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館》寫于哪一年?
校一本書稿,看到其中有句話說老舍先生的話劇《茶館》寫于1956年。查《辭海》(第七版)核實,見“《茶館》”條寫道:“話劇劇本。老舍作于1957年。”“老舍”條中說:“1957年寫作《茶館》,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杰出話劇作品之一。”
固然,《辭海》是非常權威的工具書,筆者平常審校稿件甚或寫文章,知識性、史實性的說法往往直接參照《辭海》中的說法。但是,《辭海》也有不準確乃至出錯的可能。筆者曾據查閱時發現的情況,撰寫《狼牙山五壯士中有“宋學文”嗎?》(載2019年7月31日《語言文字周報》)一文指出《辭海》(第六版)中的一處人名差錯,另有多個詞條修改建議直接為《辭海》所采納。如今又遇書稿中的說法和《辭海》不一致的情形,這再次引發了筆者探究的興趣:《茶館》真的寫于1957年嗎?
很多作家會在作品后標明寫作時間。可是,查《老舍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版),并沒有在《茶館》后看到寫作時間。老舍先生與《茶館》有關的文章,如《談〈茶館〉》《答復有關〈茶館〉的幾個問題》《看〈茶館〉排演》,均沒有提及《茶館》的寫作時間。老舍先生《茶館》手稿上想必未留寫作時間,起碼老舍先生之子舒乙《由手稿看〈茶館〉劇本的創作》一文中未明確言及。
舒乙先生的著作中有沒有寫到《茶館》的寫作時間呢?在《老舍》(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后多次在其他出版社重版)一書中,舒乙先生寫道:“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確使老舍的創作進入了黃金季節。1957年上半年老舍完成了話劇《茶館》的創作,它是這個黃金季節的代表作。”收錄于舒乙先生《我的思念——關于老舍先生》(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9年版)一書中的《老舍和滿族文學——在中國滿族文學史1980年學術年會上的發言》說:“老舍先生的作品中涉及到滿族的有兩部:一部是1957年寫的話劇《茶館》,另一部是1962年寫的小說《正紅旗下》。”該書《有人味兒的爪牙——老舍筆下的巡警形象》一文,在寫到老舍先生筆下的一種巡警形象時說:“屬于這類作品的有長篇小說《四世同堂》(1944~1948)、話劇《龍須溝》(1950)、話劇《茶館》(1956)。”這是將《茶館》的寫作時間括注為了1956年。可見,在舒乙先生筆下,《茶館》的寫作時間也不統一。筆者閱讀量有限,不知舒乙先生其他著作有無對《茶館》寫作時間的更詳盡的說法。
作家年譜、年表對了解作家的創作情況有很大的幫助。《老舍年譜》,筆者所得一共有三種,編撰者分別為郝長海、吳懷斌,甘海嵐,張桂興。查郝長海、吳懷斌編《老舍年譜》(黃山書社1988年版),甘海嵐編撰《老舍年譜》(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均未看到有對《茶館》寫作時間的記錄,二者均只記載了《茶館》的發表時間。前者在“1957年58歲”(“58歲”為周歲)部分有這樣的記錄:“7月24日,由巴金主編的大型文學刊物《收獲》在上海創刊。老舍的著名話劇《茶館》在創刊號發表。……”后者“一九五七年 五十九歲”(“五十九歲”為虛歲)部分“七月二十四日”條則寫道:“《茶館》(三幕話劇)發表在《收獲》第1期(創刊號)。……”應該說,二者關于《茶館》發表時間的說法都是準確的(前者說“由巴金主編”,其實是由巴金、靳以共同主編)。而張桂興編撰的《老舍年譜》(上、下)(上海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不僅寫到了《茶館》的發表時間,而且涉及了《茶館》的寫作時間。無怪乎舒乙和舒濟在張桂興本《老舍年譜》序言中說“張桂興的《老舍年譜》是最詳細的,是最新的,是最具工具性的”。該書“1956年57歲”部分寫道:
同年,四幕六場話劇《秦氏三兄弟》(《茶館》前本)完稿。載《十月》1986年第6期。初收《老舍文集》第12卷,現收《老舍全集》第11卷。該劇本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征求意見時,導演、演員建議以該劇的第一幕第二場的“茶館”為主線重新創作。后來老舍采納了這個建議,遂放棄了這個劇本,終于創作出了《茶館》一劇。(《〈秦氏三兄弟〉注》)
同年,《茶館》脫稿。據《老舍新作〈茶館〉脫稿》說:“全劇四萬來字……以北京茶館為背景,通過出入茶館的一些人物的活動,從側面揭露出舊社會——戊戌政變時期、軍閥混戰時期和國民黨統治時期的黑暗。”(本年12月22日《北京日報》)
