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前我在沈陽師院讀書，常能聽到外校來的專家的演講，與孫玉石先生相識，就在那個時候。

大約1984年前后，孫先生來做講座，談的是現代詩歌的話題。之所以請他來，有三重原因，一是他的父親曾在沈陽師院工作，親切感自不用說；二是他的高中語文老師徐祖勛先生，是我們中文系任古代文學的教員，也有敘舊的因素；三呢，現代文學教研室主任魏俊助老師，曾在北大隨他訪學多時，彼此熟悉得很。

孫先生個子不高，紅紅的面龐和那雙亮亮的眼睛，顯得持重、內斂，而言談中的邏輯感和力量感，能看出他是外柔內剛的人。那時候他剛從日本歸來不久，演講中自然帶出諸多新鮮的信息，在相對封閉的小學校，忽聽到異樣的知識表達，我們這些年輕人都有些新奇之感。

我讀研究生的第二年，導師突然病故，自己便想到北京學習一段時間，魏俊助老師讓我找孫玉石幫忙，于是有了直接的接觸。這是我第一次到北大，記得是深秋的夜晚，在燕園走了很遠的路才找到他家。印象中他的書房古樸，藏書數量可觀，散出很濃的文氣。孫先生對我很熱情，問起了沈陽熟人的情況，還幫助我寫了一封推薦信。雖然事情最終沒有辦成，但我的感激之情，多年間一直深記于心。

我到京工作后，我們見面的機會多了起來。最初在魯迅博物館編刊物，偶能在西小院的編輯部遇到他。那時候王世家暫住在小院子里，他其實在以一人之力編輯《魯迅研究動態》，我與高遠東只是看一點稿子，并不做具體工作。王世家先生的朋友圈多為奇人，有哈爾濱的王觀泉，天津的李福田、張鐵榮、王國綬，北京的張恩和、王駿驥、朱成甲、孫玉石、張杰等。這些朋友在西小院聚會是常有的事，他們談天說地，無所顧忌，有時候滑稽得很。孫玉石很少插話，只是微笑著聽著。我那時候便覺得，他與朋友相處，是淹沒于別人的影子里的，和他談學問的樣子，有很大的反差。

那些北大之外的朋友，風格上與燕園的人迥異，有的帶有一點俠氣，甚至江湖之調。他能欣賞眾人，也說明保持了遼南人的風趣。孫玉石是滿族人，籍貫海城，與我的老家復州很近。遼南的滿族人有讀書的傳統，出了不少人物。看簡歷知道，他1960年畢業于北大中文系，后隨王瑤讀研究生。王先生身上有點六朝的影子，這些與遼南人的狂狷氣，也有相似的地方，所以，孫玉石的那股溫和之氣背后的拗勁，王瑤或許欣賞也說不定吧。

據說孫玉石年輕的時候也寫詩，可惜我沒有讀過，不知道如何。但他的新詩研究，是頗影響過學界的。我對于現代主義詩歌的認識，源于他那本《中國現代主義詩潮史論》。這本厚重的書，成了我認識新詩的難得參照讀本。孫玉石研究前人的作品，本著客觀的態度，對于詩歌的隱含和審美走向做的是細致入微的分析，論述中有遞進的關系。他深入內心，又環顧中外，細解與對照中，并不被作者的思想所左右。比如談初期象征派的詩歌，批評的地方不少，有的部分甚至是一針見血。研究詩歌又那么冷靜，在我接觸的有限學者中，是少見的。

孫玉石在魯迅研究方面，成績不俗。他關于《野草》的論述，在八十年代初頗有些影響力，1981年和2005年版《魯迅全集》第一卷就是他注釋的。許多難注的冷知識，是他一點點打撈出來的。不僅僅發現了魯迅一些佚文，也矯正了一些流行看法。他身上是有一種懷疑意識的，這大概與北大的學風有關。他回憶說，他的老師川島是敢于說出真話的人，川島曾和他說，周作人《知堂回想錄》有記憶不準的地方，名人也不都是一貫正確。這使他對于權威文本，保持了一種冷觀的態度。在他眼里，經典作家研究，要做一些基礎性的工作，忙于做結論，或海闊天空議論一番，大約會偏離文本的真意。不僅僅魯迅研究如此，現代文學研究亦當這樣。有一次我在《新文學史料》發表過一篇談論孫犁的文章，他就敏銳地看到不妥的地方，還寫了糾正的短文。這一點，他與林辰、朱正很像，是史料的偵探者，在我們以為沒有問題的地方，看到了問題。

