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到今年1月13日，王瑤先生的兩個大弟子相繼去世。我懷念劉正強先生的文章還沒面世，人間又少了孫玉石先生這位仁者、博者、雅者，我心戚戚焉。

其實，我和孫先生并無多少交往，更無深入了解，也許突然相遇，他不會認得我，我也要想一想才敢喊他，因為我和他只在一起開過一次會，僅此而已。但他卻給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也有了后來的遠程交往，在交往中我認識到他學術(shù)胸襟的廣博。

他考察作家作品的方法打開了我的思路

我最初知道孫玉石先生的名字，是1983年。那年秋，蒙自師范專科學校派我去復旦大學中文系進修，我的一個同學被派到北京大學進修，我們都主攻中國現(xiàn)代文學，便各自推薦本系教授新近出版的書，她推薦了孫玉石先生的《研究》。收到信，我立即去圖書館借來《研究》閱讀，似懂非懂，但孫玉石的名字卻印在了我的心頭。

之后，我見到孫先生的書就找來讀，如今我的書柜里仍有他的《中國現(xiàn)代主義詩潮史論》《中國現(xiàn)代解詩學的理論與實踐》等著作。這兩本書，對我的西南聯(lián)大文學研究產(chǎn)生了思想上的啟示，在方法上也有借鑒作用，成為我打開西南聯(lián)大現(xiàn)代詩大門的鑰匙之一，是研究穆旦、王佐良、杜運燮、袁可嘉等詩人作品的思想武器，例如我借以觀察穆旦的《玫瑰之歌》《蛇的誘惑》《詩八首》等作品，看到了洞口的亮光，并循此走進了一片豐饒美麗的田園。

孫先生的論文我也盡量找來學習。記得他有一篇《論呂德申小說創(chuàng)作及其與一種文化精神之聯(lián)系》的論文，我讀后意識到若建立其作家作品與當時的文學現(xiàn)象或文學潮流的聯(lián)系，其意義會更大。之前我研讀文學往往放不開眼界，孫先生在文學的聯(lián)系中考察作家作品的方法，打開了我的思路，使我受益匪淺。我想，做到這一點，不僅是學養(yǎng)所至，還是學者的胸襟使然。

呂德申是西南聯(lián)大中文系的學生，曾跟隨楊振聲、朱自清、聞一多、沈從文、李廣田等新文學作家學習，曾有當小說家的追求，復員后在北京大學任教，應該是孫先生的老師。他創(chuàng)作的小說《老祖母》等曾發(fā)表在楊振聲和李廣田先生主編的《世界學生》上，之前我已查找，卻看不出價值所在，孫先生的文章無異給我指出了一條評說的路徑，所以留下的印象很深。

參加“聞一多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 他總是坐在第一排專心聽講

2009年11月，我去武漢大學參加“聞一多誕辰110周年紀念暨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孫玉石先生作為中國聞一多研究會副會長出席。會長陸耀東先生由于身體的原因未能出席會議，孫先生承擔了責任最重的工作——做會議總結(jié)。為此，每場會議，無論大會小會，每個人的發(fā)言他都聽得很仔細，還不時做筆記，別人在會中可以放飛一下思想，他卻不能，他總是坐在第一排，專心聽講，像個小學生。

我有幸和孫先生分在同一個小組，我的發(fā)言他應該是聽了的，但會議沒安排討論，孫先生沒講話。我提交的會議論文是《聞一多與民族原生態(tài)歌舞首演》，考述聞一多策劃在昆明演出的“彝族音樂舞踴會”的情況，以及歌舞對他創(chuàng)作的歌舞劇《古歌舞劇懸解》劇本的影響，指出“舞踴會”的意義，突出對我國民族民間原生態(tài)歌舞演出的開創(chuàng)之功，肯定這是聞一多對中國文化的又一重大貢獻。我腦子里至今印著我發(fā)言時一些年輕朋友（可能是研究生）的興奮表情。文章后來作為會議論文選登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上。

這次會議前，中國聞一多研究會和聞一多基金會舉行了“第二屆聞一多研究優(yōu)秀成果”評獎，孫先生是評委主任。由他在開幕式上宣布獲獎名單。我獲得三等獎，他念了我的名字。但我想，獲獎者多人，他不一定記得住我。

