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澄清先生是《新民晚報》副刊很老的編輯，建國伊始便耕耘這塊園地。他先和唐大郎一起編《亦報》，一九四九年隨《亦報》并入《新民晚報》。最后退休于晚報，算得一輩子辛勤于晚報副刊的報人。《新民晚報》某任總編輯曾經稱道：“他組織的版面是一座曲徑通幽的大觀園，亭臺樓閣十分雅致。”胡澄清老先生開始編報時我尚未來到世上，來了之后亦無交集，緣慳一面。然而有幸與他小女兒同窗數載，這便是想起老先生的緣由。

我念中學，語文老師說我作文還可以，于是沉湎在作家夢里，《新民晚報》的文藝副刊自然是手邊讀物。晚報天天連載署名“青山”撰述的長篇故事《虹橋贈珠》，后來又連載他的《紅色的種子》，青山即胡澄清。得知胡“青山”女兒就在我們班級，我著實興奮了一段日子。晚報文章，雖短小，卻有情有致有功力。以我稚嫩水平當然遙不可及，想靠同窗關系投稿，萬萬不敢的。然而，身邊既有這么一位前輩，討教討教，煉成日后發表文章的水平，當不為奢望，也很急切。無奈我性格內向，此望始終埋在心底，從未對老先生千金挑明過。不過，有事無事，忍不住藉個機會接近，有一搭無一搭地搭訕兩句。同學覺察出我對她的特別，嬉笑我喜歡上她，便時不時調侃。我竟心虛起來，仿佛真有什么非分之想。再接近時，既顧忌又期盼，若即若離。她家那時還沒遷居武寧路，仍住建國東路一處弄堂房子底樓，我家距那個里弄僅半條馬路。有一回放學恰好同時回家，好奇欲一睹胡先生風采，我便不遠不近跟隨其后，一路忐忑。跟到她家門口，她進了家門，我透過門縫望去，一位略矮略胖的長者立于不甚明亮的客堂間，想來他就是胡澄清老先生。唯恐被發現我在門外偷覷，趕緊閃開，回頭再看一眼，慌忙而去。此匆匆一瞥，連老先生鼻梁上架沒架眼鏡也不甚了然，似架非架。有此一瞥，或可說，算得與老先生的“半面”之雅。

我終究沒有拜識老先生的勇氣，畢業后同學們各奔東西。他女兒考入上海的財經學院，我去北京讀了中文系。惋惜不已的是，老先生報人志趣失了家族傳人。他這位千金或許沒有半點文學細胞，這正是我們同窗階段未得過從的原因。大學畢業她分配到北京，在國家某部委干財務；我離開北京，打發到偏遠的南方，在那特殊的十年歲月里各自顛沛。冬去春來，后來同窗們聚會了幾次，每次有她有我，泛泛敘舊而已。另外一次，她特意約了幾個同學去她滬上小屋餐聚，我才曉得，她菜燒得可以。尤意外，她一改學生時代的嫻靜寡言，談笑風生，左右桌面。又后來，我赴北京進修，她請我觀看正一票難求的舞劇《絲路花雨》，外省人難得地飽了眼福。幕間她淡淡說了一句，著名女小說家張潔也住在她那棟宿舍樓。我早已作家夢碎，同樣淡淡地應了一句，話題即扯開了。青澀少年遠去，成年的我們，往來親切而自然。唯不便探問，她何以一直單身。

北京別后一度中斷聯系，時值南方民營商潮洶涌，突然又接她從珠海（中山？）來信，說在開放前沿地給“老板”打工。擯棄了三十多年的陳舊稱呼“老板”，乍一聽來很是別扭，驚詫她的時新。聯系斷斷續續，最后得她寄自美國的圣誕賀信，寫了不少。再次令我驚詫，她竟然信了西方宗教。沒說及事業，仍舊單身。她聰明，且勇于追求，本該有番作為的。顯然她并不如意，縱然笑容可掬。人生的成功與否，因素諸多，自身的，環境的，社會的，乃至莫測的偶然。與她中斷音信又是多年，看來是永久地斷了。不知她是否歸來，抑或仍滯留大洋彼岸，大概后者居多。以她古稀之年孤身海外，不能不叫人牽掛。可是無從聯系，唯有遠遠地祝福。

胡氏父女，我大致能推想老先生的文墨生涯，至于這位同窗，盡管音容笑貌猶在眼前，可自忖起來，又哪里深知其人呢。上世紀末我為《新民晚報》寫過幾篇短文，卻與老先生無涉，他已經謝世有年。歲月滄桑，各領風騷，辛勤耕耘過晚報副刊的胡澄清先生，現今不大有人知道了。《新民晚報》的張林嵐曾經撰文懷念他，前引胡老先生的版面如大觀園云云，正是他文章里的引述——張林嵐也作古了多年。前些日子偶爾看到網上曬出胡老先生手稿，涂涂改改，一絲不茍，不免感嘆起人事如天地過客。歷史不宜假設，我仍然問自己，若當年有幸拜師老先生，將會是什么樣的另一種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