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末，林徽因給沈從文寫信（梁從誡編《林徽因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12月，《書信》第160頁）：

二哥：

怎么了？《大公報》到底被收拾，真叫人生氣！有辦法否？

昨晚我們這里忽收到兩份怪報，名叫《亞洲民報》，篇幅大極，似乎內中還有文藝副刊，是大規模的組織，且有計劃的，看情形似乎要《大公報》永遠關門。氣糊涂了我！社論看了叫人毛發能倒豎。我只希望是我神經過敏。

這日子如何“打發”？我們這國民連骨頭都腐了！有消息請告一二。

徽因

林徽因所說的《大公報》，指天津版《大公報》，該報的文藝副刊當時由沈從文主編，林徽因在文藝副刊上發表過不少文學作品，還和梁思成一起為文藝副刊設計過刊頭圖案。關于此事，陳學勇的《林徽因年譜》說：“11月21日，日寇下令停刊天津《大公報》，用另出《聯合亞洲先驅報》代替。林徽因接贈閱的該報和約稿信，還聽說大約有五十個中國人還在為該報工作，乃憤怒責問：‘難道他們不知道他們在做什么？’”（陳學勇《林徽因年譜》，見《林徽因尋真》，中華書局2004年11月，第222頁）陳學勇的《〈林徽因年表〉補》（見《新文學史料》，1999年第2期）中也有相同的文字，但是《〈林徽因年表〉補》并沒有引用林徽因給沈從文的信，而《林徽因年譜》引用了林徽因給沈從文的信，從而讓讀者感覺此信為其立論之依據。

曹汛的《林徽因先生年譜》亦云：“11月21日，《大公報》被日本人下令停刊，日本人辦起《亞洲民報》。徽因得知后寫信給沈從文，對日人的行徑表示極大的憤慨。”（曹汛《林徽因先生年譜》，文津出版社，2022年7月，第108頁）兩人都說天津版《大公報》被日本人下令停刊，但曹汛說日本人辦的是《亞洲民報》，和陳學勇所說《聯合亞洲先驅報》判然有別。

這些說法，頗值得考究。第一，細讀林徽因給沈從文的信，“看情形似乎要《大公報》永遠關門”，這種口氣表明天津版《大公報》并沒有關門，只是似乎、將要“永遠關門”的意思。第二，日寇出版的什么報？是《聯合亞洲先驅報》還是《亞洲民報》，抑或兩份都出？第三，林徽因接《聯合亞洲先驅報》的約稿信，以及“大約有五十個中國人還在為該報工作”云云，到底是怎么回事，出處何在？

經筆者反復查證，得出如下結論：

一、天津版《大公報》在1935年11月21日并未停刊。12月8日，天津版《大公報》的文藝副刊發表了林徽因的文章《紀念志摩去世四周年》；12月9日，天津版《大公報》的文藝副刊發表了蕭乾的劇評《〈財狂〉之演出》。如果該報于11月21日停刊，怎么還能在12月8日和12月9日刊登文章？有意思的是，這些材料均被陳學勇的《林徽因年譜》引用，載于“日寇下令停刊天津《大公報》”之后，不知為何會出現前后矛盾的情況。

1935年，日寇尚未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也沒有完全掌控天津，當時日寇是否發布過停刊令，姑且存疑；天津版《大公報》直到1937年8月5日才正式停刊。盧溝橋事變后，日軍大舉進攻平津，1937年7月28日晚，日軍開始進攻天津，天津的對外交通中斷，天津版《大公報》只能在市里發行。7月30日，上海版《大公報》發表題為《天津本報發行轉移之聲明》的社評，指出“天津本報決與中華民國在津之合法的統治同其命運，義不受非法通知之干涉。萬一津市合法官廳有中斷之日，則不論外國軍事占領或出現任何非法的中國人之機關，本報將即日自動停刊，待國家合法的統治恢復之日，再繼續出版”。（1937年7月30日上海版《大公報》，第2版）同日，天津淪陷。天津版《大公報》于8月5日停刊，實屬無奈之舉，其主因并非由于日寇下令，而是因為天津淪陷，被“外國軍事占領”，天津版《大公報》自行停刊，表現出堂堂正氣。

故日寇在1935年11月下令停刊天津版《大公報》的說法，是誤解，誤解的來源，當為對林徽因給沈從文信的誤讀。

二、1935年12期《國光雜志》發表了署名“清虛”的文章，題目是“‘亞洲民報’進一言：對一班出賣祖國的人們的總勸告”，文章說：“前天看到了一份北平新出的《亞洲民報》，是12月1日才發刊的，每天四張，規模頗不算小。”文尾注明“廿四年十二月十日寫于長沙”。（《國光雜志》1935年12期，第45頁至第51頁）

