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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集：1966—1979》封面盛成（1995年）

《我的母親》中文版封面盛成（1935年）

一 第四本法語詩集

1995年7月，97歲的盛成由夫人李靜宜、小女兒盛鸞陪同飛往巴黎，出席紀念保爾·瓦雷里逝世五十周年活動暨法語詩集 《POèMES 1966-1979》（直譯：《詩集1966—1979》，盛成自譯為《老觚新釀集》）一書的三地首發式。該詩集的封面，素樸，醒目，封面中央，是一張盛成青年時代的肖像油畫。

同年8月24日，我在上海收到了已回到北京的盛成先生信：

“……今年7月中下旬，又應邀去法國作一次短暫的訪問（7.16—7.28），緣由乃是賽特市政府出資出版了我的詩集。訪問期間，我出席了三個城市的詩集首發式：蒙彼利埃（7.18）、賽特（7.21）和阿維農（7.22），并在會上講話，會見了許多來自巴黎、蒙彼利埃的老朋友，十分愉快。這次旅行中有我老伴及小女盛鸞妥善照顧，因此一切都很順利。

這本詩集的中文譯名為《老觚新釀集》。為出版此書，法國朋友（主要是賽特市政府、一些老朋友也贊助了一部分）共出資8000法郎以上（共印1500本）。他們邀我去訪問，負責旅費及全部生活費用，可謂盛情難卻。由于有去年的旅行經驗，保證勞逸結合，貫穿始終，回到北京以來，體力、精神仍然很好……”

此信由盛成先生單獨署名（在以往給我的信中，更多的是由李靜宜先生執筆，但與盛先生共同署名），從筆跡看，顯然由他人書寫。早在那年的春天，我就曾收到李先生的北京來信，告知將有此行。在信中她告訴我，他們的小兒子盛虎曾勸說：“老爸不可以再玩命了”，但李靜宜卻表示：“我無法不支持他。”李先生給盛成提出的唯一條件是——最終能否成行必須聽從醫生的決定。

法國方面為他出版詩集和紀念瓦雷里對盛成而言無疑是兩件大事，而法方與盛成共同選擇蒙彼利埃、賽特與阿維農這三個城市作為詩集的首發地，當然也是經過仔細考量的。

盛成一九二零年代從蒙彼利埃大學畢業后，曾在賽特繼續求學。當時，他曾以漢語古體寫過數首詩抒發濃郁的思鄉、思國之情。篇幅短小，且世所鮮見，謹錄數則以饗讀者：

其一《圣清山野地午餐》

紅花野草美成群，六合春華萬里云。

靜看雙雙來去蝶，湖山今古臥香氛。

其二《賽頭圣清山頂東望》

池塘大海老松巔，一帶沙灘接水天。

萬里征人山頂望，故鄉飄渺白云邊。

其三《由賽頭回蒙城》

舟車相望海門回，望過天窗水不開。

客淚模糊春欲盡，陽湖山下一沙鷗。

盛成與賽特緣分深切如此，另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對盛成生命歷程影響極大的法國大詩人保羅·瓦雷里就出生在賽特。盛成與瓦雷里初識于1927年冬，正是瓦雷里在賽特葬母后，從賽特至蒙城，在蒙彼利埃火車站孤獨候車擬返巴黎之時。盛成詩題中的“圣清山”，現在通譯為“圣克萊爾山”，山頂有教堂、有墓地，可以遠眺地中海，風景絕美。關于此山、此城，盛成曾寫到賽特，“此海口城市，山形如長蛇，山頭海上墳園，山頸公學，山腹公園，山腳運河堤岸，油橄欖，綠槲斗，葡萄，石灰岡，蒼天，紅日，野羊，金牛，帆船，舟子，漁夫，大理石，酒桶，魚，海味，鹽澤，海灣，競渡，酒渣……”，此“山頭海上墳園”者，即瓦雷里最著名的詩作《海濱墓園》（盛成譯本為《海上墳園》）的原始出處，是處有瓦氏祖塋。瓦氏母親歿后葬于此，1945年瓦雷里去世后，亦葬于此。在他去世十年后，盛成在臺灣將《海濱墓園》翻譯成了中文。瓦雷里早年畢業于蒙彼利埃大學，與盛成為校友。