學界有人認為孫玉石屬于現代文學研究的第二代學者，“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這是對的。不過，因為帶著舊歲的痕跡，對于文學的判斷，與青年一代有一些差別。2008年我主持的“苦雨齋書系”出版，開發布會時，我把他與幾位前輩請來。大家都說了些好話，他卻潑了冷水，指出我對于京派過于偏愛，忽略了左翼的價值。那一天他有一點激動，對于我沒有留一點面子。后來想想，他所以如此，源自一個古老的觀念，對于作家的認識，離不開時代語境，孫先生的態度，也恰如他自己強調的歷史主義精神，在言談舉止中，看得出老一代學者的規矩。他其實也有自我批評意識，不止一個人談到，他對于自己在五六十年代的學術觀，是有過無情的解剖的。

孫玉石治學，受到王瑤、游國恩、蕭滌非、王季思、季鎮淮等人影響不小。他研究現代主義，氣質上卻有點古典式的凝重。我在周楠本回憶文章中看到孫先生的舊體詩，頗為老到。他的那本《中國現代解詩學的理論與實踐》，就是以古代詩學為參照的。這種方式，與一般的同行不同，走的是另一條路子，他對于自己要求過嚴，洪子誠說他有一種“臻于至善”的追求，是確實的。但我覺得，這也阻礙了他性情的自如發揮，青年人喜歡質感的文字，對于以古典文學研究的方式研究新詩，不無隔膜。所以在詩壇，他的名氣不如同代一些學者大，可能是傳統治學的模式阻礙了一些文字的傳播。他自嘲所寫的是“可憐的文字”，但知音還是漸漸多了起來的。許多年后，他的《新詩十講》獲得中國好書獎，連他自己也感到十分意外。

幾十年間，多次與孫先生乘車外出，記得曾同赴鼓浪嶼，共去郊區，一路上聽他聊天，所獲是多的。2007年，我與朋友邀請他去江西進賢參加“魯迅與書法”的研討會，先生顯得異常高興。他與朱正、張恩和在一起，話也多了起來。同行的人中，劉濤、揚之水、張恩和都懂書法，字寫得很好。孫先生的字也是好的，但似乎有點矜持，在筆墨面前有些遲疑，并不興奮。其實他是通碑帖之趣的，書法家衛俊秀多年前曾稱贊他的字有點黃庭堅的味道，說明功底不俗。孫玉石覺得，字好的人，要有詩文的功夫，精神境界對于書法是重要的。有一次高遠東問他，周作人的字好還是魯迅的字好？他回答道：

周作人是寫字，很有性情，魯迅是寫書法，性情之外更富功力。……魯迅的字，結構更嚴謹一些，他的放收，粗細，有獨特體韻，給人另一種美，有種渾厚恬然，不是聞雞起舞的那種感覺，如郭老說的，“樸質而不拘攣，灑脫而有法度”，可反復賞閱。

這是懂得筆墨之趣的人的感嘆。他去世后，我在書架上找來他贈給我的多本書，一時感慨萬端。他的題字蒼勁有力，章法帶著神氣，往往是一氣呵成，仿佛蕩出風來，散著縷縷熱氣。孫先生雖然是新文學研究的專家，其實有一點舊文人的遺風的，這么多年，風云聚散，代際更迭，他保持了變中的不變。回憶這些往事，有的清晰，有的朦朧，且不能一一看明，漸漸散入云煙之中。這時候便想，我真的了解他么？在古風漸稀的時候，要讀懂他那代人的文字，也并不容易。

2024年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