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之所以想到要講這個題目，首先是因為最近參加上海師范大學的博士論文答辯，有一篇博士論文研究的是“多倫路作家群落”，是否用“多倫路作家群落”這個說法，還可以再商量，論文答辯的時候，有老師就指出，也許用“四川北路作家群落”或者“虹口作家群落”來命名更合適。假如不更多地考慮命名的差異，可以說“作家群落”這一說法，指的是在虹口以魯迅先生為中心，形成了一個具有廣泛影響力的作家群體，既然以魯迅先生為中心，那么在這一作家群體中，有一些人與魯迅的關系比較密切，而另一些人則相對比較邊緣，但這樣的關系，也不是完全固定的，而是處于流動的狀態，可以從邊緣走向中心，也可能從疏遠變得親密，由此形成了特定的左翼城市文化空間，馮雪峰與魯迅先生的關系，也是內在于這個文化空間的；其次則是我參與編輯的《現代中文學刊》，今年第2期發表了新發現的魯迅先生給內山完造的一封信，這封寫于1936年8月28日的日文信，翻譯成中文也只有寥寥幾行，主要內容是請內山完造把小田岳夫翻譯的《論照相之類》給正在準備翻譯魯迅雜文的鹿地亙參考。這封信的內容看似簡單，內涵卻頗豐富，不僅提醒人們注意魯迅在他生前已經比較充分地介入到他的作品翻譯之中，而且凸顯了內山完造以及內山書店在這種廣泛的東亞左翼文學和文化交流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可以說，作為媒介的內山完造以及內山書店勾連起了一個經由日文轉譯然后進入中文世界的多重左翼文化空間，在這個文化空間中，跨語際實踐——譬如俄文、德文、法文等歐洲語言通過日文翻譯為中文——成為最為引入矚目的特色，而馮雪峰的翻譯和出版活動同樣受益于這個獨特的左翼文化空間。

具體而言，馮雪峰與上海左翼文化空間的關系，至少涉及三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實體性的上海城市空間，也就是我上面說的圍繞“虹口”或“四川北路”形成的以魯迅為中心“作家群落”。大家都知道，馮雪峰第一次見魯迅，是1928年12月9號，在柔石的陪同下去拜訪魯迅，按照他自己的說法，“魯迅先生的習慣，對于初見面的人，話是極少的……魯迅先生除了回答我的問題之外，就簡直不說什么話，我覺得很局促，也很快告辭了。”（馮雪峰：《回憶魯迅》）如果按照這種方式，馮雪峰和魯迅的交往恐怕也只能停留在“交淺言淺”的階段了。然而巧合的是，2個多月之后，馮雪峰搬到了景云里茅盾家中的三樓居住，茅盾家的后門，正好對著魯迅當時居住的景云里23號的前門。空間距離的拉近無形中也拉近了馮雪峰與魯迅的關系。許廣平曾經回憶過當時的情景，馮雪峰“和先生住在同里，而對門即見，每天夜飯后，他在曬臺一看，如果先生處沒有客人，他就過來談天，他為人頗硬氣，主見很深，很行動，他很用功，研究社會科學，時向先生質疑問難，甚為相得。”（許廣平：《魯迅與青年》）馮雪峰自己也說，“以后他（指魯迅，引者按）的談話也一次比一次多了。”（馮雪峰：《回憶魯迅》）可見，馮雪峰與魯迅交往的深入確實有賴于像景云里這樣特定的城市空間。不過，特定的城市空間僅僅給他們的交往提供了物質條件，更重要的是，將馮雪峰和魯迅緊密聯系起來的是他們有著共同感興趣的話題。雖然第二次見面，魯迅“話仍然不多”，但馮雪峰“提出請他翻譯普列漢諾夫的幾篇關于藝術起源的通信體的論文，編在我在發動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叢書的第一本的意思，而他也當即答應了。”（馮雪峰：《回憶魯迅》）翻譯和出版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著作，是他們共同的事業。施蟄存當時正在辦水沫書店，他知道馮雪峰和魯迅交往密切，而且具有共同的興趣，所以“我們托雪峰去征詢魯迅，能不能由他主編這個叢書。雪峰和魯迅一談，魯迅立即贊成。他愿意支持我們，但不能出面主編。于是在魯迅的指導下，雪峰和望舒擬定了十二種書，列為《馬克思主義文藝論叢》。從1929年5月到1930年5月，陸續印出了五種，以后就被禁停止。”（施蟄存：《最后一個老朋友——馮雪峰》）。施蟄存所說的“馬克思主義文藝論叢”，即是“科學的藝術論叢書”，該叢書原定16種，由水沫書店和光華書店分別出版，水沫書店共印行了5種。這就是上海左翼文化空間的第二個層面，以書店為中心的媒介空間，不僅為馮雪峰和魯迅共同的事業提供了表達的可能，而且正是他們不懈的努力不斷拓展了這一文化空間。

