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老藤的長篇小說具有鮮明的辨識度，題材上，呼應國家發展的重大戰略決策，用文學的方式描繪“實然”與“應然”的現實場景；內容上，深植于東北地域自然生態與人文精神的厚土之中，在鄉村與城市、文化與倫理、地方經驗與現代視野的多重觀照中透視近代東北百年來的發展與變遷；風格上，傾慕典雅、蘊藉、中正、平和的美學旨趣，傳統文化的質素或以意象、或以趣味、或以言辭的形式，草蛇灰線般內生于文本之中，形成傳統與現代水乳交融的和諧之美。這些元素經由《刀兵過》《戰國紅》《北地》《北愛》《北障》《銅行里》的敘事組合，構成了一幅清明上河圖式的東北風土長卷。而新作《草木志》是作家老藤在這幅長卷上繪制的葳蕤青山、潺潺江水和形態各異的草木，為北中國蒼茫遼闊的底色增添了盎然生機。將《草木志》置于老藤的長篇小說序列中即可發現，小說一方面延續了既往長篇小說的基本結構元素，又在形式技巧上借鑒古典文學的傳統，描繪了一幅充滿自然生機與人文詩意的新時代山鄉巨變的動人圖景。

《草木志》描寫了在鄉村振興的政治背景下，東北邊陲鄉村墟里在駐村書記和村主任的帶領下，克服諸多阻礙和困難，化解村民矛盾，改善生態環境，引入外部資金，發展特色經濟，走上恢復生態、文旅融合、脫貧奔小康之路的故事。鄉村之于中國，不僅是一種延續千年的生活方式和情感結構，更在于其中寄寓著深遠的政治理想和精神烏托邦。現代文學以來的鄉土小說，承擔了在“山鄉巨變”中解釋中國、理解中國的使命，而新時代鄉土小說的難題，也是鄉村社會遭遇的難題，即在現代化、城市化的福利與病癥一目了然的背景下，如何重建鄉村的自主性。《草木志》采用“花開兩朵各表一枝”的敘事方式，沿著駐村書記“我”和村主任哨花吹的所見、所知、所行，分頭展開小說敘事，兩個人的行為方式和工作方法，折射出作者對全球化背景下“何以鄉村”“如何巨變”的深度思考。

村主任哨花吹是土生土長的墟里農民，能說會道，熟悉鄉村生活的內里，深諳鄉土倫理政治。哨花吹擔任村主任后，在墟里經濟發展上似乎沒有什么作為，工作都是處理一些家長里短的問題、溝溝坎坎的矛盾，但這一部分在小說中占據的篇幅并不比駐村書記的部分少。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哨花吹處理村里問題的方式，不是法制化的現代管理方式，而是沿襲傳統的禮制。哨花吹的認知和思維方式表明，傳統鄉土文化今天依然存在于鄉村生活中，并具有統攝力量。哨花吹類似于傳統文化中“鄉賢”式的人物，既能在盤根錯節的糾紛、爭端、恩怨中，條分縷析地拎出關鍵所在，又能以舉重若輕的方式化干戈為玉帛，維系鄉土社會穩定有序的運轉。但小說并非意圖強化特定身份群體的重要性，而是借村主任“不大不小不上不下”的特殊身份和貼近土地的近距離視角，剖析鄉村問題的根本癥結所在。事實證明，正是因為哨花吹提前化解了制約墟里發展的宗族矛盾，駐村書記“我”的文旅開發計劃才得以推進實施。

如果說村主任是內生于鄉村社會的“內視角”，那么駐村書記“我”則是一種與土地、與鄉村拉開距離的“外視角”。“我”從省城來到墟里，不同于哨花吹與墟里融為一體的屬性和立場，“我”把鄉村視為中國社會結構、文化結構、現代政治結構乃至全球化格局中的一環，思考鄉土社會的命運。“我”帶給墟里的是發展經濟的方案，是重建鄉村生態的觀念，是推動鄉村現代化轉型的路徑。外視角的加入，既在敘事層面上與內視角構成對話、補充，又在思想層面上開闊、豐富了作品的維度空間，從而架構起文本“有意味”的敘事形式。小說結尾，墟里的文旅開發項目落地成功，吸引了更多城市的人走進鄉村，走進自然，不僅打通了城鄉的邊界，也打開了交流的通道，實現了人與自然、鄉村與城市、傳統與現代、生態文明與科技文明的聯動發展的“山鄉巨變”。

《草木志》在探索新時代東北鄉村的發展走向與變革出路的同時，也在長篇小說文體形式上進行了獨特的探索。小說借鑒古典文學比興的技法，以植物作為比興的載體，章節篇目以植物命名，每種植物的生物屬性，對應著一個人物的性格和行為方式。小說中駁雜、多樣、共生的植物，既是對北方豐茂葳蕤的自然生態的寫實，又在對植物的寫實中，喻示了性情各異的人與斑斕多姿的生活，在虛實交錯中恢復了人與自然、人與世界之間和諧共生的關系，打開了新時代鄉土小說的多重面向與敘事維度。

（作者系東北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