盛成的第一本法文詩集《LA MUSE ENDOLORIE》，作者自譯中文名為《秋心美人》。1928年盛成在巴黎出版法文《我的母親》，次年，他游歷中東，在埃及首都開羅出版了該詩集。是書精裝，印數僅100冊。

盛成的第二本詩集為《SOUFFLE DES ANNéES FOLLES》，作者自譯《狂年吼》，1977年9月在巴黎出版，集中作品是作者第二度旅居法國期間所寫。這本詩集印數2000冊，當時售價為每本50法郎。詩集出版后，曾在巴黎蒙巴納斯的一個咖啡館舉行首發式，售書的全部所得，朋友們悉數都給了盛成，說這是給他的回國路費。盛成曾對我回憶，之所以將詩集首發式選擇在蒙巴納斯，是因為此處是當年巴黎最重要的文藝中心，也是當年文學“達達”們聚會的地方。它和另一個藝術“達達”們聚會的蒙馬特齊名。盛成將詩集命名為《狂年吼》，是因為一九二零年代文藝的“達達”運動風靡了整個巴黎，這十年，也被稱作“狂年”。

1995年版的法文詩集《老觚新釀集》中，收入了《狂年吼》詩作，但更名為《阿維農組詩》。可以推想《狂年吼》或《阿維農組詩》的寫作地點，與阿維農有關，此或是新版《老觚新釀集》首發時，將阿維農列為其一的緣由所在。

第三本法文詩集，是盛成到北京語言學院任教后，由該校于1979年10月 印 行 的《DU PINEAU NOUVEAU DANS LA CANETTE D’ ANTAN》，依盛成慣例，這本詩集另有作者的中文自譯名《老觚新釀集》。此書不知印數，世人亦多不知曉此書的存在，如今，在公共圖書館與坊間皆難覓其蹤。然而，該書是確實存在的。證據是，北京語言學院所編并公開出版的《中國文學家辭典》一書“盛成”條中，存見該書目。此外，在1985年3月法國授予盛成“法國榮譽軍團騎士勛章”時，駐華大使馬樂對盛成頒獎詞中，有“……從1929年的《秋心美人》到1979年的《老觚新釀集》”之句。故此，此印本當是作者的第三本法文詩集。

所以，1995年在巴黎出版的新版《老觚新釀集》，從版本意義上而言，應該是作者的第四本法文詩集。因為盛成將這本詩集的中文譯名亦自譯為《老觚新釀集》，故極易讓人放過另一本更早印行的同名詩集。

新版《老觚新釀集》1995年由蒙彼利埃市中國電影節出版。書中有一首詩《致梅拉·穆特的挽歌》。穆特是一位女畫家，而新版《老觚新釀集》封面的青年盛成油畫肖像，正是她的作品。書中，盛成親自為這首詩加上注釋：

梅拉·穆特是雷蒙·勒菲弗的妻子。我在1928年6月初認識她于巴黎。6月19日，《我的母親》出版前六天，我到她的畫室讓她畫像。這張肖像畫由阿維農市馬斯坎醫生收藏。

除了這張油畫之外，穆特很可能為盛成畫了另一張速寫。這張速寫，被用在1935年出版的中文版《我的母親》封面。在封面上，有不很清晰的畫家簽名和非常清晰的“1928”字樣。從已知資料看，更早幾年，這張速寫曾被用在埃及開羅出版的詩集《秋心美人》的扉頁。如此，則基本可以證明這張速寫是被盛成隨身攜帶的。

青年時代的梅拉·穆特

梅拉·穆特自畫像

梅拉·穆特《梁宗岱肖像》(1920年代）

梅拉·穆特《盛成像》（1928年）

二 在空白之處空白的女畫家

時空違隔，曾為青年盛成、梁宗岱畫像的畫家梅拉·穆特與中國現代文化史就此交集，但又幾不為人所知、更談不上被人關注了。她是一位在中法文化交流史的空白之處被空白了的人物。

