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月刊是中國共產黨自己辦的第一份刊物。茅盾晚年在回憶錄巨著《我走過的道路》中專門談到了他參與這份刊物的情況。不過，他的回憶中有誤。如，他說：“《共產黨》月刊出到第七號也就停刊了。”（《我走過的道路》[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版）事實上，從1920年11月7日創(chuàng)刊至1921年7月7日結束，這份刊物前后只出了六號（期）——曾中斷數(shù)月。

在《共產黨》月刊創(chuàng)立之前，1920年10月,茅盾經(jīng)李達、李漢俊介紹已經(jīng)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早期黨組織——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已經(jīng)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見林傳祥：《茅盾參加共產黨小組與檔案史料》）。這份刊物是在上海創(chuàng)立的，而茅盾當時也在上海。茅盾又說：“《共產黨》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后出版的第一個秘密發(fā)行的黨刊……寫稿人都是共產主義小組成員。”事實上，該刊的供稿者（不都是寫稿人，還有譯稿人）并不全都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員，但的確大多數(shù)都是小組成員。茅盾與這些同人尤其是主編李達過從頗密。李達跟茅盾既是革命同志又是遠房親戚——李達的新婚夫人王會悟是茅盾的表姑母。因此，李達很早就向茅盾約稿。茅盾晚年回憶說：“那時，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按：即中國共產黨發(fā)起組）正忙著籌備出版一個黨刊，李達任主編，我一加入共產主義小組，他就約我寫文章。這黨刊后來取名《共產黨》。”因此，茅盾在這份刊物上發(fā)表了多篇著譯。

然而，茅盾到底在《共產黨》上面總共發(fā)表了多少篇譯文。學術界卻有訛傳。

《中國社會科學報》2021年3月2日發(fā)表趙偉的《〈共產黨〉：首次在中國大地樹起“共產黨”大旗》。文中說：“至少貢獻了8篇譯文的‘P.生’乃沈雁冰即茅盾”，但他沒有明確指出茅盾所譯的是哪幾篇。他的“8篇”之說是否正確呢？ 其可能的依據(jù)在哪里？

茅盾自己回憶說：“我在該刊第二號（一九二O 年十二月七日出版）翻譯《共產主義是什么意思》（副題為美國共產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宣布）、《美國共產黨黨綱》《共產黨國際聯(lián)盟對美國IWW（世界工業(yè)勞動者同盟的簡稱）的懇求》《美國共產黨宣言》，共四篇譯文……同期的《共產黨》上又有我翻譯的《共產黨的出發(fā)點》。在一九二一年五月七日出版的《共產黨》第四號，我翻譯了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中的第一章，這是從英譯的《國家與革命》轉譯的。”筆者按：“同期”指1921年4月7日出版的《共產黨》第三號。茅盾在回憶錄里只提到了這6篇譯文。是否另有2篇呢？

茅盾的兒子韋韜所編的《茅盾譯文全集》第9卷收錄了茅盾發(fā)表在《共產黨》月刊上的所有譯文——假如不是所有，就不能叫“全集”啊。除了茅盾自己提到的6篇，另外只有一篇，即《勞農俄國的教育——勞農俄國教育總長呂納卻思基的一席談》，發(fā)表于第四號。《茅盾譯文全集》所收的只有7篇。1954年6月，人民出版社曾影印全部6期《共產黨》月刊。筆者與同事姚明先生仔細核對了，茅盾在該刊上發(fā)表的譯文的確只有這7篇。

那么，為何會有“8篇”之說即多出一篇呢？

鐘桂松先生在《沈雁冰在中共建黨初期的貢獻初探》一文中說：“短短的幾天，沈雁冰以‘p生’為筆名，給《共產黨》雜志第2號提供了4篇有關建黨的翻譯文章，即《共產主義是什么意思——美國共產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宣言》《美國共產黨黨綱》《共產黨國際聯(lián)盟對美國IWW的懇求》《美國共產黨宣言》……在《共產黨》雜志第3號上，發(fā)表譯文《自治運動與社會革命》《共產黨的出發(fā)點》等。第4號上，沈雁冰發(fā)表譯文《勞農俄國的教育》以及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中的第一章，即‘階級的社會與國家’，進一步宣傳‘國家是階級沖突不可調和的結果’的觀點，這應該是我們黨內同志比較早翻譯的列寧經(jīng)典著作。本來，沈雁冰計劃繼續(xù)翻譯下去的，但是主編《小說月報》以及黨內事務的繁忙，使他沒有能夠按自己的計劃翻譯下去。”（《觀察與思考》雜志2017年第5期）

