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劉慶邦一直保持著手寫的習慣。小說寫完，妻子對著手機朗誦，通過語音轉換成電子版。長篇小說《花燈調》一共28章，每寫完一章交給妻子朗誦，他都在旁閉目靜聽，有些地方，上次流過眼淚了，再到那個地方，預知可能會流淚，就硬起心腸，可還是不可避免地流淚了。春風不吹，花枝不搖，劉慶邦說，這或許就是文學的魅力。

“我想，我是從剛記事的時候，就在為這部書做準備了。當然，當初的準備不是文字、語言、藝術和技巧上的，而是饑餓的準備，生活的準備，人生的準備，生命的準備。”在《花燈調》后記中，劉慶邦這樣寫道。

劉慶邦是經歷過極度貧困的一代作家，對饑餓有著深刻的記憶。上世紀60年代初，劉慶邦十來歲，正是貪吃長身體的時候，可是食堂斷炊，面臨解散，每天都挨餓，每天都想整點吃的，除了地上土不能吃，天上云彩不能吃，他吃過樹皮，吃過草根，甚至吃過土坷垃。土里的砂礓子兒在煤火里燒糊了咬碎吃，其實就是哄哄嘴巴。餓得頭大脖子細，肚子大腿細。

60多年前的記憶并不遙遠。有人問劉慶邦，為什么要寫脫貧攻堅？他回答：“這本書對我有特別的意義。如果不寫就過不去，不是別人跟我過不去，是我自己過不去。”在劉慶邦看來，現在的年輕人一出生就在福窩里了，沒餓過肚子，體驗不了當時的苦。而經歷過極度貧困的人，知道脫貧攻堅的成果來之不易，對得來的幸福就會特別珍惜。

“我用一座豐碑和三個千年來概括中國的脫貧攻堅和當前的鄉村振興，這是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一個偉大奇跡。”劉慶邦說，這個豐碑不是石碑而是口碑，不是建在土地上而是建在億萬人民的心中。三個千年，首先是千年夢想，中國人特別是中國農民長期吃不飽飯餓肚子，豐衣足食是中國人的千年夢想；千年德政，就是新時代以來國家推行的脫貧攻堅、精準扶貧，全面脫貧奔小康；千年一步，就是通過脫貧攻堅，人們實現全面脫貧步入小康社會，一步跨越千年。“從這個意義上說，我一定要寫《花燈調》這個小說，時代需要這樣的作品，讀者呼喚這樣的作品，如果我不書寫，對不起時代，對不起讀者，也對不起自己。”劉慶邦說。

迎接挑戰從寫“我鄉”到寫“他鄉”

從“找出路”“闖新路”再到“共走致富路”，《花燈調》中，高遠村駐村第一書記向家明在地理條件惡劣、村民文化水平低下的條件下，帶領“高原孤島”高遠村實現了鄉村“丑小鴨”的華麗變形，人們在她的感染帶動下共同播下希望的火種，命運的齒輪從此開始轉動……

寫《花燈調》，難點在哪兒？劉慶邦說，難在開始從寫“我鄉”到寫“他鄉”，從寫自己熟悉的生活到寫自己陌生的環境、陌生的生活，“這是對自己的挑戰。但寫作要敢于迎接挑戰”。

自從母親去世后，20多年來劉慶邦每年都回老家，一直與農村保持著緊密的血肉聯系。每次回去，他都看到農村不斷發生的變化，看到平地起高樓，看到從過去的吃不飽飯吃黑面饃，變成天天吃白面饃，看到從過去穿的破破爛爛到如今新衣服都穿不完。眼看每天都在發生著的變化，他就一直想寫一部反映農村現狀的作品。老家的大姐二姐也都有這個想法，她們說，現在農村變化這么大，你寫寫現在的農村吧。劉慶邦回答，好啊。

但是寫農村需要有機會。劉慶邦曾寫過6部鄉村題材小說，《高高的河堤》《遠方詩意》《平原上的歌謠》《遍地月光》《黃泥地》《堂叔堂》等。這些長篇鄉村題材小說有一個共同特點，都是寫劉慶邦的老家，寫他熟悉的生活。寫脫貧攻堅，劉慶邦最初也希望聚焦老家，但苦于找不到典型人物、典型故事，眾里尋他千百度，反而是2020年在貴州的一次采風，他遇到了小說中的人物。

