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坐者從左往右）羅蓀、劉白羽、秦怡、中島健藏（日本友人）、陽翰笙、巴金合影

1979年，巴金率中國作家代表團訪法，在法國合影（從左往右：羅蓀、巴老、小林、徐遲）

1982年末，我轉業到市文聯，被臨時安排幫助編“文革”大事記和其他雜事。說是文聯牽頭，實際是在搞作協“大事記”。作協在十年動亂中屬“重災區”，老作家幾乎都先后靠邊，無一幸免。剛開始，我看到巴金、葉以群、孔羅蓀、吳強、王西彥的名字出現的頻率最高，可想其受難也就越多。

一

在編年過程中，我對已奉調至京任職的文藝評論家羅蓀先生有了最初的了解。上世紀三十年代初，在哈爾濱郵局工作的羅蓀創作了長篇小說《新墳》《暗》，繼而創建了文學團體“蓓蕾社”。哈爾濱淪陷后，他輾轉武漢、重慶、南京，與馮乃超等合作創辦了《戰斗旬刊》，還擔任《文學月報》主編。這一時期，他與在重慶文化生活出版社任職的巴金相識。所以，1954年2月從南京市文聯副主席調上海作協任秘書長時，作協主席巴金見是多年不見的羅蓀來當作協的“管家”，很是高興。他與夫人蕭珊邀請靳以、陶肅瓊夫婦在淮海路上的天鵝閣西餐館為羅蓀夫婦接風洗塵。這頓情意濃濃的西餐，使羅蓀夫婦倆相隔四十年后仍然感念。我與徐鈐赴京看望羅蓀時，他的夫人周玉屏還給我們說起這餐飯呢。

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巴金兩度奔赴朝鮮戰場體驗生活，出席各種會議及出國訪問，常不沾家，只能憑借鴻雁傳書互通信息。我無論在給巴老讀《家書——巴金、蕭珊書信集》時，還是在“全集”日記卷里，看到羅蓀的名字都最多，還看到巴金給蕭珊的信里常說“有事找羅蓀商量”的附言。1960年末，巴金帶著創作計劃到家鄉成都小住。不久，他就接到蕭珊來信，說巴金的繼母被查出肝癌，而且是晚期。為了讓巴金的創作不受影響，她在信中說：黨和人民對你的期望很高，希望你這次能寫出長篇來，我何忍來擾亂你！我跟羅蓀商量過，羅蓀支持我的意見（見《家書》373頁1960年10月28日給巴金信）。從老太太入院治療，到逝世后料理后事，羅蓀都協助巴金家人，全程參與。當時正逢三年困難時期，羅蓀與統戰部長陳同生一起為巴金的繼母選墓地、挑棺木、立墓碑，甚至連運送建材的車輛等瑣碎小事，他倆也過問、解決。巴金的親屬們對此非常滿意。蕭珊在給巴金的信中寫道：“這次事情陳同生和羅蓀都幫了我不少忙，尤其是精神上給了我不少支持，使我感到非常溫暖。他們都再三要我向你致意，希望你好好保重身體，按時完成創作任務。”（見《家書》377頁1960年11月2日給巴金信）

巴金在成都的四個月中完成了短篇小說《李大海》《軍長的心》及十多萬字的中篇小說《三同志》。《三同志》這部小說是他繼1946年創作《寒夜》后完成的唯一一部中篇小說。初稿寫成后，巴金感到此作缺乏情節，幾次大幅度修改后仍不滿意。他只把它給蕭珊看過，她讀后看法與他一樣，巴金便把它擱置一旁了。

1977年，作協恢復，準備創刊《上海文藝》（《上海文學》前身），羅蓀向巴老組稿，建議從《三同志》中抽幾章發表。經歲月的沉淀，巴老對此作心灰意冷，決心丟開這個廢品，重新創作了短篇小說《楊林同志》在《上海文藝》發表。后來，他把《三同志》收入“全集”是為吸取教訓而立此存照的。在《巴金全集》第20卷中的《三同志》篇名前，巴老特為讀者寫下了檢討式的話：

我寫了自己不熟習的人和事，所以失敗了。

這是一個慘痛的教訓。

巴金

九〇年一月八日

我在《家書》中看到，巴金在成都患感冒了還熬夜寫作。蕭珊得知巴金感冒后，托人捎去了保暖的棉褲，羅蓀寄去了全國糧票。由于這時忙于各種社交活動，把創作當“任務”來完成，寫出的作品連自己也懶得讀。為了不讓別人重蹈自己的覆轍，巴老曾為作家趙麗宏題寫“寫自己最熟悉的；寫自己感受最深的”，這兩句話他在不同場合還跟其他青年作家多次說過。