梅拉·穆特（1876—1967）是猶太裔的波蘭女畫家，1876年4月26日出生在波蘭華沙。她的父親法比安·克林斯蘭是一位富有的商人，也是波蘭文化的熱心贊助者。梅拉的原名瑪麗亞·梅拉尼婭·克林斯蘭，在少女時代曾學習鋼琴與繪畫。她的弟弟齊格蒙特·克林斯蘭是一名藝術評論家，后來成為外交官，曾在波蘭駐巴黎大使館擔任法律顧問。1899年，她嫁給米哈爾·穆特米爾奇，第二年，他們唯一的孩子安杰伊出生。

穆特米爾奇是一位作家與藝術評論家，也是波蘭裔猶太人，他曾是波蘭社會黨成員，后加入法國共產黨。他曾給波蘭與法國的雜志撰寫文學評論，后來成為在巴黎出版的《波蘭文學》的編輯。婚后，梅拉·穆特繼續學習繪畫，約在1901年，穆特夫婦移居巴黎。翌年，她舉辦了第一次繪畫個展，作品隨后也次第出現在巴黎的各種藝術沙龍上。從一篇對畫家的研究文章中獲知，1911年，穆特夫婦就搬到了蒙巴納斯大街160號的一套公寓里，同時，畫家還租下了同一條街的49號作為自己的工作室。此后，梅拉·穆特以不間斷的創作，逐漸贏得了屬于自己的藝術聲望。

梅拉·穆特在1917年起成為左派作家和活動家雷蒙·勒菲弗（1891－1920）的伴侶，為了能與勒菲弗結婚，她甚至還改變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勒菲弗作為代表，出席了1920年2月在斯特拉斯堡舉行的社會黨全國代表大會。據《法國共產黨的誕生》一書介紹，斯特拉斯堡大會會期為2月25日至29日，由加香為主席。據盛成自述，1920年甫到汪多姆中學學習法文和數學的他，由一位當地印刷工人介紹加入了法國社會黨（同時他還加入了鐵路工會），并被推選出席了斯特拉斯堡大會。作為法國社會黨的新成員，盛成出席大會的身份（即正式代表，或列席代表），尚待考證。在該次會議上，與會代表討論了該黨是繼續支持第二國際，還是加入列寧所領導的第三國際。勒菲弗與以加香為首的社會黨多數派立場是一致的。

勒菲弗是法國社會黨的重要人物。1920年年中，勒菲弗在訪問蘇聯歸國的途中，在波羅的海上遇難喪生。在同年底法國都爾召開的社會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已故的勒菲弗等三人依舊被列為大會名譽主席團成員。讓·弗萊威爾在《法國共產黨的誕生》一書中寫道：“這三個人一個是著名的作家，一個是挖土工人，一個是機械工人，在他們從俄國回來，穿過封鎖線的時候，葬送在北極海的浪潮里了。羅曼·羅蘭寫過：‘勒菲弗在他已經完成了的長途的巡禮的光輝中，在一個從圣地歸來的青年騎士的虔誠信心中消逝了。愿他的形象能成為將來參加新十字軍的舊世界青年們的象征！’”正是在此次大會上，社會黨多數派從社會黨中裂變，成立了法國共產黨，盛成成為該黨的創始黨員。

與大多數當時留法勤工儉學生不同的是，盛成在赴法之前，已經在上海震旦學院接受過較為嚴格的法語教育。他與勒菲弗是否在斯特拉斯堡大會上相識、相熟，尚不得而知，但作為勒菲弗的愛人，梅拉·穆特在1928年6月初與盛成在巴黎相識，并決定為他畫像時，除了盛成是被當時法國文豪瓦雷里所賞識的詩人和作家外，盛成與法國社會黨、共產黨以及勒菲弗的一脈淵源，肯定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梅拉·穆特雖然于1967年去世，但至今仍有藝術史研究者在關注她，評價她畫筆下的大地、海洋與城市，并強調她的畫作中最令人心動的，就是一批普通人的肖像。