他的會議總結(jié)實事求是，既肯定了會議取得的成果，又指出聞一多研究中有待加強的地方，激起一陣陣掌聲，具體內(nèi)容，時隔十四五年，已記不清了。但有幾句話我記憶猶新。在他講話前，研究會負責人就調(diào)整研究會理事會征求代表的意見，實際上是免去有的理事并增補新理事，我的名字亦在增補之列，而他的名字則在免去名單中。代表發(fā)言后舉手表決，獲得一致通過。這當然也是會議總結(jié)的內(nèi)容之一。孫先生很高興地說：我們研究會的理事和會長增補很順利，說明中國聞一多研究會的代表都是以學術(shù)為重，秉公辦事，不以個人名譽為重的，不像有的研究會為理事、會長爭奪吵鬧，弄得很不愉快。這將融進聞一多研究會的優(yōu)秀傳統(tǒng)，希望今后能保持下去。

這次會議讓我永記不忘的是和孫先生的一次夜話。在會議組織的舞會上，會跳的、不會跳的，或勇敢上陣，或忸怩進場，各種舞姿紛紛亮相。孫先生卻安坐不動，我坐過去和他閑聊。謹言慎行的他似乎很愿意談。在幽暗的燈光下，我倆海闊天空地談著，當然，中心是會議，是學術(shù)。我談到做研究查找資料很艱難時，他告訴我兩個數(shù)據(jù)庫，使用數(shù)據(jù)庫，坐在家里就能查找所需的資料，解決了資料的難題。他還說：我們現(xiàn)在很少上圖書館了；北大、清華的老師都這么做研究。我對他們的羨慕由衷而生。問他怎樣才能獲得數(shù)據(jù)庫，他答道：價格很貴，只能是圖書館購買。這次談話使我知道了一些書本上、會議上、課堂上得不到的知識，所以印象特別深刻。

他的胸襟對我是學術(shù)精神的教育

我在《新文學史料》2014年第4期上讀到孫先生的《推薦附語并關(guān)于馮至、阿垅的詩》一文，照樣得到啟示，但發(fā)現(xiàn)文章沒說清《招魂》的版本。為此，我寫出了《馮至詩的創(chuàng)作、發(fā)表與版本考》。“創(chuàng)作”過程是我首次揭示的，“發(fā)表與版本”實際說的都是版本問題，必然與孫先生《招魂》的版本說不一致，盡管我在文中不提孫先生及其《推薦附語并關(guān)于馮至、阿垅的詩》一文，但將兩文一對照即可見出差異來。因此，完成后沒立即投出去。后來我想學術(shù)工作的意義就在于探索真知，“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在學術(shù)上，哪怕是陳寅恪、錢鍾書這樣的大家，后學也指出過他們的錯誤，而不影響他們的高大形象，遂把文章投給《新文學史料》，在信中說明寫作原委并囑咐道：“若有刊登價值，我想還是由我將拙稿呈孫老師看一下。”郭娟主編回復：“沒問題，您可以先給孫玉石老師看一下，聽聽他的意見。”

于是，我于2015年1月10日將拙文發(fā)給孫先生。他15日回信：“從所敘史實來看，大體無什么問題，較為全面，尚未見有什么不妥處”，并說“最后究竟如何處理，由你自己決定”。信中還對拙文將墓園石刻、作為歌詞被譜曲都概括為“發(fā)表”提出了“推敲”的意見。他的信我讀了非常感動！我先前的擔心完全是多余的。孫先生不但容得下不同意見，還希望不同意見能夠“經(jīng)得起時間推敲和科學性檢驗”，具備嚴密性和科學性。這胸襟，對我無疑是學術(shù)精神的教育。不過，“發(fā)表”一詞我沒做其他補充。因為西南聯(lián)大那時是把張貼、收錄、刻石、歌詞都看作發(fā)表的，拙稿寫的是那時的事，放在歷史語境中說“發(fā)表”不能算錯。后來，拙文在《新文學史料》2017年2期上刊登了。孫先生是該刊編委。

錢理群老師在《孫玉石先生的學術(shù)與人生境界》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話：在紀念王瑤先生誕辰一百周年學術(shù)討論會上，“他什么都沒有說，只談自己在‘文革’初期，在壓力下，也參與了對老師的‘揭發(fā)’，為此而深感負疚，要借此機會，公開表示懺悔。”這種自省精神，使錢老師“很受震撼”。我由此想到劉正強先生，如果他參加這個會，會說些什么呢？我想或許也會像孫先生一樣，公開表示懺悔的。記得在我昆明的家里，劉先生曾說：在反右斗爭的壓力下，迫不得已說過不利于王瑤先生的話，對此他負疚了一生。其實，我根本不知道此事。他告訴我，說明他心靈的坦誠。王瑤先生的這兩個學生都在特殊時期說過言不由衷的話，而在晚年都在反省自身，說明都是“清清白白做人”，襟懷坦蕩的典范。這或許是我懷念兩位先生的深層原因。

（本版文作者李光榮為云南師大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