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春節返鄉之時，總是最能攪動回鄉之人的思緒。在大城市生活多年，家鄉小城已經在記憶中逐漸陌生化，回到故鄉，其實我們已經格格不入了。當初因為怎樣的信念而離開？小城的生活經歷如何影響和塑造了我們？

回望故鄉，就是回望自己的過去，思考是什么使你成為現在的你。

伊沃托，一個籍籍無名的法國小鎮，只有福樓拜在書信中提到過，“這是全世界最丑陋的城市。看過伊沃托，死也無憾。”而對于作家安妮·埃爾諾來說，這里是她的故鄉，是她的經驗之地。

當埃爾諾在2012年回到故鄉時，她已經是個著名作家，盡管距離她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還有10年。“從某個私密而深刻的角度來看，伊沃托是世界上唯一一座我去不了的城市。”在《我的青春之城：回到伊沃托》里，埃爾諾說自己無法返回伊沃托，但伊沃托是她夢想的起始之地，寫作的經驗之地，承載了她的回憶和野心。

《我的青春之城：回到伊沃托》是埃爾諾的非虛構作品，收錄了她在伊沃托發表的演講、照片資料、日記節選、和友人的通信等。書中埃爾諾向讀者坦陳自己如何依靠閱讀、求學和夢想，脫離原本的小商販家庭，進入布爾喬亞階層，成為一名作家。這種“向高處降級者”所蘊含的，是跨越階層帶來的生命之重，但也正是這種“重”讓她成為如今的埃爾諾。

埃爾諾并非出生在伊沃托，她是在5歲時和父母從其他地方搬遷過來的，她還記得，坐在搬家的卡車上，眼前是一個到處殘垣斷壁、百廢待新的城市。這就是二戰后的法國，每個人都忙忙碌碌，充滿希望，埃爾諾的父母同樣如此，他們計劃在小鎮上開一個咖啡館，相信憑借自己的勤勞和才智可以過上富足的生活。

這家賴以為生的咖啡館其實很小，兼賣日用生活品，做的都是街坊生意，那些熟客都有自己的綽號，每個人的八卦在顧客之間流傳、發酵。年幼的埃爾諾浸淫其中，有了講述故事的沖動。

童年時期的埃爾諾是幸福的，她是家中獨女，父母盡自己的全力給她提供了最好的生活。可等到上學后，她漸漸意識到了階級的區別，還有貧富差距。首先是家庭住址，她家住在所謂的“街區”，也就是魚龍混雜的地方，每次去市中心都會說“我去城里”或者“我去伊沃托”，她意識到似乎有堵無形的墻橫亙在她的家和市中心之間，踏入那片不屬于她的土地時，她需要穿上體面的衣服，表現得舉止得體。之后，是家里的陳設。埃爾諾在作文里寫道，她最喜歡她家的廚房，但這是她根據時尚雜志臆想出來的夢中廚房。廚房寬敞、溫馨、廚具擺放得錯落有致，甚至還有個閱讀角。但她提到了塑料桌布，卻讓夢境露出了馬腳，一般有錢人家是不用塑料桌布的，只有窮人為了圖方便才用。她家真實的廚房只是樓梯下方的空當，甚至沒有洗碗槽，只能在盆里洗餐具。

但最大的沖擊源于某個氣味——消毒水的氣味。那原本是一個稀松平常的日子，所有學生坐在教室里等待上課，突然有個女生尖叫起來：“誰用了消毒水！難聞死了！”埃爾諾下意識地把自己的手縮進了袖子，她中午在家里用消毒水洗過手。她突然明白了，原來消毒水在不同階層代表著不同的含義，在她生活的街區，消毒水意味著衛生、健康，而在富人家里，這刺鼻的味道只會和女傭畫上等號。

她是學校里的優等生，她最喜歡上語文課，她要用一種近乎外語的法語來寫作，因為她日常生活中的法語充滿了俗語和方言，并非是那個用詞嚴謹、語法規范的法語。她如饑似渴地閱讀書籍，《魔鬼附身》這樣的書名聽著就大逆不道，薩岡的青春小說幫助她想象那個小資的美好世界，就像她后來在小說中寫道：“我以浪漫的方式經歷著青春叛逆，就好像我的父母屬于布爾喬亞階層。”

埃爾諾想要上大學，想要離開這個小鎮，想要有份受人尊敬的工作，老師或者作家，總而言之，她想要遠離原生家庭了，她成為了她階級的“叛徒”，或者如社會學家布爾迪厄所說，一個“向高處降級者”。

埃爾諾把克洛代爾的詩句貼在墻上，仿佛一條與撒旦的協約：“是的，我相信自己不是平白無故來到這世上，我身上有某種這個世界不可或缺的東西。”她有野心，有欲望，她明白自己想要什么，盡管她這個階層的父母也搞不清楚大學專業和職業規劃的關系。他們只是質樸地相信：讀到大學，就有燦爛前程。

埃爾諾在讀大學時把第一份稿子投給了門檻出版社，遭到了無情拒絕，她在日記中也流露出灰心喪氣，但她后來也承認，因為那時受到新小說風潮的影響，她的第一個手稿只是寫了一個追趕潮流的東西，并非是她自身情感的流露。之后，她經歷了父親去世，時隔多年回到家鄉，看到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人和物，她決定要用平實的語言來記錄她出身的工人階層，替這些被統治階級發生，“為我的族群復仇”。

也正是在寫作過程中，埃爾諾實現了和父母、和原生家庭的和解，她慢慢可以正視很多她之前羞于提起的事情，那些會讓她感到刺痛的事，她可以心平氣和地描寫貧窮、偏見、掙扎。最終，埃爾諾在寫作中完成了自我蛻變和成長。最終，她鼓起了勇氣，以作家的身份回到故鄉伊沃托，講述她寫作的欲望和沖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