那是遵義下面一個遙遠山區的小村子。在曲曲折折的去往村子采風的山路上，駐村第一書記向劉慶邦講述了她參加脫貧攻堅工作的經歷，在講到她千方百計爭取脫貧項目時，這個書記動情地哭了，一下就感動了劉慶邦。后經了解，這個第一書記還獲得過“全國脫貧攻堅貢獻獎”，全貴州只有她一個。劉慶邦想，這不正是我要找的脫貧攻堅中第一書記的代表人物嗎？

這次村里的采風只有半天時間，沒顧上多看，但劉慶邦念念不忘。時隔一年，2022年劉慶邦再去貴州，提前跟第一書記聯系，他決定在村里定點生活。這年的端午節，劉慶邦一人重返山村，每天跟著第一書記翻山越嶺走村串戶，走遍了全村41個村民小組。

12天的定點生活，劉慶邦了解很多情況。首先是環境典型。過去是窮的典型。2015年之前人均年收入僅為800多元。這里不通路，被稱為高山孤島，差不多是與世隔絕的狀態。能想象嗎，2015年之前，這里很多老人和孩子還沒看過汽車。有個老太太臨終之前，孩子問她有什么愿望，老太太也不想吃也不想穿，就想看看汽車。家里人用床做了一個擔架，要把她抬到鎮里看汽車。她擔心給孩子添麻煩，死活不看，說不看汽車也不耽誤死，結果老人最終沒看到汽車。去世后，家里人在她墳前燒了一個紙扎的汽車。村里年輕人進城打工，找了對象，生了孩子，結果帶回家一看，忍受不了這里的貧窮，撇下孩子就走了，這樣的事情不是一個，而是十幾個。很多留守兒童都是有爸爸沒媽媽。這樣窮得探底的深度貧困村，深深觸動了劉慶邦。

脫貧攻堅工作開展后，這里又成了富的典型。兩年時間通了路、通了電、有了通訊，建了水庫、幼兒園，一系列的變化，全面、徹底、高速、高質量。這個變化不僅是物質的，從人均年收入800多元，到2019年達到了12000元，大大超出脫貧標準，更關鍵的是人的變化：吸毒的不再吸毒，還娶了老婆，辦了酒廠；離開村子的女人又回來了，建了樓房甚至別墅，重新結婚……在劉慶邦看來，這種變化是心靈之變、精神之變，更值得在小說中去反映。所以在《花燈調》中，除了以駐村第一書記為代表的一系列正面人物，劉慶邦還塑造了一組比較復雜的人物，比如酒鬼、吸毒者、盜竊者，以及受長期貧困影響穿破衣爛衫如同叫花子一樣的村民等等，寫出了這些人物在精神面貌上的巨大轉變。

2022年劉慶邦決定到村里去定點生活時，已是71歲的古稀之年，他自己住到山村里，不講任何條件。睡的是駕校的單人宿舍，硬板床；自己到街上買吃的，自己買壺燒水，跟著村干部爬山。在他看來，比起小時候吃的苦，這點苦根本不算什么。有一個最高的山，要四肢著地貼著山邊的小道爬著走，好多人都不敢爬。第一書記膝蓋有毛病，爬這里就特別困難，得讓人拉兩只手拽住才上得去。第一書記說：“劉老師，山太高了，算了。”劉慶邦卻堅持說：“不行，我要爬了以后才有體驗，這樣才寫得真切。”在劉慶邦看來，不怕吃苦挺重要的，作家下去被人包圍著，根本見不到老百姓，那不算深入生活。

撐起脫貧攻堅“滿樹繁花”的新時代新人

小說首先是寫人，特別是主要人物，主要人物能否成功是小說成敗的關鍵。談及此，劉慶邦打了個比喻：“主要人物好比一本書的綱，綱舉才能目張；主要人物好比一棵樹的干，干立起來才能撐得起滿樹繁花。如果人物形象塑造不好，上升不到文學藝術層面，新聞報道就可以承擔，何必要寫成小說呢？”