需要強調的是，上海左翼文化空間并沒有局限于上海內部，而是與更廣闊的國際左翼文化潮流特別是日本左翼文化思潮密切聯系在一起。像大家熟悉的“木刻講習會”，就是1931年8月17日至22日，魯迅親自邀請內山完造的弟弟、成城學園小學部的美術教師內山嘉吉，為上海一八藝社召集的十三位青年美術家講授木刻技法以及相關的藝術。魯迅“不顧盛夏炎熱的天氣，在蒸籠似的屋子里”，親自擔任翻譯；還“每天提著一包版畫書籍和版畫圖片到講習會，給學員們傳閱，借以擴大他們的眼界。”這些資料中不乏日本左翼畫家如柳瀨正夢等的作品，多為魯迅在內山書店購買。根據魯迅日記記載，他1929年12月20日購買了柳瀨正夢所著的《無產階級畫家喬治?格羅斯》，1930年3月15日購買了《柳瀨正夢畫集》。

由此可見，日本左翼文化的大量出版物通過內山書店涌入上海，將上海納入進一個更廣闊的國際左翼文化網絡，馮雪峰和魯迅都置身于這個跨語際的文化網絡，所以更能夠找到共同感興趣的話題與語言。馮雪峰第一次去見魯迅，“帶了我正在翻譯的普列漢諾夫的《藝術與社會生活》的日本藏原惟人的譯本去，問了幾個我疑難的問題。”（馮雪峰：《回憶魯迅》）他根據日譯本轉譯的《藝術與社會生活》，作為“科學的藝術論叢書”的第二種，1929年8月由水沫書店出版。值得注意的是，馮雪峰翻譯的《藝術與社會生活》也采用了日文版《蕓術と社會生活》的封面樣式，根據秦剛的研究，日文版的《蕓術と社會生活》雖然沒有標明書籍裝幀者的名字，但這個封面后來被收錄在之后發行的《柳瀨正夢全集》第1卷中，由此確定《蕓術と社會生活》的封面是柳瀨正夢所設計的。（秦剛：《柳瀬正夢の漫畫と一九三〇年代中國の左翼美術──媒介としての魯迅と內山書店》）

魯迅翻譯的盧那察爾斯基的《文藝與批評》作為“科學的藝術論叢書”的第六種，1929年10月由水沫書店出版，同樣采用的是柳瀨正夢設計的日文版《蕓術と社會生活》的封面樣式。《文藝與批評》是魯迅編譯的盧那察爾斯基的文藝評論集，共收論文六篇，也是根據日譯本轉譯的，魯迅說：“本書的內容和出處，就如上文所言。雖然不過是一些雜摘的花果枝柯，但或許也能夠由此推見若干花果枝柯之所由發生的根柢。但我又想，要豁然貫通，是仍須致力于社會科學這大源泉的，因為千萬言的論文，總不外乎深通學說，而且明白了全世界歷來的藝術史之后，應環境之情勢，回環曲折地演了出來的支流。”（《文藝與批評·譯者附記》）馮雪峰對此書進行了校勘，訂正了不少脫誤。魯迅在《文藝與批評·譯者附記》中特別指出：“至于我的譯文，則因為匆忙和疏忽，加以體力不濟，謬誤和遺漏之處也頗多。這首先要感謝雪峰君，他于校勘時，先就給我改正了不少的脫誤。”因為魯迅覺得馮雪峰校勘《文藝與批評》花費了大量的精力，據魯迅日記記載，他10月14日曾“付雪峰校對費五十”，馮雪峰當然不肯接受，第二天來信辭謝“并還泉五十”，不過，魯迅當夜依然堅持“以泉交雪峰”。

魯迅和馮雪峰共同策劃并參與翻譯的這套“科學的藝術論叢書”，無論從封面還是內容來看，都充分地顯示出其置身于廣闊的國際左翼文化網絡之中，成為了跨國無產階級出版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就是上海左翼文化空間的第三個層面，也是或多或少容易被忽視的層面，因為具體的城市空間和媒介空間，比較直觀，較好把握，而無形的跨國網絡，則需要仔細地考索，才可能有所發現。

三者的關系，不妨借用魯迅的說法，既需要從“雜摘的花果枝柯”也就是顯見的城市空間和媒介空間，“推見若干花果枝柯之所由發生的根柢”也即無形的跨國網絡，也必須從“大源泉”也即無形的跨國網絡，產生出“回環曲折地演了出來的支流”也就是具體的城市空間和媒介空間。只有比較深刻地把握了上海左翼文化空間的多重性，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身處這一空間并不斷生產出這一空間新面向的魯迅與馮雪峰的歷史地位和時代價值。

2023年5月31日發言，6月14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