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4月18日，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立的國際古跡遺址日。60年前，歷史古跡建筑師及技師國際會議在威尼斯召開，通過了《威尼斯憲章》，向全世界宣告，世世代代人民的歷史古跡，飽含著過去歲月的信息留存至今，成為人們古老的活的見證。

文明，延續著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脈。承載著燦爛文明和歷史記憶的文化遺產，是祖先留給今人的寶貴財富。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從未中斷。一處處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記錄著悠久璀璨的中華文明，更見證著生生不息的中華文化。

我們不僅要守護、保護好這些飽含著人類文明之光的珍貴歷史文化遺產，更要利用好、傳承好它們，讓藏在博物館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讓中華文明同世界各國人民創造的豐富多彩的文明一道，為人類提供正確的精神指引和強大的精神動力。

　    河南洛陽龍門石窟景區游人如織，人們來此領略千年石窟石刻造像藝術的獨特魅力，探訪歷史文化遺產的美妙意境。 　　

黃政偉攝（人民圖片）

每年4月18日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立的“國際古跡遺址日”。今年恰逢《關于古跡遺址保護與修復的國際憲章》（以下簡稱《威尼斯憲章》）誕生60周年。面對當今不斷變化的國際形勢和氣候環境等挑戰，為了讓人們回歸文化遺產保護的初衷，擔負起為子孫后代保護人類共同遺產的責任，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COMOS）將今年的主題確定為“《威尼斯憲章》60周年與時代挑戰”。

綱領性文件誕生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人們越來越意識到保存文化遺產的重要意義。但由于認識上的差異，許多古跡在城市重建過程中面臨著進一步被破壞的危險。“古代建筑的保護與修復指導原則應在國際上得到公認并做出規定”，成為當時各國文化遺產保護者的共識。

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倡導下，1964年5月，第二屆歷史古跡建筑師及技師國際會議在意大利威尼斯舉辦，會議形成并通過了《關于古跡遺址保護與修復的國際憲章》，即《威尼斯憲章》。它是對1931年《關于歷史性紀念物修復的雅典憲章》和二戰以來國際社會對遺產保護理念及各國遺產保護理論和實踐的系統總結，明確回答了為什么要保護、保護什么、怎么保護等一系列問題，奠定了國際文化遺產保護的理論基礎和實踐準則，成為遺產保護修復領域的綱領性文件。

《威尼斯憲章》共有六章、十六條。其精神內涵突出反映在五個方面：

其一，強調了古跡是歷史見證，是全人類的共同遺產以及為子孫后世保護文物是人類共同的責任。《威尼斯憲章》在開篇這樣寫道：“世世代代人民的歷史古跡，飽含著過去歲月的信息留存至今，成為人們古老的活的見證。人們越來越意識到人類價值的統一性，并把古代遺跡作為共同的遺產，認識到為后代保護這些古跡的共同責任，將它們真實地、完整地傳下去是我們的職責。”清晰回答了我們為什么要保護文化遺產這一問題。

其二，豐富并擴展了歷史古跡概念，提出了不僅要保護建筑單體或藝術杰作，還包括能從中體現一種獨特的文明、一種有意義的發展或一個歷史事件的見證城市或鄉村環境。這一定義擴大了保護的視野，為文物保護到文化保護提供了新的發展空間。

其三，將文化遺產的歷史環境納入保護范疇，強調“古跡的保護包含著一定規模環境的保護”，認為“古跡不能與其所見證的歷史和其產生的環境分離”。這既是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于保護景觀和遺址的風貌與特性的建議》（1962年）理念的承繼，也強調了保護見證歷史的古跡遺址及其環境的重要意義。

其四，強調在古跡保護過程中研究的重要性，提出“古跡的保護與修復必須求助于對研究和保護考古遺產有利的一切科學技術”，科學認識遺產的歷史信息，要以考古和歷史研究為先導，將遺產保護立于科學基礎之上。一切保護、修復或發掘都應有完整、準確的科學記錄并妥善保存或出版。

其五，對一系列有分歧爭議的問題給予了科學辯證的解答。比如對不同時代為古建筑添加部分的認識，在什么條件下進行重修，什么情況下可以使用現代材料和技術，修復的目的“不是追求風格的統一”，強調修復的“可識別性”等。《威尼斯憲章》所奠定的原則，構建起了文化遺產保護修復的理念和方法論標準，至今仍具有不可替代的深遠影響。1965年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在波蘭華沙成立，明確將《威尼斯憲章》作為其組織的綱領性文件。

《威尼斯憲章》極大促進了國際遺產保護體系的完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一系列關于文化遺產保護的文件，都體現了其精神。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不斷完善其架構并推出的一系列導則性文件，也豐富了文化遺產保護的理論體系和專業的廣度、深度。同時，不少地區或國家還結合自身文化和傳統，形成符合本國國情的準則。

中國文保走向世界

中國現代意義的文物保護發軔于20世紀初期。1930年中華民國政府發布《古物保存法》，提出了古物的范圍、保護方式和管理方法、考古發掘、古物流通等14條規定條文。同時，古物保管委員會、舊都文物整理委員會、中國營造學社等機構陸續成立并實施保護實踐。可以說，中國現代文物保護建立伊始，便具有國際理念和自身傳統相交融的特性。

