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當查良鏞首次使用“金庸”的名號，在《大公報》上開始連載《書劍恩仇錄》的時候，他不會想到，今后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光里，他會塑造一個浩瀚的“武俠宇宙”，這種依托于歷史發展脈絡的武俠小說，甫一問世便成為了毫無爭議的“正典”。當同為一時瑜亮的溫瑞安、古龍、梁羽生們都漸漸淡出讀者、觀眾的視野，金庸武俠獨特的連續性，恰當的影視改編難度以及特有的大眾親和性，卻最終締造了華人武俠的一段傳奇，提武俠繞不開他，學我者生，像我者死，無數的后起之秀折戟于朝圣之路，以至于金庸的謝世在媒體口中猶如一個時代的告別。如果說籃球、足球這種競技體育項目中的“GOAT”存在爭議，各種粉絲爭論不休，但在武俠小說的領域內，金庸是當之無愧的第一人。

對于“90后”而言，兒時的電視熒幕是一種奢侈的娛樂資源，相對于彼時國產影視劇中的《孽債》《過把癮》等現實主義題材作品，引入內地的香港武俠劇無疑更受當時孩子們的歡迎。在瓊瑤劇尚停留于苦情橋段時，這個曾在父輩書架上看到的名字——金庸，已經把我們帶回到了中國古代某一具體朝代中，在某種意義上，金庸的影視化作品做到了一種文化層面上的科普，那些繁復卻精當的招式名稱，一個個鮮活獨特的武林門派，一場場險象環生的武學奇遇，構成了同代人寒暑假的共同記憶。從今天的眼光來看，當時的拍攝手法以及技術條件確實粗疏，港劇的棚拍千篇一律，“服化道”也略顯簡單、不如后世的張紀中們，卻硬是造就了一種“畫面越糊，金庸越強”的觀感，我們甚至可以忍受成噸的“五毛特效”，仍舊為金庸劇的精彩而擊節叫好。這大約是一種厚古薄今，但這無法掩蓋金庸離去后華人武俠小說及其文化的式微。

2006年，北京人徐皓峰寫下了紀實性文學作品《逝去的武林》。當時的他也不會想到，在這個武俠作品日益凋零的時代，他的持續創作接續了金庸武俠的文化脈絡，并且最終完成了自己的開宗立派，這種沖淡歷史背景，富于個人特質的味道，回應了時代對于武俠從輝煌到沒落的疑問，我們如何從求不得到尋不見——俠的影子。

《史記》有《游俠列傳》，這些“言必行，行必果”的游俠，不僅僅是仗義的男兒，也往往是一方的地頭蛇，深受官方的忌憚，在儒家文化與官方合流的歷史大趨勢下，俠的存在本就是非法的，郭解、劇孟的傳奇故事是大門尚未關閉之前的空隙，“義”與“法”的沖突，“官”與“民”的矛盾，這似乎是貫穿于人類文明畫卷中的永恒主題。被圍追堵截的俠逐漸地消失了，或者說隱藏起來了。但是俠身上的精神卻被另一批人接續下來，他們就是士人，韓非所言：“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的對仗關系，雖然彼此都頗有微詞，但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他們之間的精神連結，最為顯著的例證莫過于《故事新編》的《鑄劍》，為報父母之仇，眉間尺慨然赴死割下頭顱交予黑衣人，這位名曰“宴之敖者”的俠客舍生取義，與楚王同歸于盡。改編志異故事的魯迅與故事里的黑衣人完成了一種同構，盡管幾千年過去了。

我們再看金庸先生筆下的俠。

他們一般不插手世俗，是一條平行于日常生活之外的獨立體系，我們把它叫做“江湖”。在這個看似獨立的江湖里，各種規矩都是不成文的，有一種實力至上的味道，各種門派、幫派井水不犯河水，哪怕是所謂正邪不兩立也是特定情勢下的必須情節。無論“江湖”再怎么血雨腥風，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并沒有關系，是權柄或是秘籍，“江湖”爭奪的東西老百姓也不會感興趣。金庸巧妙地把俠從日常生活里解放出來，而這種解放的技法叫做“武”，一練武人就不再是凡俗，所以少林、武當兩大名門正派所兼具的宗教意味是必須的，猶如遁入空門，道法自然，他們不再是普通人。

但是人存于世間，哪能不為俗世紛擾所困的？

喬峰于聚賢莊單挑整個武林，盡皆不是對手，何等威風，但當南院大王蕭峰想要調停宋遼爭端之際，只能以死相逼；郭靖前半生鋤強扶弱，退了成吉思汗的提親，成就了“北俠”的威名，然而肩負守衛襄陽的重任，讀者已然知悉了他的悲劇結局。主角們一旦深入紅塵，便無法獨善其身，遑論配角，他們或因男女糾葛喪魂失魄（梅超風、殷梨亭），或為飄渺的寶座與祖宗而精神錯亂（歐陽鋒、慕容復）。“為貪嗔喜惡怒著迷，責你我太貪功戀勢，怪大地眾生太美麗，悔舊日太執信約誓，為悲歡哀怨妒著迷”，《難念的經》所言不虛。

