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子愷和馬一浮在蔣莊

嚴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風到草廬

全面抗戰爆發后，藝術大師豐子愷一家人與故鄉作別，輾轉抵達長沙。后來，他又帶著女兒去往武漢。在武漢，豐子愷目睹了中國人民守土抗戰的堅定決心與意志，這極大激發了他的創作熱情。

1938年4月29日，中國空軍迎頭痛擊日寇的戰機，取得了自抗戰以來最輝煌的戰果。豐子愷聞聽捷報，興奮異常，填了一首《望江南》：“聞警報，逃到酒樓中。擊落敵機三十架，花雕美酒飲千盅，談話有威風。”某日，他又在武漢鄉下看到一棵遭人砍伐、只剩主干的大樹，春風和煦，那光禿禿的枝干在抽枝發芽——這不正是中國的現狀嗎？回到寓所后，他趕忙把這個場面畫出來，并題寫：“大樹被斬伐，生機并不絕。春來怒抽條，氣象何蓬勃！”他堅信抗戰必勝，中國必勝。在長沙、武漢避居的那些日子里，他還創作了大量的抗戰漫畫，以此表達他的思想和觀點。

武漢并非一座固若金湯的城池，日寇隨即將其確定為重點進攻的目標。在九江失守后，武漢頓時陷入一片混亂，當局開始疏散人員。情急之下，豐子愷決定接受桂林教育局的邀請，奔赴大后方桂林，為“全省中學藝術教師暑期培訓班”的學員講課。

1938年6月23日一早，豐子愷和家人從長沙出發，次日下午到達桂林，暫居大中華旅館。桂林“開明書店”的經理陸聯棠是豐子愷的朋友，他提前在桂林馬皇背租下三間平房，還添置了一些家具，所以豐子愷只在大中華旅館住了幾天，就搬到馬皇背的寓所了。

“全省中學藝術教師暑期培訓班”的課程結束后，豐子愷應桂林師范學校校長唐現之的邀請，到桂林師范學校任教。

桂林師范學校坐落在桂林兩江的楓橋，“楓橋”這個稱謂是學校建成后才傳開的。桂林師范學校的南邊有一條洛清江，江水清澈見底，兩岸雜樹如錦；江上有一座石拱橋，因橋邊高大的楓樹成林，學校的師生經常在楓林下休息，久而久之，這里便有了“楓橋”之稱。由此，桂林師范學校也派生出一個詩意的簡稱——“楓橋師范”。

唐現之是廣西著名的教育家，他籌建桂林師范學校之時，恰逢豐子愷在桂林的“全省中學藝術教師暑期培訓班”講課。他主動登門拜訪，邀請豐子愷到桂林師范學校任教，起初豐子愷覺得很為難，畢竟離開講臺十年了，早已習慣自由的創作和生活，但唐現之的真心實意令人動容，豐子愷遂應下此事，到桂林師范學校教授國文和美術。但豐子愷向唐現之提出三個要求：一是不住校。豐子愷深知桂林師范學校還在建造過程中，學校的壓力不小，還是自行解決住房問題為好；二是有權自主選擇國文教材，不照搬課本上的篇目；三是保留在開明書店的編輯職務。對這三個要求，唐現之并無異議，他還找了一間房，作為豐子愷午休的場所；豐子愷也租下泮塘嶺村40號謝四嫂家的幾間房，那里到桂林師范學校有五六里路。

1938年10月24日，桂林師范學校舉行了開學紀念周儀式，由于處在戰時，儀式相對簡單，豐子愷在日記中寫道：“今天上午七時十分。行最初次的紀念周。全校師生一百三十余人，教師十余人，雍容一堂，行禮如儀。我脫離教師生活，十年于茲。今日參加此會，猶疑身為來賓，不知自己已是此劇中的一角色了。”

儀式上，唐現之請豐子愷給全校師生講話，原本他推辭不就，但后來臺下的學生一起鼓掌，也就只好上了臺。這是豐子愷第一次在正式場合同師生講話，多少有些生疏，所幸他到學校已經有一段時間，并且參加了學校的招生工作，和各位老師日漸熟悉。他結合師范學校的教育宗旨，闡述“禮樂結合”的觀點，談及學生到師范學校讀書的三個緣分，當他講完話，臺下報以熱烈的掌聲！

儀式結束后，豐子愷迅速投入到教學工作中。第一堂課是高師班的美術課，他問學生能否聽懂他剛才的講話？學生紛紛舉手表示聽得懂，他很高興。第二堂課是簡師班的圖畫課，講完課，他又問學生能否聽懂他的“石門灣普通話”？結果有半數以上的學生表示聽不懂，他講課的興致受到了些許影響。

盡管存在磕磕絆絆，豐子愷仍對桂林師范學校十分欣賞，對唐現之十分敬重，對其提出的“以藝術興學，以禮樂治校”的辦學理念十分贊同，在工作中兢兢業業，未敢有絲毫的怠慢。不久，唐現之請豐子愷為桂林師范學校寫一首校歌，他欣然命筆：“百年之計樹人，教育根本在心。桂林師范仁為訓，克己復禮泛愛群。洛水之濱，大嶺心村。心地耕耘，普雨悉皆蔭。”這首校歌充分體現出豐子愷的教育理念，文字優美而典雅，是他創作的眾多校歌中的上乘之作。他認為：“凡武力侵略，必不能持久。日本遲早必敗。我們將來抗戰勝利，重新建國的時候，就好比吾人大病初愈，百體疲乏，需要多量的牛奶來營養調理，方能恢復健康。桂師便是一種牛奶，應該讓他好好地保藏起來，留給將來，不要在病中當白開水沖藥吃了。”

