對于該研究的評價當然不能剝離上述知識背景、依據及學理邏輯。具體到對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一體化的評價，至關重要的是要返歸兩者共同的“百年中國”的歷史語境。共同歷史語境衍生了兩者一體化的主題、思想、語言及性質，并共構了新文學知識體系的現代工程。不言而喻的是，兒童文學知識是在歷史中現身的，因此對于此類知識研究的有效性也要在歷史中才能彰顯。這種歷史意識是一體化研究的出發點，也為此研究的評價提供了動態的語境。強化中國兒童文學研究的歷史化不僅意味著將“兒童”與“文學”知識歷史化，而且還將“兒童”與“文學”的語法關系歷史化。秉持歷史意識來觀照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的一體化，則意味著賦予兩者關系歷史化的整合。更為重要的是，這種歷史化在被納入兒童文學知識的同時，也賦予了兒童文學話語的評價標尺。

整體地看，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的一體化是一種系統，作為系統就要追問知識邏輯的自洽性及知識的可生產性。兩者一體化研究應運作于“文學史”“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三大板塊，從中尋繹出兩者的析離與融合的交互曲線，規避知識學科化所造成的自我封閉。正如皮亞杰提醒人們要注意結構的“守恒性”和“封閉性”那樣，當一體化制造的結構開始發揮起知識再生作用時，一體化結構也不再是一勞永逸的系統，仍需要進行再結構的運作。因而，在評價這一研究時，不能脫離歷史與審美的標準，而要追尋兩者一體化的契機、連接點、機制，從而為學科知識間的整合與互動提供理論資源。

三、中國特色兒童文學評價體系的建構

學術評價既是知識性的評價，也是價值論的評價，是本體與功能的合二為一。作為一種文學知識，中國兒童文學具有其他文學門類所不能替代的學科屬性，對學術評價具有知識引領的作用。介入了中國兒童文學知識的再生產，其價值包含導向、判斷、擇取、配置各類學術資源，開啟新一輪的知識生產，因而應對其予以足夠的重視。然而，兒童文學的學科話語體系尚未健全，存在著嚴重的寄生性，知識系統與價值體系脫節，這些都嚴重地桎梏了中國特色兒童文學評價體系的建構。立足于新的時代語境，中國兒童文學的評價要樹立以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為先導的標準，應客觀理性地辨析西方話語資源的價值與局限，探索出能夠表征中國的學術評價體系。這其中，中國兒童文學的知識體系建構依循的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其知識的構成、生產、傳播、轉換等全方位型塑了人類文明新形態。

人類文明新形態與文化自信的理論和實踐，是全面深刻認識中國兒童文學本體內涵和價值功用的出發點。在論及中國兒童文學的評價標準時，李利芳提出的在“兒童本位”“文學化”之外增添“社會化”的標準，即源于兒童文學知識對象的設定性與流動性。不過，這種社會化的標準并不是外在于“兒童性”與“文學性”的，而是直接生成了社會化的兒童性與文學性。就中國兒童文學而言，這種“社會化”的標準中還應植入“中國議題”，以保障其拉升思想效能的作用。由此，這種三位一體的評價標準夯實了兒童文學與百年中國社會的深層關系，體現了以兒童文學為個案來折射百年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的學理邏輯。在評價體系內增添了“中國式童年精神”的價值旨趣后，中國兒童文學的知識體系、精神指向更加切近百年中國的社會、歷史與人生。而如何將“中國”“兒童”“文學”三個構成中國兒童文學元概念的關鍵詞置于歷史化中獲取知識依據，將包括文學在內的研究成果進行有效整合，是學界亟須解決的關鍵問題，也恰是中國兒童文學評價的難點所在。為了更好地解決上述評價難題，我們可以從如何界定“兒童文學”概念入手，通過概念歷史化來開啟通向學術評價的現代之旅。在中國兒童文學研究過程中，學界始終要追問兒童文學概念的描述性判斷，即“兒童文學是什么”，這也成為中國兒童文學評價的理論前提。耽溺于“兒童”或“文學”一隅，都無法揭示兒童文學獨特的知識結構。特別是成人作家與兒童讀者的話語博弈，在前述單向度的“兒童”或“文學”上無法得到系統性的印證。固然要突出“兒童性”，但如果只有“兒童性”則弱化了“兩代人”圍繞童年的商榷及溝通，不利于“兒童”與“文學”的結構性整合。

