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什么是現實？是客觀的存在還是主觀認知？

什么是虛構？是想象的天馬行空，還是現實的改頭換面？

如何了解真相？科學與邏輯能否提供足夠的依據？

如何做出判斷？根據實證推理還是情感記憶？

在懸疑與法庭題材的表象之下，法國電影《墜落的審判》沒有落入邪與正、罪與罰的簡單框架，而是對現代社會遵奉的醫學、技術、法律、邏輯以及浸潤個體生命的認知、情感與記憶加以考量。沒有上帝視角。從角色到觀眾，人人都是盲人摸象，徘徊于真實與虛構之間的灰色地帶。一樁貌似平常的社會事件，層層剝離出個體認知的局限、司法體系的無力、情感與精神世界的復雜多元。即便強烈的問題意識導致少量臺詞冗贅生硬，電影依然令人回味，皆因編劇和導演未曾提供標準答案。

影片所涉議題駁雜，觀者仁者見仁，觸動各自不同。盡管如此，基本結構仍可歸納為客觀真實、主觀真實與虛構的三角關系，由此產生法律（社會機制）、婚姻（情感生活）與文學（精神世界）三重議題，而所有議題最終都要回歸縈繞電影的核心叩問：何為真相？這也是觀眾明知電影不過是披著懸疑案件外衣，但仍執著于討論女主角是否為殺害丈夫的兇手。是的，當我們在討論“何為真相”之時，不管路徑是怎樣的，我們都已經在導演的安排下經歷了一場顛覆真相認知的風暴。

電影原標題“Anatomie d’une chute”其實意為“對墜樓的剖析”。“剖析”（anatomie）一語多指，是查明案情所必須的醫學剖析，也是對社會結構、人類情感、藝術創作的肌理剖析。無處不在的“剖析”帶著科學的嚴謹面孔：死者的信息記錄，犯罪現場的還原試驗，一絲不茍的圖示，證據鏈條的辯證分析，嚴謹冷漠的專業詞語。然而悖論的是，剖析作為實證主義科學尋求真相的基本手段，其目的是完整復原客觀真相，卻常常要求助于假設、概率乃至主觀感受、想象與記憶。檢察官一再逼問女學生是否“感覺”到桑德拉的引誘，強求她“解讀一個看不見的人的意圖”，并試圖用音樂風格乃至小說選段作為證據……

塞繆爾是意外墜落、自殺還是遭推落？是遭蓄意推落還是無意推落？對辯護律師文森特而言這些都“不是重點”。他“不關心什么是真實”，只清楚為了無罪辯護成功，唯一的策略是論證塞繆爾有自殺企圖。文森特要求桑德拉“回憶”塞繆爾的性格和人生經歷，“證明”他的自殺傾向。從那一刻起，一直表示不相信丈夫自殺的桑德拉開始有目標地選擇和組織記憶。她很快回憶起塞繆爾酗酒、服藥、對兒子的負疚感以及事業的挫敗，她有意隱瞞了自己的出軌、夫妻日常爭吵和暴力。在律師的專業指導下，她組織了一套指向明確的敘事話語：塞繆爾因兒子失明深感負疚，因工作失敗陷入抑郁，最終導致自殺。

那么桑德拉是否有罪？這位極富魅力的德國女性，金色短發和高大的體魄散發出強烈的中性力量。理性獨立又高度自律，她總能保持自己的節奏，不會因為自我內耗而躑躅不前。而因為原生家庭的痛苦，她又是一位道德淡漠、自我中心，狂怒時有暴力傾向的伴侶。在這復雜的個性之上，她還是一位心思敏感、深諳人性，富于創造力的小說家。現實與虛構的交替，想象與生活的融合從來都是她擅長的領域。脫罪愿望和文學才華都決定了她有必要也有能力營造出對自己有利的敘事。

如何判斷她的證言中摻雜多少事實與謊言？影片之初，導演已然借采訪者之口提出問題：“你說你的書總是真實與虛構交替，這就讓我們想分辨出哪些部分是真實，哪些部分是虛構。”桑德拉顧左右而言他，難以提供答案。正如她反駁心理醫生時所言：“也許塞繆爾需要按照你描述的那樣看待事物，但是如果我去看心理醫生，他也可以站在這里說塞繆爾的一些很難聽的事情，但說的那些事情就一定是真的嗎？”每個人對生活都有自己的認知與想象，他們看到的是否就是“真相”？痛苦的傾訴是否比有組織的回憶更貼近現實？在某種意義上，是否一切話語（證言）都是文學，一切敘事都是陷阱？

在桑德拉否認塞繆爾的錄音是事實的時候，文森特提出了這個問題：“什么是事實？”他建議桑德拉用別人可能看她的視角去審視自己，因為“審判的重點不是關于真相”。庭審中，每個發言者都在論證自己看到的“事實”。“事實如此”“事實應當如此”以及“我認為事實如此”，不同的概念彼此糾纏。法庭需要“回到事實”。怎樣的事實？司法部派來的監護人（其姓氏Berger正是牧羊人之意）告訴丹尼爾：“當我們缺乏判斷某事的要素，而這種缺乏無法忍受時，我們能做的就是作出決定。為了克服疑慮，有時我們必須選擇傾向于某一方而不是另一方。既然你必須相信一件事，但有兩種選擇，你必須選擇。”

丹尼爾并非沒有懷疑過母親，但他始終深愛她，想保護她，因而記憶會“從百分之百確定變為不確定”。經過洗禮的丹尼爾理解法庭關心的是“可證明的真相”。一旦作出選擇，為了證明自己的選擇，他甚至要“在某種意義上編造自己所相信的”。于是他主動要求作證。丹尼爾敘述的時候，鏡頭切換到塞繆爾的頭部特寫。塞繆爾的嘴唇在翕動，說話的聲音卻屬于丹尼爾，這無疑在暗示孩子為營救母親而“改造”了記憶。“如果說她殺了他，我想不通；如果說是他自殺，我能想通”，丹尼爾最終選擇了自己的情感與邏輯能夠理解并接受的“真相”。

在丹尼爾證詞的幫助下，桑德拉被無罪釋放了。這是法庭裁定的“真相”。然而，塞繆爾到底因何墜落？頭部的鈍擊傷源自何處？案件疑點仍未得到解釋。法律真相與客觀真相之間仍然距離遙遠。當觀眾為富于魅力的桑德拉無罪釋放而松口氣時，會突然意識到，或許這是文學對法律的勝利，我們都落入了人物與導演的雙重敘事陷阱。

片尾，桑德拉走進丈夫的書房，以放松的姿態躺上沙發，與寵物狗史努比相擁而眠。夜色靜謐、晦暗而朦朧。一切皆為表象，真相仍在迷霧中。

（作者為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巴黎第四大學法國文學與比較文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