我是在一幀“劫后的笑聲”照片上把羅蓀的名字和他的“真容”對上號的。1977年12月，羅蓀與巴老、柯靈、王西彥、張樂平、師陀、李濟生相聚在啟封不久的巴老書房里。大家為巴金的小說《家》再版喜笑顏開，預感到文藝的春天已不遠了……

二

1978年2月，中國作協調羅蓀去北京擔任書記處常務書記兼《文藝報》主編。赴任前，詩人辛笛在綠楊邨酒家宴請巴老、小林并為羅蓀夫婦餞行。

巴金在京走訪朋友時，看到沈從文的住房局促逼仄，屋里連寫字桌都沒有，夫婦倆只能輪流使用一張小茶桌。他在給羅蓀到京上任后的第二封信中就提出：“我將為三家的房子奮斗，即沈從文、汝龍、麗尼夫人許嚴三家，希望您和荒煤、沙汀幫忙。落實政策嘛，有什么不好？為什么這樣困難？”“現在做事情總是拖，總是推，我們就總是催吧。”（見1979年2月10日給羅蓀的信）羅蓀了解巴老急切的心情，他努力地奔走。當巴老聽說沈從文后來換了寬敞的住處，不用下樓，可以讓人攙扶著在屋里散步，他為老朋友高興。

巴老每次到北京，總會抽時間同羅蓀一道看望老友或其遺孀。就拿1981年赴京開會期間來說，他倆到豐富胡同看望老舍夫人胡絜青，又登門拜訪了葉圣陶先生等，還出席了在和平門烤鴨店祝賀鄭振鐸夫人八十壽宴的活動。回上海后，巴老給羅蓀的信中寫道：“在京見面多次，雖然談得不多，但很高興。”

同年4月20日，巴老在中國作協主席團擴大會議上被公推為中國作協主席團代理主席（后在第三屆理事會二次會議上，當選為中國作協主席）。這樣，羅蓀與巴老再度牽手，又成了工作上的“好搭檔”。創辦中國現代文學館是巴老晚年的一大心愿，羅蓀也是巴老最早告訴這設想的友人之一。他在給羅蓀的信中說：“我在擱筆之前還想促成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建立。我向姜德明談過，他來信說你也贊成，不妨請你鼓吹一下。我除捐贈資料外，還可以捐點錢，我看作協來創辦最好，政府撥給一所房屋就行了。”（見1981年1月21日給羅蓀的信）

同年10月，成立建館籌備委員會，羅蓀任主任委員。我讀了在此期間巴老給羅蓀的24封信，其中有11封是圍繞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建立而展開的。經過幾年的奔波和努力，中國現代文學館終于在1985年1月5日正式掛牌宣告成立。首任館長為楊犁，巴老和羅蓀為名譽館長。3月25日開館典禮上，老舍之子、副館長舒乙說，巴老坐在那兒，二話不說就掏口袋，把一包剛拿到的稿費連鋼镚兒都掏了出來，全交給了文學館。我曾聽那天參會人士介紹說此事是有的，但其中也有“老北京”說話時的“藝術夸張”味。

2019年7月，小林在微信群轉來一封1990年巴老給楊犁的“長信”。我欲從《巴金全集》“書信卷”中求證，結果發現這封信失收。巴老在信中寫道：

楊犁同志：

上月廿八日來信早已收到，只是因為最近手又不聽指揮，寫字仿佛參加一場戰斗，感到十分吃力，拖了好幾天才回信，而且只能寫短短的一頁。關于文學館，您講得對。但我只是一個贊助人，我愿意在旁邊吶喊助威。我不是領導，也不是工作人員，但只要對文學館的存在和發展有用，我愿奉獻我最后的力量。不論它由作協領導，或檔案館領導，只要它能存在、能發展，我都同意，你們考慮問題，不要管我。我沒意見，我不是資本家，也不是僑商，我捐贈的三十幾萬人民幣都是個人稿費收入，我關心我國文學事業的前途，我愛這個事業，我相信您也愛這個事業。別的不用多講了。我再講一次，今后我仍愿意為文學館出力，也不干擾文學館的事情。

祝

好！

巴金

十二月七

這封沉寂了近三十年的信，不是楊犁之子楊葵從微信傳友人，還難以見天日呢。巴老為建立現代文學館，主動提出捐獻自己的稿費，但有言在先——他對羅蓀說：“所有稿酬都送給文學館。但這種辦法絕不能宣傳、推廣，請不要對外人講。錢匯來請籌委會作為捐款收下就是了。”（見1982年3月16日給羅蓀的信）這大概是楊犁生前一直把這封信“雪藏”的原因吧。

