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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13年，秦朝博士官們一次關于實行郡縣制還是分封制的爭論，引燃了秦始皇焚書的烈火。大秦帝國頒布實施《挾書律》和焚書令，《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官私藏書“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開啟了中國藏書史上前無古人的文化浩劫。

除了秦始皇，對中國古代典籍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損失的，還有項羽。當初秦始皇下令焚書，也不是說燒了個干干凈凈，什么都不剩。博士官所收藏的詩、書、百家語等并沒有被燒掉。秦國的史書和那些從六國秘府繳獲的許多珍貴典籍也都保存在咸陽宮里，有專人負責管理，以供研究。

只是很可惜，秦始皇留存在咸陽宮的那些全國獨一無二的藏書，在秦末亂世中，除蕭何隨軍攻入咸陽時保留了一部分法律詔令和圖書文獻以外，其他部分又被后續(xù)攻入咸陽的項羽一把火給燒了。據《史記》記載，項羽在攻入咸陽城之后，一把火將整個咸陽城給燒了，大火燒了整整3個月而不止，這就燒毀了秦國的國家圖書館，燒毀了咸陽宮里那些珍貴的藏書。

既然秦始皇和項羽的大火差點就讓《詩經》《尚書》、六國史記、諸子百家之書等消失殆盡，那為什么我們今天還能夠看到這些著作呢？這些珍貴的典籍是如何逃過秦火和戰(zhàn)火而傳承下來的呢？

這得感謝那些冒著生命危險把典籍藏起來、傳下來的愛書之人。

在中國藏書史上有兩個人不能不提，一個是孔子的后裔孔鮒，一個是秦朝的博士伏生。他們兩個辦了中國藏書史上至關重要的兩件大事：一個是“魯壁藏書”，一個是“伏生傳書”。

我們知道，孔子是先秦時期著名的私人藏書家，為了教學和編書的需要，他曾經派他的學生子夏等人搜集了百二十國寶書。《詩經》是從他收集到的3000多篇文獻中選編而成的，《尚書》也是在3000多篇文獻的基礎上整理而成的，所以孔子傳給其后人的書籍是非常多的。而這在秦始皇頒布《挾書律》之后，卻成了孔子后人最大的危險所在。當時，這個危險就擺在孔子第八代孫孔鮒面前。孔鮒從小隨父學儒，用心刻苦，精通“六藝”。他特別喜歡讀書，經常徜徉在文獻典籍中，沉醉于“先王之政”的美好圖景。而且，他也和孔子一樣聚徒教學，其中有一個學生就是后來為漢高祖劉邦制定禮儀的叔孫通。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后，鑒于孔家的名望和孔鮒的學識，就封孔鮒為文通君，并征召他為咸陽博士。但是孔鮒婉言謝絕了，不愿出仕為官，只想安安靜靜在家教學生、搞研究。但是，天不遂人愿，歲月難靜好。秦始皇三十四年的一天，孔鮒的一個朋友驚慌地跑過來對他說：“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為書籍之主，其危矣。”秦始皇要把有關先王的書都燒掉，而您是這些書籍的主人，如果不把書交出去，很危險啊！怎么辦呢？交出圖書，于心不甘；不交出去，又有生命危險。孔鮒思來想去，決定冒險保衛(wèi)藏書，以待將來。他按規(guī)定交出一些無關緊要的竹簡書，而將先秦《尚書》《禮記》《論語》《孝經》等最寶貴的古籍，藏匿于精心修筑、中間掏空的墻壁夾層中。孔鮒精心安排好藏書之后，就逃至嵩山隱居，并繼續(xù)教授弟子百余人。不過他嚴守藏書的秘密，沒有對任何人透露。不久，陳勝、吳廣就在大澤鄉(xiāng)起義了，他們發(fā)出“天下苦秦久矣”的吶喊，點燃了反抗暴秦的熊熊烈火。當時，除了六國后裔投身反秦事業(yè)，一些儒生也因為“秦焚其業(yè)，積怨而發(fā)憤”，紛紛投奔義軍，這里面就有孔鮒。不幸的是，孔鮒在跟隨起義軍反抗暴秦的過程中去世了，但是因當時秦朝未亡，焚書令尚存，所以孔鮒至死都沒有跟別人吐露藏匿古籍之事。

直到漢武帝末年，喜歡奢華生活的魯恭王劉余想要在魯地擴建宮室，因為魯恭王的宮殿與孔子故居相鄰，于是魯恭王就跑到孔子故居搞強拆。據說就在孔府的墻被強拆的時候，眾人忽然聽到天空傳來金石絲竹之聲，有六律五音之美。魯恭王聽了有點害怕，不敢繼續(xù)拆了。正在大家驚奇的時候，忽然有人從墻壁中間發(fā)現一大批用古文字蝌蚪文撰寫的古籍。其他人都不認識這種古文，只有孔氏后人孔安國能夠辨別。他進行系統(tǒng)整理，發(fā)現都是上古流傳的儒家經典，因為它們是用古代的蝌蚪文寫成的，所以就叫“古文”經典。其中最有影響的是“古文尚書”，它比“今文尚書”多出16篇。這是一件對中國文化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這些典籍能從秦始皇焚書的浩劫中保全下來，彌足珍貴，其意義堪比文藝復興時古希臘文獻的發(fā)現。這就是“魯壁藏書”的故事。

除了“魯壁藏書”，對中國藏書史作出重要貢獻的還有“伏生傳書”。

其實不僅是孔鮒在藏書，當時許多儒生面對這場文化浩劫，也都在盡己所能保存文化火種。當時任秦朝博士的伏生也曾經冒著生命危險，暗自抄錄《尚書》，將其藏在自家墻壁夾層內。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尚書》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尚書》最早的書名就叫《書》，到了漢代才改稱《尚書》，意思是“上古之書”。

伏生其實是叫伏勝，“生”是古人對“先生”的尊稱。前面講過，秦朝的博士官為了工作需要是可以收藏詩、書和百家語等書籍的。伏生也算是利用職務之便辦了件大好事。當時正值秦末農民起義和楚漢相爭之際，為逃兵火，伏生只好將自己抄錄的《尚書》藏于故宅墻內，外出避難，待秦亡漢立，天下初定，伏生再回家挖開墻壁，卻發(fā)現當初藏在那里的書簡很多已經朽毀，完整篇目僅余28篇，也有人說是29篇。伏生就用這剩下的二十八九篇在齊、魯之間聚徒教學。因此齊魯兩地的許多學者都研究《尚書》，漸漸在全國都很有影響了。伏生抄寫的《尚書》，是用當時通用字體隸書所記錄，所以叫“今文尚書”。隨著儒家學派逐漸復興，伏生壁藏《尚書》并將其傳播的事跡傳到朝廷，漢文帝非常重視，想要召他進朝，但此時伏生已經90多歲了，不能出行。于是漢文帝派當時掌管禮樂制度的官員，太常掌故晁錯到山東章丘伏生家里當面學習。晁錯將伏生傳授的《尚書》整理記錄下來，補敘出所失篇章，才使《尚書》得以流傳下來。

孔鮒、伏生的護書傳書，使得《尚書》等重要的儒家典籍得以傳之后世，為華夏文明的薪火相傳保留了火種。正是因為有無數像孔鮒、伏生那樣的人拼盡全力的保護，典籍承載的文脈才得以傳承，中華文化才得以接續(xù)。正如明清文化名人金古良在《南陵無雙譜》詩中所贊：

塵囂其上竟焚書，劫后壁藏方有余。

皓首傳經眾人嘆，蓬門積德萬年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