鐘桂松在這里列舉了8篇，而且“他沒有能夠按自己的計劃翻譯下去”這句話的潛臺詞是：茅盾在《共產黨》上沒有發(fā)表更多的譯文。鐘是茅盾研究界的權威專家。我估計趙偉是受了鐘這篇文章的影響，所以有“8篇”之說。

那么，難道《茅盾譯文全集》并不全——漏收了一篇，即發(fā)表在《共產黨》雜志第3號上的《自治運動與社會革命》？

《共產黨》雜志第3號上的確有《自治運動與社會革命》一文。但關鍵是此文并非譯文。

朱少偉在《茅盾與上海的不解之緣》一文中說：“《共產黨》月刊在滬問世后，他多次以‘P生’化名撰稿，如在第二期就發(fā)表有《自治運動與社會革命》。”（《上海老年報》2021年11月13日）“第二期”顯然說錯了，不過，“撰稿”之說是正確的，即《自治運動與社會革命》一文不是茅盾翻譯的，而是他撰寫的。

林傳祥在《革命家茅盾》一文中說：“在1921年4月出版的第三號上，茅盾寫了一篇題為《自治運動與社會革命》的文章，批判了當時一些省自治運動者所鼓吹的所謂資產階級民主，指出這實際上是為軍閥、帝國主義服務，中國的前途只有無產階級革命。對于茅盾為什么取名‘P生’，有一種觀點認為，‘P’是英文Party（黨）的縮寫，‘P生’就是‘黨的誕生’或‘黨的一員’的意思，從中可以看出茅盾對黨的忠誠與信仰。”（《黨史縱覽》2022年9期）。林對茅盾取這個化名的用意介紹甚好。不過，從“在1921年”到“革命”整個這段文字幾乎都抄自茅盾的回憶錄。茅盾的原文是這樣的：“我在1921年4月7日出版的《共產黨》第3號上，寫了一篇《自治運動與社會革命》，批判當時的省自治運動者所鼓吹的資產階級的民主，指出這實際上是為軍閥、帝國主義服務的，中國的前途只有無產階級革命。”（《我走過的道路》[上]）。

從日常邏輯上來說，《自治運動與社會革命》一文也不可能是譯文。我們來看此文的開頭：“現(xiàn)在國內‘省’自治的運動很不寂寞，呼聲要算很高的了；他們借著人民自治——就是廣義的德謨克拉西政治——的頭銜來實行他們的紳縉運動，看破了他，實在一文錢都不值，結果真正的平民得不到一些好處，反加多一重壓制，加多一層掠奪罷了！”“國內‘省’自治的運動”云云指的是當時有些人鼓吹中國一些省份要自治。如果茅盾翻譯的是外國人寫的文章，外國人怎么可能以如此口吻來說中國的事情？

還有，從署名格式上來說，《自治運動與社會革命》一文也不可能是譯文。譯文一般都要有原著者署名，更加必需的是要在譯者名字后面加個“譯”字，否則有譯者冒領“作者”著作權之嫌。比如《共產黨的出發(fā)點》一文題目下的署名方式是“霍格松著P.生 譯”，再如茅盾所譯《I.W.W的研究》一文題目下的署名方式是“美國 勃烈生頓 著雁冰編譯”（《解放與改造》第2卷第7、8、9號） 而在《自治運動與社會革命》一文題目下的署名只有“P.生”，既沒有原著者名，也沒有“譯”字，那當然是撰寫而非翻譯了。

綜上所述，茅盾在《共產黨》月刊上面總共發(fā)表了7篇譯文，而不是8篇。《自治運動與社會革命》不是茅盾譯的而是他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