三

中國現代文學館開館的第二年，羅蓀因患小腦萎縮癥，記憶逐漸衰退而少言寡語。巴老得知后在信中說：“有時想起你們，急得不得了，恨不得馬上見面。”他期盼羅蓀的病逐漸好轉起來。

1994年4月，《講真話——把心交給讀者》大型攝影圖片展即將在北京圖書館開幕，我與徐鈐作為工作人員前去布展。正在杭州養病的巴老得知后，把我倆叫到房間，托我們去探望病中的冰心、曹禺和羅蓀。到京后，我倆由中國作協的吳殿熙陪伴到羅蓀家，進門看到周玉屏手捧幾天前從“巴金與二十世紀研討會”上領來的《巴金全集》，正讀著“書信卷”中巴老給羅蓀的信，欲幫他把失去的記憶重新找回來。而此時，羅蓀目光呆滯，臉無表情端坐著，小陽春的天氣，他腿上還蓋著毯子。這和十多年前與巴老、徐遲、小林訪法時照片上笑容滿面的他簡直判若兩人！

周玉屏見我們都站在羅蓀面前，她便對羅蓀說：“巴老身體也不好，還讓上海作協的同志來看我們。你還不趕緊給巴老捎幾句話。”見羅蓀沒反應，她又說道：“‘文革’時，巴金挨斗，你陪斗。現在生活好了，你卻病倒了。等你病好了，我們一起回上海去吧。”她還說起和巴金、靳以兩家親戚般的關系，三位女主人中數蕭珊最有才華，既能寫還會翻譯……

房間內，除周玉屏說話外，大家屏氣等待著羅蓀開口說話。可是，他雙唇緊閉，一言不發……

回杭州后，我們把在京走訪的情況講給巴老聽。然后又把錄像放給他看。播放時雖然穿插著冰心和曹禺詼諧幽默的鏡頭，但當巴金看到羅蓀病成這樣時，他雙眉緊鎖。沒料到，僅過了十多天，與羅蓀朝夕相伴的周玉屏突患疾病，離他而去。這對于羅蓀的生活，無疑是雪上加霜。

同年10月，羅蓀回到上海，女兒孔祥麗負責照料。巴老知道后對小林說，他要去看羅蓀。幾天后，巴老坐在寓所花園小道上曬太陽。我上前告訴他：“孔祥麗準備禮拜天用輪椅推羅蓀來看你。”他聽后馬上說：“還是我去看他。”中午，小林從單位回到家，他即對小林說：“我下午要去羅蓀家。”畢竟已是91歲的老人了，還要出門會朋友，我為此捏了把汗。

午后，我們陪著巴老驅車到羅蓀家樓下，又抬著輪椅上的巴老上樓。巴老下了輪椅，拄著拐杖走進房間。我見羅蓀臉朝外默然坐著。巴老淚花在眼里滾動，氣喘吁吁地上前握住羅蓀的手哽咽著說：“羅蓀……你回來啦。”我能聽出他是盡力提著嗓音的。這時，羅蓀微微抬頭，看著巴老，含淚說了聲：“你好！”孔祥麗抓住時機，緊接著問：“認得嗎？”羅蓀說：“認得。”隨后，巴老問：“吃飯好嗎？”“北京也很少出去吧？”還有其他問候的話，但再沒聽到羅蓀的回答。巴老坐在羅蓀旁，一直握住他的手。雖然，羅蓀只說出幾個最簡單的字，但對失言失憶多年的他而言，不能不說是個奇跡。在場的人如見鐵樹開花般興奮，都感到友情的力量太神奇了……

二十多天后，巴老與羅蓀同住華東醫院，而且病區相隔不遠，但對行動困難的老人來說隔樓如隔山。每次我從東13樓羅蓀的病房回到巴老的房間，把所見的情況告訴巴金時，他都很要聽。一次，巴老突然問：“小陸，羅蓀最近怎么樣？”我如實告訴：“有一段時間沒去了，我馬上就去。”我知道再過幾天，巴老要到杭州去養病了，他放心不下身患重癥的羅蓀。

1996年6月26日，羅蓀終于擺脫了十年沉疴的折磨，帶著巴老的友情走了。在羅蓀病中，巴老曾為《羅蓀紀念冊》親筆題詞：

我要走到生命的盡頭了，我不愿意空著雙手離開人間，我絕不放下我的筆。我要寫，直到最后的一息。我的燃燒的心會燒成灰燼，可是我的愛和恨不會消失，它們要給人間添一點溫暖。

巴金 九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寫在手發抖、筆不聽指揮的時候。燃燒自己，溫暖別人。巴老如是說的，也是這么做的。

寫于2023.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