張桂興編撰的《老舍年譜》(上、下)初版于1997年,2005年所出為第二版。這兩段文字,2005年版與1997年版相比,只是第一段在原先“初收《老舍文集》第12卷”之后加了一句“現收《老舍全集》第11卷”,第二段將原先“《老舍新作〈茶館〉脫稿》云”中的“云”改成了“說”。其中“《秦氏三兄弟》”,即“《茶館》前本”,劇名是該劇本在《十月》1986年第6期上發表時取的。“《老舍全集》”,當為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版。查《老舍全集》第十一卷《秦氏三兄弟》,見劇本正文前有一段話,當為張桂興《老舍年譜》中所謂“《〈秦氏三兄弟〉注》”:
一九五七年,作者寫完此劇后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征求意見,該院演、導人員建議以此劇第一幕第二場的“茶館”為主線另寫劇本。作者采納了這個意見,寫出了《茶館》一劇,遂放棄此本。
張桂興先生未把此條列在“1957年58歲”部分,應是認為稱《秦氏三兄弟》完成于1957年是錯誤的。因為《秦氏三兄弟》是《茶館》的“前本”,而據《北京日報》,《茶館》1956年即已寫出。按圖索驥,筆者果然在1956年12月22日《北京日報》找到了關于《茶館》的報道,標題是《老舍新作“茶館”脫稿》(標題和正文中,《茶館》用的都是雙引號而非書名號),未署作者名,全文如下:
雖然老舍說,他今年在創作上“歉收”,可是這位以勤勞著稱的老作家,最近還是寫成了一部話劇“茶館”。
從“茶館”這個新穎的名字看來,就知道大概是描寫北京茶館的。不錯,它是以北京茶館為背景,通過出入茶館的一些人物的活動,從側面揭露出舊社會——戊戌政變時期、軍閥混戰時期和國民黨統治時期的黑暗。當然,作者不是寫歷史,只是從他所熟悉的生活、人物,用藝術手法創造出來的一部作品。
在這部作品里,有正直的老百姓,也有人類的渣滓——“世襲的特務”等;有西服革履的,也有穿長袍馬褂的;……有各式各樣的人物。因為前后是三個時代,所以劇中人有的在第一幕出現時是青年,接著就變成中年,最后成了老頭了。
“茶館”的語言洗練、雋永,全劇不過四萬來字。它將由明年出版的一個大型文藝刊物發表,由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演出。
“脫稿”義為文稿或書稿寫完,這則報道清楚而有力地表明:《茶館》寫于1956年。它不僅介紹了老舍先生“新作”《茶館》的內容,而且預告了《茶館》的發表時間和演出單位,非得到了可靠消息不可能寫得如此詳細、準確。《茶館》前本《秦氏三兄弟》寫了四個時期的故事,而《茶館》正是寫了三個時期的故事。迄今,這則報道似僅張桂興先生編撰的《老舍年譜》提及,筆者推測很多人不知或已忘記其存在。
資料表明,老舍先生帶著后來被取名為《秦氏三兄弟》的劇本到北京人民藝術劇院與劇院溝通、交流時,曹禺先生在場。查田本相、阿鷹編著的《曹禺年譜長編》(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見“1956年 四十七歲”部分“10月8日”條寫道:
老舍先生帶著一部尚未定名的新作讀給曹禺、焦菊隱、歐陽山尊、趙起揚、刁光覃、夏淳等人聽。這個劇本的主線寫秦氏一家人的命運,從“戊戌變法”開始,一直寫到解放后的第一次普選。其中第一幕第二場的戲是發生在一家茶館里。曹禺等人聽后,一致認為其中茶館一場寫得十分精彩,氣魄很大,人物眾多,且個個栩栩如生。二十幾分鐘的戲,生活氣息濃郁,情節動人,色彩斑斕,是大手筆的寫法。大家建議老舍先生以這場茶館的戲為主,發展成一部多幕劇,這部戲的名字可以就叫《茶館》。老舍先生采納了這個意見,并說:“仨月后,我交劇本。”(《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大事記》)
這里所寫的,即為當時的情景。只是,其中有不確之處:《秦氏三兄弟》并未寫到“解放后的第一次普選”。該劇四幕六場,第四幕即最后一幕,故事發生的時間是1948年春。那么,源自《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大事記》的“1956年10月8日”這個時間是準確的嗎? 不得而知。
另外,筆者還查閱了曾扮演話劇《茶館》中王利發一角的著名演員于是之《老舍先生和他的兩出戲》(載《北京文學》1994年第8期)一文。于先生在文中說:“我知道老舍先生寫出了《茶館》,是在1956年秋”,“《茶館》劇本1956年交稿,1958年才演出”。但該文相關部分寫到1956年秋郭沫若用《虎符》演出成功的“上演稅”“請劇院和科學院的人們去周口店參觀猿人遺址,并共進午餐”,若據林甘泉、蔡震主編的《郭沫若年譜長編(1892—1978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版),其時《虎符》還未上演,因此于先生說法中可能亦有不確之處。
即使是當事人,若未在第一時間準確記錄,日后回憶時也可能出現記憶偏差。相較而言,新聞報道更為可靠。因此,筆者認為,僅就《茶館》寫作時間而言,據《北京日報》說《茶館》寫于1956年是合適的。筆者猜測,1957年上半年老舍先生有可能在《茶館》發表前對作品進行了潤色。果如此,也只能說這是創作上的正常現象,不足以改變《茶館》寫于1956年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