新中國成立后，隨著《文物保護管理暫行條例》等文件的發布，文物保護體系不斷完善。尤其是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的誕生，綜合考慮中國文物的主要類型和特點，提出了符合時代需求的文物保護指導性原則，標志著中國文物保護事業邁入新的階段。此后，中國于1985年加入《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1993年加入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并成立中國古跡遺址保護協會，文物保護工作不斷深入。

基于與文化遺產保護國際理念接軌的需求，中國學者開始關注這一領域的國際文件，對《威尼斯憲章》進行了系統引介和闡釋。在國家文物局組織指導下，針對如何將《威尼斯憲章》的國際理念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開展了一系列學術研討，并邀請了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和澳大利亞遺產委員會等機構的國際遺產保護專家與國內專家學者共同合作，研究制定了《中國文物古跡保護準則》（2000年）。《中國文物古跡保護準則》系統總結了中國幾十年來的文物保護實踐和法律法規，參照并吸收《威尼斯憲章》《巴拉憲章》等文件精神，使得《威尼斯憲章》為基礎的國際遺產保護理念和方法在中國推廣。

以此為依托，中國文物保護機構開展了一系列國際合作，吸收國際優秀的保護理念與技術。比如敦煌研究院與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對莫高窟85窟的保護合作，陜西省與意大利羅馬修復中心等開展保護合作，以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推動開展的大明宮含元殿遺址、庫木吐喇石窟、龍門石窟等保護修復合作項目。

國際理念和保護技法的引入，進一步奠定了中國建筑遺產、土遺址和石窟等類型遺產保護修復的理論方法，也完善了我們對文化遺產價值的認識。最小干預原則，真實性、完整性等原則，文化景觀、文化線路等新的遺產類型，管理規劃、遺產監測等手段，先后被中國文物工作者所認同，極大完善了中國文物保護管理的體系建設。與此同時，中國文物保護經驗也伴隨國際交流合作走向世界，為國際文物保護理念體系的不斷完善提供中國智慧。

發掘時代價值與意義

今天，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文化遺產保護面臨更多挑戰。重新審視《威尼斯憲章》所蘊含的精神，發掘其時代價值，是我們應對文化遺產保護挑戰的力量源泉。

首先，應在思想上認識《威尼斯憲章》的宗旨精髓，堅守為全人類保護遺產的共同理念。文物古跡承載著燦爛的文明，是人類發展進步活的見證，它不僅屬于我們這一代人，也屬于子孫萬代。保護文物功在當代、利在千秋。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是人類文明發展和自然演進的重要成果，也是促進不同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載體。保護好、傳承好、利用好這些寶貴財富，是我們的共同責任，是人類文明賡續和世界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

第二，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樣性，堅持開放交流合作，以應對遺產保護所面臨的危機挑戰。堅持人類價值的統一性，積極推動跨國界、跨時空、跨文明的交流合作，促進各國人民相互了解、理解，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積極推進文化遺產領域的交流合作，讓文明交流互鑒成為增進各國人民友誼的橋梁和維護世界和平的紐帶。發掘文化遺產的普遍價值，從不同文明中尋求智慧、汲取營養，為人們提供精神支撐和心靈慰藉，攜手應對文化遺產所面臨的挑戰。

第三，要堅持遺產及其環境整體保護理念，應對不斷加劇的環境危機和氣候變化。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近年來愈發關注氣候變化的影響，舉辦“文化、遺產與氣候變化全球聯合會議”，呼吁全行業關注和探討文化遺產面臨氣候變化的嚴重威脅。這也是《威尼斯憲章》提出將古跡及其產生環境整體保護這一理念的延續。《世界遺產名錄》中就有不少實例，反映出人們適應環境、利用自然資源、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智慧，能夠為今天應對環境危機，實現文明可持續發展提供借鑒。比如都江堰水利工程，紅河哈尼梯田的水資源管理，景邁山古茶林的種植策略，都是人們在生產生活中適應環境的范例，也是今天“新發展理念”的優秀傳統基石。

第四，要強化科學研究，以科技創新助力新時代文化遺產保護。現代科技迅速發展，為我們認識文物古跡的結構和材料提供了更大空間，也為解決文物保護面臨的困難提供了新的路徑。我們應以科學辯證的思維，積極、審慎、穩妥地利用現代技術和方法，推動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堅持科技創新為引領，持續推進保護技術攻關和應用，更多新的科技成果、新的修復材料將應用于古老遺產的保護之中，使其價值賡續傳承，這也是中華民族“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進取精神的體現。

重溫《威尼斯憲章》，讓我們愈發理解其歷久彌新的價值，也愈發感受其空間維度超越國界的意義。讓我們深入理解和傳續《威尼斯憲章》的豐富內涵，凝聚精神共識。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國際合作和共同行動，以應對遺產保護面臨的嚴峻挑戰，保護傳承好全人類共同的珍貴遺產，讓文化遺產成為維護世界和平、推動人類社會健康可持續發展的文明之力。

（作者系中國古跡遺址保護協會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