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諾貝爾文學獎兩次授予同一位作家，你會選誰？經過大家投票，得票最多的是托馬斯·曼、威廉·福克納、奧爾罕·帕慕克。

這緣于他們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仍保持著旺盛的創作力，寫出了不亞于獲諾獎前質量的作品。如托馬斯·曼在獲獎后寫出了《約瑟夫和他的兄弟們》四部曲、《綠蒂在魏瑪》、《浮士德博士》；威廉·福克納寫出了《寓言》《小鎮》《大宅》《掠奪者》；奧爾罕·帕慕克寫出了《純真博物館》《我腦袋里的怪問題》《瘟疫之夜》等著作。

還有一個人是當之無愧的，那就是加西亞·馬爾克斯。他1982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但在獲獎后的1985年和1988年，又分別出版了《霍亂時期的愛情》《迷宮中的將軍》這樣的厚重之作，影響力絲毫不遜于《百年孤獨》。僅憑《霍亂時期的愛情》，再次拿下諾貝爾文學獎也不為過。

如果加西亞·馬爾克斯就此封筆，他的文學生涯也許會非常完美，不會讓人得出“老態頹唐”“畫蛇添足”的結論。然而，就像跳高比賽最后都是以失敗而告終那樣，馬爾克斯不服老：他在77歲高齡寫出《苦妓回憶錄》，已露頹勢。如果不說有抄襲名作之嫌，最起碼也有點江郎才盡，全書處處可見拉丁美洲的意淫。就像海明威筆下的老漁民圣地亞哥最后只打撈到一具馬林魚的尸骨一樣，馬爾克斯在晚年記憶衰退之際悄悄寫下了最后一本小說《我們八月見》。盡管只有5萬字，他修改了多遍仍覺“非常糟糕”，進而留下遺言，讓兩個兒子“必須銷毀掉”。應該說，馬爾克斯還是非常愛惜羽毛的，但“身后事誰管得”？在他去世后的第十年，仍讓兩個兒子不知是被版稅誘惑還是不愿其遺作湮沒，自顧自地推向了市場，陷老馬于不仁不義。

在歷史上，違背著作權人意愿而未銷毀其手稿的案例比比皆是，世人褒貶不一。如卡夫卡的手稿，就留存了“現代主義”的發端之作；張愛玲的《小團圓》，雖然不能代表其寫作水平，但仍留下了一段關于胡蘭成的隱秘故事。

馬爾克斯在其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苦妓回憶錄》里，已有創作力匱乏的跡象。這部小說明顯承襲了川端康成小說《睡美人》的創意。《睡美人》中，67歲的江口老人每每去家庭旅館找一個沉睡中的裸體女子相伴。而在《苦妓回憶錄》里，一個已經跟514個女人睡過覺的老男人，在90歲生日之際要找一個處女來度過瘋狂之夜。他與那個發育尚未完全、被喝了纈草藥水只會酣睡的14歲工廠妹度過一個夜晚。像江口老人一樣，他沒有親昵，只有撫摸和欣賞。這二者在情節上那么神似，說好聽點是對《睡美人》的致敬之作，說難聽點是掩蓋不住對前者的因襲。

而在這本《我們八月見》里，馬爾克斯已徹底淪落為一個通俗寫手，他編造了一個通俗乃至庸俗的故事。一個夫妻雙方都堪稱上流的家庭，丈夫是一位演奏家、音樂學校校長，一個經常不著家、善于在女性中周旋又不露痕跡的人物；而妻子也被乏味的生活弄得不得不找點刺激。于是，每年的八月十六日，她都會去一個小島上給母親的陵墓上獻上一束劍蘭。而這一切，都是為掩蓋她在小島旅館中的艷遇，每次都遇到一個“他”。

書中寫她三次去小島，都遇到了不同的“他”。而她最耿耿于懷的，是第一次那個“他”。“他”竟然在事后往她的書中夾了一張20美元的鈔票。她竟然成了“消費品”！她為這20美元鬧心，甚至試探著在丈夫面前打聽這是不是妓女的價碼。

而第二次、第三次遇到不同的“他”，似乎已沒有什么驚奇，人們到這個小島幾乎都是奔著“一夜情”來的。她也是用這種“一夜情”來抵抗日常生活的凡庸的。丈夫敏感的“第六感”似乎覺察出她的異樣，又不知異樣在何處。

直到有一天，她在母親的墓前發現已有人送上一束劍蘭。看守人告訴她有位先生每年都在送花，她才似乎明白了母親活著時為何每年都要來這個小島三到四次，又為何在辭世前堅持要葬在這個小島。她發現，母親似乎比她走得更遠……

尋找“一夜情”，是多少上流階層男女消解乏味生活的最佳利器。這多像一個通俗的“愛情”故事，或者是一部已經被拍出而我們沒有看到的通俗“愛情”電影。這種故事可謂爛俗不堪，絲毫沒有創意，沒有一點新意。

只是“20美元”和“一束劍蘭”這兩個小說中的點睛之筆，還顯示出馬爾克斯沒有忘記小說創作的訣竅。

在《霍亂時期的愛情》里，馬爾克斯也寫過愛情。那是一段跨越50年，經過劇烈社會動蕩的依然保持如初的愛情。我們很難想象，加西亞·馬爾克斯會從綿延的年代、龐雜的家族中走出，陷入一個單調乏味的“一夜情”故事。

你只能用絢爛至極歸于平淡來評價這一切。經過《百年孤獨》《霍亂時期的愛情》那種大開大合的場面，《苦妓回憶錄》《我們八月見》用小開口、小場面，慢慢歸于平寂。

人有庸俗甚至低俗的權利，但偉大的作家沒有。因為這會使“偉大”二字減色。應該說，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創作生涯，因為兩個兒子的錯誤決定，而畫上了一個不太圓滿的句號。

——《我們八月見》，最好永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