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電影《墜落的審判》以男主人的死亡開始，在經歷了對于真相的尋找之后，最終以女主人的無罪釋放結束。事件的原貌被掩蓋起來，讓尋找真相的過程變得撲朔迷離。在這個過程中，觀眾獲知的信息幾乎和法官相等，因此，觀眾幾乎是作為陪審員的角色，全程參與了整場審判。隨著審判的展開，一個家庭內部隱藏的秘密也被不斷揭示。與其說這是一場尋找兇手的審判，不如說這是一次對兩性關系和婚姻真相的審察。正如《十二怒漢》這樣的經典法庭戲一樣，在正反兩方的激烈辯論中，我們對于事物的認識也從簡單走向復雜，從膚淺走向深刻，電影讓我們反思習焉不察，重新接受新的觀念。

在這個家庭中，很顯然桑德拉是更為優越和主導的一方。她更為堅強，從兒子的事故中振作起來，通過寫作使自己的狀況不斷改善。雖然跟隨丈夫來到法國生活，但是從日常語言到生活習慣，她都保持了自己的獨立。而薩穆埃爾則顯得頗為孱弱，他完全被那場事故打倒，他的寫作毫無起色，他中斷了工作待在家里。這客觀上形成了“女主外，男主內”的一種家庭格局，而這種格局是薩穆埃爾所無法接受的，他對妻子的不滿中甚至夾雜著嫉妒。

薩穆埃爾錄下了他和妻子的爭吵，這場爭吵是電影最為華彩的部分。薩穆埃爾把諸多不順都歸咎于桑德拉。然而桑德拉并沒有認領，而是酣暢淋漓地予以回擊。她一針見血地指出薩穆埃爾的懦弱和逃避，無情地戳穿他為自己失敗尋找的種種借口。也許正是如此無情的揭穿，讓薩穆埃爾無可逃避，只能用高空墜落來確認自己的失敗退場。

很顯然，女性主義是這部電影的主題之一。可以說，正是女強男弱的家庭格局，以及一個強勢女性對大眾觀念的冒犯，才讓這個案件變得撲朔迷離，也才讓這個女人陷入被懷疑的迷霧中。人們不相信一個男人會因為家庭壓力而走向自殺。無論是藥劑師還是提供錄音的證人，他們對于有限的證據都做出了自己的解讀，他們都偏向于男性的立場，對桑德拉抱有敵意。在這樣一個故事中，一個男人因為家庭的苦悶而服用抗抑郁藥物，甚至在跟女人的爭吵中完全處于下風，因而獲得同情，而那個強勢的女人則因為挑戰了社會的普遍認知而對大家造成冒犯。證人們實際上代表了內心潛藏著男權觀念的大多數人。

男權社會對于性別身份的規定和約束，形成對個體的壓迫。實際上這樣的壓力并不僅僅施加在女性身上，同時也針對男性。在薩穆埃爾那里多少是有男權思想的，他抱怨妻子不能入鄉隨俗跟他一起說法語，抱怨妻子對他的朋友們不能笑臉相迎，甚至抱怨妻子連夫妻生活也不能順從自己。當桑德拉的事業超越薩穆埃爾，他開始變得憤怒而焦慮，他無法接受這種女強男弱的格局，然而也正是這種男權思想帶來的壓力，最終壓垮了他，使他走上絕路。

如果我們將故事中的人物性別互換，很多事情便變得清晰起來。如果男人的事業蒸蒸日上，而女人放棄工作在家里相夫教子，那就只是社會中一個極為普通的家庭。這樣的家庭普遍、常見，而且“合理”“和諧”，然而這樣的關系一旦倒過來，巨大的壓力卻足以讓一個男人走上絕路。

當然，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并不是天生的，她們內心并非沒有痛苦和憤懣，然而在長期的男權社會中，她們被社會塑造為“第二性”，塑造為順從于男性意志的人，不得不退居男人身后。從飲食習慣到事業發展，從生活重心到人生規劃，都需要聽男人的，女人大多是附屬的一方，甚至被當作男性的私有財產。這顯然是長久以來對于女性的巨大不公，女性主義所致力于的就是要把女人從從屬的次要的“第二性”的地位中解放出來。

我們應該如何審視婚姻關系？在婚姻中隱藏著怎樣的真相？隱藏著怎樣的權力關系？隱藏著怎樣的不公和傷害？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在一段婚姻中，在兩個人邊界模糊的朝夕相處中，在長久形成的相處模式中，在最終形成的家庭格局中，一定存在著犧牲和妥協，一定有其中一方或多或少改變自己去適應另一方。這些犧牲和改變在愛的名義下讓人可以接受，而當愛一旦消失，其中的不滿便會凸顯出來，讓夫妻雙方矛盾重重，甚至對簿公堂，形同仇人。從愛人到仇人，所謂至親至疏夫妻。

清官難斷家務事，妄圖用一場庭審來判明家庭內部的是非對錯是困難的。庭審至關鍵部分，最終的裁定權也交給了丹尼爾。攝影機常常從丹尼爾的視角望過去，鏡頭跟著他左右搖擺，呈現出他內心的困惑和迷茫。作為家庭成員，作為事件的親歷者，即便與父母朝夕相處，要做出自己的裁定依然是困難的。直到這個時候，丹尼爾才發現，他對自己父母的了解遠遠不夠。面對抉擇的困境，他憑借著本能和直覺，選擇站在了母親一邊。

丹尼爾最后在法庭上的陳述幫助母親贏得了審判。尤其是他回憶父親在車上的一番話，清楚地證明了父親的自殺傾向。這番話究竟是丹尼爾的真實回憶，還是他為了幫助母親而進行的虛構，我們不得而知。值得注意的是，在丹尼爾講述時，電影閃回到當時的情景，雖然畫面是父親，但聲音卻是丹尼爾的。丹尼爾的聲音和父親的嘴型吻合在一起，不知導演是否在用這樣的細節提醒我們，也許丹尼爾虛構了父親的話語。

電影中還有一個值得探討的話題，就是真實和虛構的關系。事實證明，它們并非涇渭分明，而是常常彼此轉換。薩穆埃爾用手機錄下家庭里的真實對話，用來充實自己的小說創作；桑德拉在小說中虛構出來的情節，卻在法庭上被檢察官當作真實的證據。更為吊詭的是，真實的證據在法庭上扭曲了事件的本來面目，反倒需要虛構的故事去佐證真相。由此我們發現，真實和虛構的邊界常常模糊難辨，它們交織在一起，共同構成我們的精神生活。

實際上，觀眾跟丹尼爾的處境是相同的，電影最終沒有揭示真相，觀眾也需要根據所看所感做出自己的選擇和判斷。每個觀眾都是陪審團的一員，是否判定桑德拉有罪，基于我們對桑德拉這個人物的看法，是欣賞還是厭惡，是認同還是抵觸，而這樣的態度來自我們擁有的觀念和立場。可以肯定的是，無論我們做出怎樣的判定，都需要對自身的立場和觀念做出反思和省察。自以為真理在握的傲慢和固執，也許才是最危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