對中國而言，她當年筆下的兩個普通的中國青年——盛成與梁宗岱，在后來的歲月中已成為文化意義上不再普通的人物。幸運的是，從畫家的筆下，可以讓后來的人們猶見風華正茂時代的盛成與梁宗岱，同樣，也因為盛與梁兩位先生，讓人不至于忘記曾為時代傾心寫真的梅拉·穆特。

盛成在上世紀30年代曾寫到，當年巴黎的文藝中心，在蒙巴納斯。那里有著諸多的文藝咖啡館。他寫道：“巴納斯，為希臘山名，為古詩人集會之地，后世用為詩與詩人之象征。蒙巴納斯，即詩丘之意。……因此，文藝家為了消遣散心，每晚必賁臨蒙巴納斯！”她在蒙巴納斯有著自己的工作室，如無意外，她為盛成，以及梁宗岱所作的畫像都誕生于此。

在梅拉·穆特的晚年，她的生活瀕于窮困。一個證明是，她晚期的一些油畫，因為缺少畫材而直接畫在了自己已有作品的背面。據研究者發現，這種狀況很可能持續了較長時期，如她有一張《悲傷的國度》畫，她將之一切為二，在原畫的背面分別畫了《阿維農的風景》和《懷孕的女人》。直到1990年，才有專家將兩張畫重新拼接在一起，并進行了修復。

畫家在“二戰”期間曾在阿維農居住數年，此后重回巴黎。在盛成重返法國的1966與1967年兩年中，現在不得而知，主要生活在阿維農的盛成是否與梅拉·穆特有過直接的接觸。但從畫家去世到盛成寫詩悼念，其時間間隔之短，可以想見盛成是一直在關注畫家的。當然，從盛成滿腔真誠的法文詩中，也可以照見盛成對畫家的情誼與評價。

晚年梅拉·穆特在畫室（1966年）

梅拉·穆特《阿維農的風景》（1940年）

三 最后的挽詩

據梁宗岱研究者劉志俠、盧嵐考證，梅拉·穆特在上世紀20年代為另一位留法中國青年梁宗岱也畫了肖像。劉、盧還從1932年11月出版的雜志上，找到了穆特所畫梁宗岱肖像的黑白圖片，圖片指明原作來源為當年法屬阿爾及利亞的阿爾及爾美術館。與盛成肖像一樣，穆特為梁宗岱也畫了一張速寫和一張油畫。油畫由畫家自存，速寫則由畫家贈予所畫肖像本人。目前，雖然尚不得而知梅拉·穆特為盛成所畫速寫的下落，但其為梁宗岱所畫速寫，據梁夫人甘少蘇明確表示，已毀于以“文化革命”為名的那次大“運動”之中。

梅拉·穆特在當年巴黎的文化圈，并非籍籍無名。1934年9月，被胡適不再續聘北京大學教職的梁宗岱，與新愛人沉櫻東去日本，在一個“三面環繞滿植樹木的山嶺，遠眺一線大海”的“日本小村子”（梁宗岱語）里給瓦雷里寫信，除了告知自己不久前解決的離婚糾紛、近期工作計劃外，最后，他寫道：“大師有時見到雷惠蘭夫人、艾蒂安、梅拉·穆特、拉勞、巴魯茲兄弟、普雷沃和其他朋友嗎？有機會時請代向他們致意和問候。”由此可見，瓦雷里也應該是認識梅拉·穆特的。如作進一步大膽猜想，不排除瓦氏很可能是畫家為盛成、梁宗岱畫像的推薦者。

如盛成悼詩注釋中認識梅拉·穆特的時間表述，青年盛成的肖像畫是畫家于1928年6月所畫。本年，盛成29歲，是他赴法留學的第九個年頭，而梅拉·穆特則時年52歲。

1965年夏天，盛成因一個偶然的機緣得以離開臺灣，輾轉美國后，于次年早春時節再次來到巴黎。因瓦雷里遺孀與之見面時直言說：“你的法語不行了，落伍了”之后，他只身來到了法國南部小城阿維農，開始了第二次的法語學習。盛成在阿維農形同閉關地生活了兩年，他曾自述，那一段時間里，他每天都自覺地進行大量的語言訓練。直到重返巴黎后，他的法文重新獲得了文化界人士的肯定。