在《花燈調》中，劉慶邦著力塑造了一個光彩照人的新時代新人——駐村第一書記向家明的形象。什么是新時代新人？寫作之前劉慶邦也不明確。但通過采訪，他從具體人物身上總結出了新時代新人的特點：作為共產黨人的堅定信仰，不變的初心，新思想、新擔當、新奉獻……一系列新元素，構成了新時代新人。

“不可否認，我這個小說有主題創作的性質。”劉慶邦說，主題寫作非常難，處理不好就會主題先行、圖解政策、太硬太實，這是他在寫作時極力避免的問題。怎樣將主題寫作柔軟化？劉慶邦非常重視情感的作用，以及現實與虛構的關系。

《花燈調》中，劉慶邦著力表現了駐村第一書記對老百姓的情感，和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的情感。小說中，劉慶邦寫到了駐村第一書記6次痛哭流淚：申報項目被上級砍了后的不理解，加上重病后的委屈，哭得一塌糊涂；農民因為侵占自家土地不同意修路，做不通工作而哭泣……“人只重視流血，而不重視流淚，是不對的。用刀子隨便在人的身體上拉一個口，都會有血流出來。而流淚不是那么容易，情感上達不到一定程度，你就是打死他，都流不出一滴眼淚。”劉慶邦說，小說中向家明多次哭泣不是手段，也不是目的，而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她患有重病，醫生建議住院治療，為了不影響脫貧攻堅的進度，她決定保守治療，家里除了愛人知道，父母不知道，姐妹不知道，村里人也不知道。因為吃激素藥，臉發胖跟盆似的，她熬中藥控制體重，別人問吃的什么，她就說在減肥。還有兩次差點喪命，其中一次是結石脫落，暈倒在醫院，當地無法治療，急轉到省里做了大手術才搶回一條命……有了多次痛苦與痛哭，小說的情感就變得非常柔軟。

駐村第一書記有兒女情長，也想職務升遷、多掙工資，遇到不開心的事情也跟丈夫使小性子，這些局限讓她更真實、更立體，形象更豐滿、更感人。除了寫她工作的忘我精神、投入精神，劉慶邦還寫她愛唱愛玩，愛動感情，喜歡小動物。她在工作中殺伐決斷，被稱為女強人，但情感又特別細膩，體現出女性豐富的心靈世界。

另一個問題是現實與虛構的關系。劉慶邦坦言，每寫一部長篇，無論主要人物還是次要人物，都要有原型，《花燈調》更是如此。從駐村第一書記，到村里的干部，再到復雜個性的人物，都有原型。劉慶邦跟他們接觸、交流，這些原型寫作時就在他腦海中活躍，“只有這些原型，我才能寫得活靈活現”。

有人問劉慶邦，實與虛的比例各占多少？他回答：“還沒寫成小說，一切都是實的；一旦寫成了小說，就進入了虛構的狀態，一切都是虛的。”劉慶邦有個比喻，田野里種了高粱，風吹來，如波浪翻涌滿眼紅潮，這是實的；寫成小說，就是高粱收了，碾壓、發酵、蒸餾，釀成了酒，喝酒的人把酒臨風，這就成了另外一種狀態。寫小說就是這個意思。

虛構的過程，語言的使用也是一個關鍵。語言要自然、準確，讓人感覺到美。《花燈調》很多章的開頭，劉慶邦都會有一段詩意的閑筆。比如小說一開始，他先寫春天，寫杏花開了，開得讓人喜得一驚；又寫竹葉，竹葉在冬天不落葉，但發干發燥，是帶葉修行，到了春天又會煥然一新。劉慶邦說：“語言對整個小說的文學性、藝術性特別重要。我自己的每一句話都很講究，都推敲得很細，整部書如果有人動我的一個字，我都能看出來。語言好像進入了我血液一樣，是一種自然的流貫。”

《花燈調》，初名《淚為誰流》，其中的“誰”，不言而喻。最終確定用《花燈調》，劉慶邦還是覺得這個題目更有色彩，更詩意，更美，更含蓄……幾十年來，劉慶邦用饑餓的準備、生活的準備、人生的準備、生命的準備，寫出了這部書，釀出了這壇美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