發生期中國兒童文學“本體性”發育不良，這一本體的規定性離不開其與其他概念的結構關系。換言之，要確定一個概念或知識的合法性，可以擇取一個與之對應的概念來作參照。但這種參照僅是一種非主體性的參照，它無法代替要界定的對象本身。若此，中國兒童文學研究就繞開主體，止于一種隔靴搔癢的外圍評價。以“兒童本位論”為例，它是推動中國兒童文學發展的知識論，在評價中國兒童文學性質、價值等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過，兒童本位論的提出也內隱著借助“成人”參照、避開“兒童”內核的界說方式。為了凸顯兒童的主體價值，兒童本位論預設了“兒童是人”與“兒童是兒童”的意蘊。但在推行這一知識論時，面對強大的成人本位傳統，新文化人又添加了“兒童非成人”的意涵。這樣一來，中國兒童文學的兒童性似乎是更加明晰了，但由此帶來的非此即彼的評價標準卻給中國兒童文學批評界帶來了諸多困局。最為突出的是基于兒童性的膨脹而引發的兒童文學自主性的迷失。兒童本位論所制造的兒童與成人絕對“二分”，阻隔了兒童與成人的共性，兒童文學也演變為只有兒童才能閱讀的專屬文學或狹隘文學。為此，對于這一知識論的評價，方衛平將其概括為兒童文學本體觀的“傾斜”，后果是“難免會被自身沖擊傳統時所形成的巨大慣性拋得過遠”。以一種矯枉過正的方式來對抗“成人本位論”的強大慣性，這原本無可厚非，但如果為了劃清邊界而一味強化異質性而不顧及共同性，則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對此，學術評價需要運用辯證的眼光，開啟從“立場”批判向“思維”批判的轉換。

作為一種知識，中國兒童文學研究亟須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樹立民族的、本土的評價標準。這種學科評價標準和學術評價體系卻在20世紀九十年代遭遇了危機。1990年，黃浩針對小說的語言困境提出了“失語癥”的說法，直指小說語言表達功能障礙及結構性反常等問題。黃浩的觀點是基于先鋒小說語言形式實驗而言的，盡管先鋒作家的語言實驗有著鮮明的革命性，但在中西文化的對接過程中，中國當代先鋒文學的語言該如何表現民族性和現代性的雙重特質仍是一個值得探索的根本問題。文學創作的語言困境背后隱含的是文學理論的失效。夏中義將這種現象概說為“世紀性失語癥”。針對中國當代文論界遭遇的表達、溝通與理解的失語現狀，曹順慶將其比作“走進超級市場的中世紀的灰姑娘”。毋庸置疑，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場域中，如果缺失了民族性的過濾機制及話語立場，盲目西化不僅銷蝕著中國文論的民族性基石，而且也不利于中國文論的現代化。當然，這也不意味著要打著捍衛傳統的旗號而食古不化，融通中西文論、開啟中西對話仍是客觀理性的姿態。在文明互鑒的體系里，包括中國兒童文學在內的中國文學亟須融通民族性與世界性的關聯，在民族性與世界性互相參照的基礎上凸顯中國文學知識的主體性，以此推動學術評價朝向科學性、自主性和現代性的路徑發展。

中西文學的交流離不開話語的理解和闡釋，這勢必因跨文化和比較研究的視域而牽引出話語權力問題。這種話語闡釋關涉評價者對于中國與世界關系定位的認知，體現為自我如何可能的知識性反思。落實于中國兒童文學評價，它集中表現為評價如何可能、評價的標準何在、誰是評價的主體等一系列知識論的基本議題，是一種歷史積淀和思想集成的“整合性”問題。如前所述，中國兒童文學評價是一種集主觀與客觀于一體的話語表述，它不僅離不開“中國兒童文學”這一評價對象的豐富性語義，而且需要評價者反思性知識的介入，以此作為中國自主知識和話語在場的呈現方式。在全球化的語境下，中國兒童文學研究亟須凸顯其中國性，這就意味著要用“中國化”的標準來評價中國兒童文學。借用劉悅笛討論美學“中國化”的話來說，中國化意味著漢語化，包括兒童文學在內的中國文學研究要驅動“在中國”向“中國的”轉換。顯然，這種轉換并非易事，但想要表征“中國的”話語，就要從語言到思想都要灌注“中國性”的意識，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評價兒童文學的視角、理論和話語。

總而言之，中國兒童文學評價應在視界融合知識論視域下開展客觀、科學的評價工作，這需要回到中國情境、文學本源和評價自身。在知識體系化的框架內，中國兒童文學評價集聚了知識學依據，在對自身反思性的研究中架設了與世界知識體系對話的橋梁。顯然，這種借由“自己的語言”評價的兒童文學知識必定是中國式的，持守中國式的立場和標準來評價中國兒童文學也注定是有效的。在新時代，中國兒童文學評價需要重振兒童文學研究和闡釋的合法性，變被動言說為主動闡釋，恢復中國文學學術評價的知識引領功能。這種知識引領首先應是中國的，然后也應是全新的。中國兒童文學評價體系的確立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的具體實踐，它表征了中國不再被動地追趕或套用西方學術評價模式，而是不斷彰顯其主體性，日趨成為全球學術評價的重要結構性要素和新時代中國兒童文學評價話語彰顯文化自信力的重要途徑。

〔本文注釋內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