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編自同名經典電影、由北京龍馬社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創作演出的中文版話劇《肖申克的救贖》，由中法兩國聯合制作的央華版《悲慘世界》，四川人民藝術劇院出品演出的美國劇作家阿瑟·米勒經典作品《推銷員之死》……今年以來，多部外國經典作品被搬上中國舞臺，這些作品或嚴格致敬原著，或對原作進行解構，或以現代劇場方式先鋒呈現，或運用戲曲等中國元素雜糅混搭……在這樣百花齊放的舞臺呈現中，對國外經典的中國化“落地”也成為戲劇界熱議的話題。

中國話劇從誕生開始，歷來重視外國戲劇作品的翻譯介紹和演出。“20世紀初西風東漸時，戲劇界的跨文化戲劇實踐已經拉開中國‘新劇’運動的序幕。對于一種外來文化的引進和吸收，總是從翻譯起步，最終歸于創作，然而，在翻譯和創作之間，現代戲劇還存在著改譯、改編、模仿三種別樣形態。從實踐上來看，改編是中國現代戲劇誕生的催化劑。”廣州文學藝術創作研究院副院長羅麗在《東西匯流：戲劇的跨文化改編》中這樣寫道。

在羅麗看來，跨文化改編作為中國話劇史上的重要現象，在其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引起過多次討論，其中避不開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間的轉換問題。

“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戲劇界演出外國作品，是要墊高鼻子、戴卷卷的假發的！”在中國藝術研究院話劇研究所所長宋寶珍看來，經過多年的探索和實踐，中國話劇藝術工作者早已摒棄這種形式上的“忠于原著”，而是以國外經典中引人入勝的內容、懸而未決的哲學命題，以及人類共通的情感為出發點，不斷探索符合當代觀眾的解讀方式和呈現形式。

改編意味著對原作的重新解讀。在外國經典的中國化過程中，從文本在符合時代語境的切實“落地”到既能體現創作者個人風格，又能讓當代中國觀眾接受的舞臺呈現方面，中國話劇藝術工作者作了大量有益嘗試。

在改編自法國作家大仲馬同名小說、由國家大劇院制作出品的話劇《基督山伯爵》中，導演王曉鷹為作品設計了一個顛覆式結局。“原著中主角鄧蒂斯化身基督山伯爵，懲惡揚善終獲正義，靠的是作家為他營造了現實中幾乎不可能有的情境——裹尸入海逃出監牢、獲得巨額財富，最終成為上流社會的人。小說本身也帶有一些宗教色彩，甚至把上帝對人的終極審判也挪到基督山伯爵身上。但是今天，我們很難從宗教的角度向觀眾傳遞這個信息，也不能在劇中一味地展示基督山伯爵的快意恩仇。這樣表現的話，觀眾在看戲時也許會很滿足，但當他們走出劇場，面對現實生活，就會產生懷疑——如果我不是基督山伯爵，是不是就得不到正義？”

基于這樣的思考，王曉鷹為這一版《基督山伯爵》的結尾設計了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基督山伯爵的復仇得以實現，囚犯鄧蒂斯卻說這只是自己的一個夢，并對基督山伯爵設問：“如果你不是基督山伯爵，沒有財富、沒有地位，還能獲得正義嗎？”配合著亦真亦幻甚至有些怪誕的舞臺呈現，王曉鷹也把這個問題拋給了觀眾。

在改編自法國劇作家羅斯丹的代表作、由中國國家話劇院出品的話劇《西哈諾》中，年輕的創作者將西方經典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中國國家話劇院院長田沁鑫認為，這是一次“將西方戲劇史上經典的浪漫主義‘愛情圣經’轉譯至中國現代語境，探求當代青年的情感覺醒與自我意識，展現出青年藝術家對當代戲劇的理解，傳遞出世界戲劇的中國化創新表達”。