所謂“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金庸的“江湖”雖然超脫于塵世，但是仍舊根植在中國的歷史脈絡里，而且深深地種下了士人精神般的“感時憂國”，這些“俠之大者”無法徹底放下家國情懷與士子的道義，難怪早年也有武俠迷指摘金庸的武俠不純粹，不如古龍寫意，彌漫在金庸小說中的“求不得”比比皆是，幾十萬字幾百萬字傾瀉而下，我們能感受到古典武俠的浪漫，也能捕捉到時代裹挾下個人的無奈。

但是也只有一個金庸。

無數次的翻拍，各種全新版本的嶄新演繹，就連老先生本人也在新世紀多次修改了小說的結局。金庸武俠宇宙的誕生，恰逢香港電影、電視劇的全盛時期，從報刊上的連載，到小說結集出版，從電視劇的拍攝，到一輪又一輪的重播，這一條從文學到影視化的道路被迅速整合，起到了文化炸彈般的效果，可謂前無古人，亦難有來者。這種屬于通俗文學范疇的讀物，與《三體》《流浪地球》這些科幻IP相比，幾乎沒有任何門檻，亦不需要多么高超的技術，單憑故事本身就是碾壓級別的存在。

也就是這種類似獨孤求敗的效果，使如今的武俠小說以及泛武俠文化顯得十分凋敝。如今提及類型文學，首先想到的便是科幻，其次可能是懸疑，而武俠則成為了網絡文學的蕓蕓一支，其中派生出了仙俠等支脈，其密度與數量絕不算少，然而給人留下深刻印象、能掀起類似金庸般討論熱度的作品幾乎絕跡。

然而，還有一個徐皓峰。

如果說金庸作品的普及與井噴是一條由文學到影視的正常道路，那么徐皓峰則似乎恰好相反。雖然2006年《逝去的武林》在非虛構寫作的浪潮下已經偶露崢嶸，但是他的名字為世人所知曉，必須要提到2013年的電影《一代宗師》，在王家衛的電影水準下，徐皓峰第一次在更廣闊的層面上講述了自己的武俠世界理念。之后的《道士下山》《刀背藏身》《師父》等一系列文學影視作品，都在有意無意間回應著武俠式微的急迫命題。從影視作品的觀影熱潮回過頭來“反哺”自己的文學創作，這大約也不是徐皓峰個人的本意，而是時代使然。

讀徐皓峰的文學作品往往會陷入一種迷思——傳統武俠是不是已經死亡了。不再故弄玄虛的武學招式，代之以極其傳統的師徒相承。不再有宏大的歷史敘事，代之以人世變遷的日常性。徐皓峰塑造的“江湖”與現實世界，仍有距離，但已經不是金庸的云泥之別。在《逝去的武林》一書中，被訪者李仲軒既是形意拳的傳人，也是作者本人的長輩——“他屬于武行里特殊的一類人，遵師父口喚不能收徒，學的絕在身上。同意寫文，他的心理是為他的師父揚名，作為一個不能收徒廣大門庭的人，辭世前想報一報師恩。”小說里無所不能的俠客，具化成一位位貌不驚人卻隱于世間的武人，在他們身上并沒有驚天動地的故事，他們結婚生子，他們如常人一般困擾、迷茫。當一個“江湖”隕落，出現在地表上的是它的殘骸，期間也有站起的一些人，這些形象既真實又疏離，但是更接近于常人。

王家衛在回憶《一代宗師》的拍攝時，風趣地表示這個電影拍得很艱辛，因為平常一條片子是不是能過，他一個人就能說了算。但是，這部片子為了真實地還原武學的一招一式，請到了一大批的武林傳人，每每是演員費盡工夫，大師們仍在不住搖頭，我們記住的更多的是徐皓峰本酷愛的“機鋒對答”，是“面子與里子”這樣的精致譬喻。而徐皓峰本人更中意的或許是“在禮崩樂壞的時代里重塑規矩”。由他自編自導的電影《師父》便是這種精神的具體呈現，我們不妨將這部作品看作是徐式武俠的一個范本，電影拍攝的一則趣聞是，徐皓峰要求廖凡苦練詠春，但是也約定如果他練得不行，就得另起名字，不能辱沒詠春之名。“規矩”的重要意味，可見一斑。

越是需求什么，越是匱乏什么。

當我們能從徐皓峰這里讀出武俠的“規矩”時，愈發明白，這種傳承自中國古代，光大于金庸的小說類型，已然不存在什么“規矩”了。三生三世，四海八荒，人們不再滿足于現實世界的各種約束，更愿意在繁瑣、冗長的文字之外尋找一些快捷的娛樂方法，只道是：“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