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12月紹興蘭上鄉灰灶頭村（在蘭亭以西二里許）出土了一方中古時代的墓志石（原石現藏浙江省博物館），墓主名“呂超”（后來根據精拓本認定為“呂超靜”，參見《魯迅日記》1923年6月8日、1924年8月22日有關記載）。魯迅先后從紹興友人處獲得兩份拓片，經過仔細研究，于1918年6月寫出了自己的釋文，又作一篇考證文章，題曰《〈呂超墓志銘〉跋》，稍后一并交《北京大學日刊》發表，其釋文載該刊第170期（1918年6月24日）“文藝”欄，跋文則載該刊第171期（1918年6月25日）“文藝”欄，改題《新出土呂超墓志銘考證》，署名周樹人。

魯迅的釋文和跋文后來收入了1981年、2005年兩版《魯迅全集》第八冊《集外集拾遺補編》，其手寫本則編入影印的《魯迅輯校石刻手稿》（上海書畫出版社1987年版）第三函第一冊。

這一方出土文物殘損漫漶嚴重，內容不易通解，但魯迅在跋文中對墓主的官職、死亡年代、籍貫、同族人物等情況，做出了相當精確的推測和說明。

墓志開頭便說墓主的身份是“隋郡王國中軍”，魯迅指出，這一提法中即多有信息——

按隨國，晉武帝分義陽立，宋齊為郡，隋為縣。此云隋郡，當在隋前。南朝諸王分封于隨者，惟宋齊有之。此云隋郡王國，則又當在梁陳以前。

這樣魯迅就根據歷史地理和職官的大背景，迅即判定了墓主的生活時代不僅在隋代以前（此前有學者認定呂氏墓志成立于隋王朝的大業五年，即公元609年），而且在梁陳以前。

對于魯迅的“按隨國，晉武帝分義陽立”這一判斷，兩版《魯迅全集》都提出了訂正：1981年版《魯迅全集》第8卷第70頁注[8]指出“晉武帝當系晉惠帝之誤”，2005年版《魯迅全集》第8卷第84頁注[8]也有同樣的一句話。

注釋立論的根據在于《晉書·地理志下》有一條明確的記載說：“惠帝……分義陽立隨郡。”據此即指出魯迅弄錯了，應是惠帝，而非武帝。

史料所載分明如此，是非似乎已定，而事有大謬不然者。按《晉書·地理志》出于唐人之手，立言多有不夠精確而且前后矛盾之處，事實上隨（或省作“隋”，此二字曾經混用過較長時間）郡的建制在惠帝之父武帝的時代就已經確立了。《晉書·地理志下》荊州條下云：“及武帝平吳，分南郡為南平郡，分南陽為義陽郡，改南鄉為順陽郡。……義陽郡（太康中置，統縣十二，戶一萬九千）：新野、穣、鄧（故鄧侯國）、蔡陽、隨（故隨國）、安昌、棘陽、厥西、平氏（桐柏山在南）、義陽、平林、朝陽。”可見在晉武帝時已有“隨縣”（今湖北隨州市），后來再加上一個平林，則升格為隨郡。《晉書》卷三十七《宗室傳》載，司馬孚之孫、司馬望之子司馬整死后，“武帝以義陽國一縣追封為隨縣王”；“子邁嗣，太康九年，以義陽之平林益邁為隨郡王。”可知司馬邁先是繼承其父的地位為隨縣王，稍后封地擴大，他的地位則升格為隨郡王，其時在太康九年（288）。隨郡的建制在晉武帝時業已有之。

可見魯迅將建立隨郡、并且作為諸侯王之封地一事屬之晉武帝時，是有根據的，不勞訂正。此前已經有學者注意及此，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十九早已根據《晉書·宗室傳》之隨穆王傳部分指出立隨郡是武帝時代的事情。這正是魯迅立論的先導。后來吳士鑒在《晉書斠注》之《宗室傳》中出注說，依據《元和志》，“太康九年分義陽置隨郡，止二縣：隨、平林。”亦足以同魯迅的見解互為印證。

“隨郡”這個行政區劃首見于西晉武帝時，后來延用到宋、齊——這就為劃定墓主的時代提供了一個大的框架，然后再進一步縮小，魯迅認定呂超（靜）的身份乃是蕭齊時代隋郡王國的中軍。“隨郡”究竟是從武帝時開始，還是從惠帝時開始，對于魯迅的考證來說關系不是很大，而且這個問題前人已經論定，所以他就沒有對此隨郡從武帝時開始說進一步做細致的說明，這無非是力求簡明以省枝蔓的意思；不料竟引起了《魯迅全集》注釋者的懷疑，他們貿然提出一條注釋來加以訂正，實為多此一舉。建議將這兩版的注[8]刪去，以省纏夾和誤導。

按魯迅的考證，呂超（靜）的主公應是蕭齊王朝的隋郡王蕭子隆（474～494）。此說也非常精確。《南齊書·武十七王傳》載：“隋郡王子隆字云興，世祖第八子也。有文才。初封枝江公。永明三年，為輔國將軍、南瑯琊、彭城二郡太守。明年，遷江州刺史，未拜，唐寓之賊平，遷為持節、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東中郎將、會稽太守。遷長兼中書令。”在歷來的各位隋郡王中，蕭子隆是唯一與會稽有密切關系的人物。墓主在他手下擔任“中軍”，死在會稽，后來就葬在這里，是合于情理的。

墓志中提到一個日期“己巳夏五月廿五”，于是魯迅在跋文中指出：

子隆嘗守會稽，則其封國之中軍，因官而居山陰，正事理所有。故此“己巳”者，當為永明七年，而五月廿五為卒日。

沒有費什么周折就查明呂超（靜）去世的具體日期為永明七年（489）五月廿五。這樣的考證真如老吏斷獄，單刀直入，很利索地就解決了問題。魯迅文史修養之高超和他行文之簡明，由此亦可以窺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