1936年4月19日，《金剛鉆》發表了署名“躍馬”的文章，題目是“包世杰在平辦《亞洲民報》”，文章指出：“北平方面有一產生不久之《亞洲民報》，主持人為服務外交部之包世杰，包以馮玉祥主持西北軍時代，一度任包頭方面之交涉員，殆與馮系略有姻緣，惟其人媚外性成，鮮顧廉恥，當土肥原在平津活動時，包丐士氏向平津當局請求撥款辦報，以鼓吹中日親善，土肥原許之，因致函是時之河北政府主席商震，請助包以辦報經費：開辦費一次為五萬元，以后每月經常費為七千元，商氏為睦鄰起見，即許給予開辦費二萬五千元，以后每月經常費二千元。包得款后，即在東交民巷創立《亞洲民報》，以提倡東亞民族共存共榮為標榜，而字里行間，乃充滿漢奸氣息。及商震調豫繼任冀省府主席者為宋哲元，宋對親鄰之義，尤為了解，故于該報每月經常費，增給一千元，每月共給三千元，包于是大喜，近特將該報遷后細瓦廠，擴大范圍，日出三大張。此外殷逆汝耕對該報亦予援助，該報殆儼然為華北漢奸宣傳之機關矣。”

此文敘述了《亞洲民報》主持人包世杰的身份背景、辦報過程、經費來源等，揭示了該報的漢奸氣息。綜合兩篇文章的內容，可知林徽因憤慨、“氣糊涂了”的原因，以及《亞洲民報》創刊于1935年12月1日，并非日本人所辦，而是漢奸的賣國行徑。

三、至于林徽因給沈從文信的作期，《林徽因集》等均稱11月下旬。既然《亞洲民報》是12月1日創刊的，林徽因不可能在11月下旬讀到該報。信中說“昨晚我們這里忽收到兩份怪報，名叫《亞洲民報》”，顯然這兩份報都是《亞洲民報》，應該是不同日期的報，也就是說，至少已刊出兩期。因此，這封信的作期決不可能為11月下旬，應定為12月上旬較允當。

筆者又核查了《聯合亞洲先驅報》的情況，“全國報刊索引”顯示“0個檢索結果”，百度上也查不到此報，不知這究竟是一份怎樣的報紙，甚至有沒有這份報紙，也未可知。

另外，筆者查詢了提及停刊天津《大公報》、用另出《聯合亞洲先驅報》代替的著作，共四部，即林與舟編著的《梁思成的山河歲月》（東方出版社，2005年9月），李喜所、胡志剛的《梁思成的前世今生》（東方出版社，2010年1月），林與舟編著的《建筑宗師：梁思成》（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7月），邵麗坤、朱丹紅的《一念花開鎖清思——林徽因》（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2013年5月），都是通俗讀物，出版時間均晚于陳學勇的《林徽因年譜》，更晚于其《〈林徽因年表〉補》。這四部著作有關停刊天津《大公報》、用另出《聯合亞洲先驅報》代替的話語，與陳學勇基本一致，只是在表述上略作變異。

綜上所述，“日寇下令停刊天津《大公報》、用另出《聯合亞洲先驅報》代替”之說，源頭為陳學勇的《〈林徽因年表〉補》，不知其說依據何在。筆者以為，前一句的下令停刊已不符事實，后一句的“代替說”很有可能出自坊間傳聞。其實企圖“要《大公報》永遠關門”的，只有一份報紙，那就是充滿漢奸氣息的《亞洲民報》。當然，狼子野心未遂。

而對“林徽因接《聯合亞洲先驅報》約稿”之說，既然這份報紙的相關信息無從知曉，又何來約稿？何況林徽因給沈從文的信中只說“收到兩份怪報”，并未提及約稿之事。“還聽說大約有五十個中國人還在為該報工作”，更不知出處何在，依據何在。

曹汛的《林徽因先生年譜》把停刊與《亞洲民報》扯到一起，半真半假。可能是作者查不到所謂的《聯合亞洲先驅報》，卻看見了《亞洲民報》，加之錯解林徽因給沈從文信的內容，于是得出“《大公報》被日本人下令停刊，日本人辦起《亞洲民報》”的結論。作者發現了一些問題，但沒有深入研究，以致出現誤讀與“嫁接”。

總之，林徽因給沈從文的信充滿民族大義，彰顯了一個知識分子的錚錚鐵骨，值得贊揚。但錯解此信本意，偏離基本事實，并非學人作為。研究歷史，必須以事實即史料為基準，史料的真實性是歷史科學性的保證，也是其生命力所在。該下的“笨功夫”必須下，勿使的“小聰明”使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