豐子愷每天在泮塘嶺村和學校之間往返，要走十多里的鄉間泥路，但他風雨無阻，從沒有遲到過。某日桂林下大雪，天氣異常寒冷，高師班的學生靜靜地坐在教室里，等豐子愷來上課。上課鈴聲響過，只見他準時走進教室，棉袍上都是雪，讓學生大為感動。

在國文課上，豐子愷將他寫的《辭緣緣堂》《還我緣緣堂》等抗戰主題的散文發給學生，還給學生講解了李煜的《相見歡》《清平樂》《浪淘沙》《虞美人》，以激發他們的抗戰熱情。在教學時他發現學生的文化基礎參差不齊，不僅亂用標點符號、文法不通，錯別字也很多，他就把錯用例抄在黑板上，在課上詳細講解、糾正。他要求學生用白話文作文，文章寫好以后先念給別人聽，只有別人聽懂了，才能交卷；標點符號不許亂用，字不許潦草。

除了上課，豐子愷還要參加一些校務會議。一日，因為下午三點需要參加一個會議，豐子愷上完上午的課后并未回家，到同事傅彬然的宿舍休息一會兒。中午無事，他拿起傅彬然的《牡丹亭》翻讀起來。突然，門外有人喊“報告”，原來是一個學生要向導師（傅彬然）請假。學生一進門，即向傅彬然鞠躬，鞠躬時頭仍垂直看著導師，身體呈彎曲形，好像某種機器的一部分。豐子愷第一次看到有人如此鞠躬，很好奇，傅彬然告訴他，這是軍隊里的禮貌，受過軍訓的學生都這樣。等那個學生出了門，豐子愷學起他鞠躬的樣子，自覺吃力，繼而感嘆學生如此鞠躬，著實不易！

下午的會議上，豐子愷是要講話的，但他一拿起書，就把講話的事忘了，直到臨開會時才想起。他立即針對此次會議的內容打腹稿，將屆時需要講的話梳理一番，不料第一個發言的唐現之就把他想講的話講完了。這下，豐子愷“蒙圈”了，只好臨時另找話題。類似的情況，在如今的職場上很常見，沒承想豐子愷也遇到過。

因為社會動蕩，同在桂林師范學校任教的馬一浮先生的學生王星賢要離校。王星賢離校前，學校的師生召開茶話會，歡送王先生。

在茶話會上，唐現之請豐子愷講幾句，豐子愷說道：“你們用茶點送先生，我前天作畫送先生。畫一人正在行路，回視路旁土中有果實嫩芽正在萌動，面有喜色。為什么作此畫送別王先生？你們有所不知，原來王先生的老先生——馬先生——喜歡吃果子，他家里統統是好的果子。王先生常常去吃。有時老先生送他吃，有時王先生偷來吃。他到兩江來的時候，帶了許多果子來，他曾把其中一個果子的核拋在這公路旁，就是我們這學校里。將來冬盡春來，一切種子普雨悉皆萌，這種子也萌芽起來。于是王先生再經過我們這地方，眼看見它已發芽，心里很是喜歡。我的畫所指的正是這狀態……我用這畫送別王先生，應把畫給你們看，但這畫已收藏在王先生的行李中，不便拿出來，只好講給（你們）聽聽。這就算補白了。”聽完這段幽默風趣的發言，大家都會心地笑了。

王星賢剛離校，豐子愷就收到馬一浮的來信，馬一浮告知豐子愷浙江大學將聘請他為藝術指導，明年桂林師范學校續聘時，不要立即肯定，要留些余地。馬一浮還說自己已在宜山購地一畝，建茅屋三間，尚有空地，“正好王星賢和你在此造屋”。浙江大學的邀約很有吸引力，桂林師范學校的師生，對豐子愷而言也是難以割舍，所以他在日記中說：“今得馬先生信，料浙大相聘之事將成事實，對桂師忽感留戀。不知吾與此百數十質樸廣西學生，尚有幾許相聚之緣也。”

1939年1月8日，豐子愷收到浙江大學鄭曉滄的電報，正式聘請他到浙江大學師范學院擔任講師和訓導。他擬好回電，同意應聘。與此同時，他對桂林師范學校的依依不舍漸濃，說離開這里“半由自愿，半由馬先生之吸力。計在此間尚有一月可留。依依之情一起，環境忽增美麗，處處可美”。

1月12日，豐子愷正式向唐現之遞交辭呈，唐現之十分大度，只要求他把這個學期的課上完，到二月底再離開；另外，不要讓學生知道此事，以免分心。豐子愷自然答應了唐現之的要求，唐現之還非常恭謙地請豐子愷為學校留下寶貴建議。

馬上就要離開桂林師范學校了，豐子愷給同事們畫了不少漫畫，留作紀念，這些畫的畫題都是元人呂思誠《戲題》中的“嚴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風到草廬”。他說：“同事中多顛沛流離而來者，得此畫可資振作。”

1939年2月28日下午，桂林師范學校為豐子愷舉行歡送會，豐子愷在歡送會上作了深情的演講，稱桂林師范學校為自己的“老家”：“記得吾與諸君初相見時，久雨方晴……今吾與諸君相別，又值天雨方晴，陽光滿堂。此足證諸君前途之光明，祈各勉勵。”歡送會結束時已經很晚，由校工文嵩提燈引路，唐現之親自送豐子愷回家，兩人在路上有說不盡的話……

從1938年10月24日到1939年2月28日，盡管豐子愷在桂林師范學校的任教時間十分短暫，但他和學校的師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