梅拉·穆特1967年5月14日在法國巴黎去世，享年91歲。盛成的悼詩作完成于次月10日。盛成時年68歲，在阿維農生活。

梅拉·穆特為青年盛成所畫的肖像，從1967年盛成悼詩注釋中可以得知：“這張肖像畫由阿維農市馬斯坎醫生收藏。”可見此畫在畫家去世前已易手，但至少下落是清晰的。之后，此畫不知何故流入拍場，目前可以查到的記錄是，2008年出現在巴黎佳士得拍賣上，成交價是21250歐元。買家、賣家不詳。又數年，2015年此畫再次出現，在波蘭的一場拍賣中，此畫最終以45000歐元成交，買家、賣家同樣不察。但似乎可以大概率確定，此畫回到了畫家的祖國……

另有一個史實，是必須要說明的，就是不管是盛成，抑或是梁宗岱，都不是梅拉·穆特所畫的第一位中國人。據考，她在更早時期，約在1919年左右，就曾為一個叫“Hoo-Wei-Teh”的畫過人像。經考，此人應該是當時民國北洋政府駐法國公使胡惟德（1863—1933）。資料顯示，當時駐法公使館（或是胡氏個人）還曾購買過梅拉·穆特的其他幾張畫作。胡惟德其人，已被湮沒很久，但他卻是清末民初中國重要的外交與政治人物，他不僅擔任過駐法國公使，還曾短暫擔任過北洋政府的外交總長乃至國務總理。鑒于他1920年9月從法國公使任上轉任駐日本公使，故將胡惟德與梅拉·穆特的交集時間定在1919年或稍前應是可靠的。此亦可見畫家在當時應該已在巴黎藝術界有了令人信服的社會聲望。只是她為胡惟德所畫的人像以及所購的幾張畫像，至少在目前下落不明。或被藏家收藏，或被法國美術機構束之高閣，總之還是祈愿這張見證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藝術作品尚存人間。

與胡惟德有關，還有一個來自巴黎藝術界與之交集的信息，值得贅記一筆。即不知是因為何種機緣，胡惟德曾由巴黎當時著名的雕塑家布德爾（1861—1929）塑像，而這件以中國人為寫實對象的半身雕塑目前仍陳列在巴黎的布德爾美術館中。據悉，雕像右邊衣衫上有“布德爾1919”落款，左邊衣袖上，則留下了中文簽字——“蒲臺兒作于己未夏日”。“蒲臺兒”者，即是今通譯為布德爾在當時的音譯，“己未夏日”者，即1919年夏。比之作者僅署年號的簽名，此在創作完成的時間上表述得更為精確。倘無意外，相信這應該是胡惟德的親筆。布德爾所創作的胡惟德半身塑像，雖然與梅拉·穆特所畫肖像畫并無直接關系，但透過時間的迷霧放眼看去，他們之間仍有著草蛇灰線般的聯系。無論是梅拉·穆特或布德爾們之于中國，抑或是盛成或梁宗岱們之于法國，我們看到了中國與法國、與歐洲，在一百年前就曾透過文學與藝術的握手。

《致梅拉·穆特的挽歌》

盛成

倘若藝術家的生命不在一個真正的陋室

消耗殆盡，

藝術便不可能成為人類的瑰寶。

大鼠和小鼠，在蒙娜麗莎作者的床上，

肆意搭建著被詛咒的天堂。

幸運的是，她去往了一個新的夢里。

對于人類自身，痛苦總會自然滋生。

對于世界，舒適卻永遠飄忽不定。

安逸會在現實紛繁之中殺死我們。

她去了。誰來畫她的輪廓和線條呢？

一個神圣的辦法，想象著那些美妙的跡象，

她已經把未來畫在了美麗的色彩中。

她的畫筆已經刺到了我的榮耀之血。

是的，在不幸之中，我說出了我的故事

我無法用眼淚或花朵掩蓋它。

阿維農，1967年6月10日

（驕陽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