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桂英

“遲子建的小名叫‘迎燈’，因為她出生的那天正好是1964年的正月十五元宵節。她的父親很喜歡曹植的名篇《洛神賦》，于是借用了曹植的字，為女兒取名為‘子建’。”

“《額爾古納河右岸》曾多次登上董宇輝直播間，總銷量百余萬冊，總印量超過600萬冊。”

“讀這本書，能教會我們怎樣面對生命，如何在無常中尋找有常。”

“在這本書中，我們可以跟隨鄂溫克族最后一個女酋長的腳步，在那片遙遠的森林里，從樺樹皮筒子里拿鹽巴喂馴鹿吃，看它們沿著遷徙路線啃食野生苔蘚，過最原始的生活。”

遲子建書屋的管理員孫桂英，每天維護陳設、清掃浮塵之余，總會將自己對作家和作品的理解分享給到訪的游客們。

“在南方出生、長大的人，比較向往大興安嶺深處的場景，能讓人感到‘治愈’。在屋里可以看到星空，東北的星星特別亮、特別低，好像伸出手就能摸到似的。空氣清新，河水清澈。春天在水里捉魚蝦，夏天看漫山遍野的野花，秋天在金黃的白樺林里散步，還有冬天一眼望不到頭的雪景。” 在講解書屋的時候，她特別注意強調遲子建的作品善于描寫東北風物，以此吸引沒有見過雪的南方讀者的興趣。

雖然剛剛到崗不足一個月，但這間書屋對孫桂英來說有種特別的親切感。孫桂英的老家就在額爾古納河畔，她的父親是清溪村人。20世紀六七十年代，父親在黑龍江北部的農場當知青時，與土生土長的東北姑娘相識相戀，結婚后定居在黑龍江。孫桂英對老家的記憶正如遲子建書屋的布景與陳設，充滿了東北邊地的獨特風情：推開柴門，常青側柏被冰雪染得潔白，成串的“冰溜子”掛在房檐上，迎面吹來的風仿佛也帶著來自興安嶺的凜冽。

從黑龍江到湖南益陽，從嫩江畔到資水旁，相隔將近3000公里的路程。因父親年長，想要落葉歸根，1982年出生的孫桂英，在20歲出頭的年紀，離開從小生活的北方墾區，在2003年嫁到了清溪村，并定居在此。當時，她在路上花了兩天多的時間，需要先搭乘火車到北京，再從北京轉車到長沙，“那時候交通很不方便，我下了火車還要搭大巴車。村子里沒通公路，進村得沿著廢棄的鐵軌走一條坑坑洼洼的泥巴路”。

孫桂英告訴我們，初來乍到，人生地不熟，語言又不通，她每天只能待在家里看電視，幾乎處于“與世隔絕”的狀態。兒子兩歲半的時候，她決定走出家庭、接觸社會，到益陽市區的百貨商場做服飾銷售的工作，一做就是10多年。工作之余，她在市區陪伴兒子念完初高中，順利考上大學。“我沒有上過大學，只在農墾學校念了一年中專，希望孩子能好好讀書，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多大。”兒子到株洲上大學后，她一度陷入迷茫之中，“原來我一直是圍著他轉的，從來沒有想過自己的生活應該怎么過”。

2023年6月，她決定回到清溪村，在清溪文旅集團的清溪3號民宿工作，今年2月轉崗到遲子建書屋當管理員。“我很喜歡書屋的工作，這里離書很近。”現在的她，被村民親切地稱為清溪村的“東北媳婦”，操著一口純熟的“益普”，已然成為地地道道的“本地人”。

20年間，她只因外婆的身體原因在2007年和2017年分別回過老家兩次，2018年外婆去世以后，就再也沒踏上過那片黑土地。“我已經不記得東北話怎么說了，只記得東北是比較粗獷的，感覺隨便往地上撒一把種子，就能長出糧食來。”時間雖然沖淡了鄉音，但難以沖淡鄉情。《額爾古納河右岸》《北極村童話》《北方的鹽》……每每翻開這些書，孫桂英都感覺自己重新回到了東北。對她而言，清溪書屋不僅是工作的地方，更是一條紐帶，讓自己與久別的故鄉產生聯結。

“我在黑龍江長大，在清溪生活，這兩個地方對我來說同樣重要。如果說黑龍江是我的第一故鄉，那么清溪村就是我的第二故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