在文本層面，話劇《西哈諾》的編劇王安妮不僅對原著進行刪改，讓角色更加集中、立體，還著力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國經典故事融入其中，讓東西方美學的交融從文本層面開始生發。在舞臺呈現上，青年導演丁一滕采用中西結合的“新程式”戲劇創作手法，在現實主義表演的基礎上，融入丹麥“歐丁”戲劇方法與中國戲曲元素，將傳統與當代、東方與西方的藝術精髓進行跨時空融合，以富有風格化和時代感的角度創新性地改編，賦予“大鼻子情圣”一種現代的、具有東方美學特色的新形象。

除了京味兒話劇的創作，對于外國經典的改編也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創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僅2023年，就有英國劇作家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俄羅斯劇作家萬比洛夫的《長子》、澳大利亞劇作家大衛·威廉森的《足球俱樂部》等多部外國經典劇目以重排或新排的形式搬上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舞臺。其中，討論度最高的要數由楊佳音導演的小劇場話劇《哈姆雷特》。

正如一千個人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每一個解讀這部作品的創作者，也有著自己的視角。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小劇場版《哈姆雷特》，以全青年陣容的解讀，帶來了一次對經典作品的現代表達。作為一部實驗探索之作，此版《哈姆雷特》一改傳統的復仇故事，而是努力投射出每個人的成長與困惑。哈姆雷特不再是遙遠的王子，而是一個直面自己內心彷徨與掙扎，用勇氣去尋找出路的年輕人。“青年演員用他們的方式與莎士比亞對話。”該劇藝術指導馮遠征表示。

“一頂帽子、一把雨傘、一個轉身、一個抬頭就完成了演員身份轉變。”楊佳音希望通過此次創作，帶領觀眾“去看看時下年輕人的理解和面對生活的態度”。在舞臺呈現中，不僅有演員對這個傳統故事的重新敘述，還有“戲中戲”的設置，更有隨時切換視角，讓臺下觀眾成為“演員”的驚喜環節。這種充滿趣味性與體驗感的形式，如同帶領觀眾在劇場進行了一場“游戲”。

“話劇藝術的傳承、演劇隊伍的培養、觀眾審美的提高等，都離不開經典作品的帶動與示范。排演經典劇目讓我們看到了戲劇的魅力所在，更主要的是感受到了經典作品在人物塑造、情節架構等方面非凡的藝術功力，以及今天的藝術家在理解經典、闡釋經典上的創造能力。盡管有些表達或者表演還存在不同程度的刻意、任性，但他們真誠的視角與執著的熱情，卻讓觀眾感受到了一種改變的可能。畢竟，放眼全國，像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這樣如此重視經典劇目、保留劇目，并且始終做到常演常新、守正創新的劇院，已經比較稀缺了。”青年評論家徐健說。

除了創新、個性化的改編模式，甘肅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于濤也在今年的外國經典中國化過程中，看到了市場模式的變化。“與以往中國演出公司引進外國作品在中國市場演出買進賣出賺差價的‘貿易模式’不同，以《肖申克的救贖》《悲慘世界》為代表的由中國公司引進版權制作中文版在中國市場演出的新形態，是一種支付了專利費后自主生產、定價、銷售獲得利潤的‘產銷模式’。后者顯然是前者的2.0升級版。版本的躍升是文化產業在新發展理念的指導下，在國際文化交流日益深入、演出市場需求愈加旺盛、市場主體產品開發能力不斷增強背景下，經營主體構建新發展格局，自主積極開發新業態，生產新內容的重要實踐。”于濤說。

于濤還認為，這些劇目鮮明的商業屬性決定了其具有強烈的利潤最大化追求。“但無論之前通過營銷、造勢吸引了多少眼球，獲得了多少票房，決定劇目生命力的還是品質。外國作品中文版的創作核心是要解決好中國化的問題。這是一個系統問題，每個作品的難度和程度都不同，需要具體對待，但有兩個方面是需要注意到的：一是要對原劇進行中國語境、中國式人際關系、中國人心理情感結構的置換與開掘，二是要對原劇中攜帶甚至深藏的充斥西方意識形態的政治、社會、文化表述加以甄別和摒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