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現在生活的城市與家鄉岳陽相距并不遠，一百五十六公里，高速兩小時，打一局摜蛋的時間。人到中年，回去漸少，去了也不愿驚擾舊日朋友，但每回必定要與幾位青春期就一起摸爬滾打的朋友見面、說話。有一回，飯吃到一半，朋友無意間聊到我去過幾次的教會學校舊址，前不久迎來了鎮江的一個訪問團，官方背景是賽珍珠研究會。我問他們來干什么呢？朋友說尋訪賽珍珠胞妹格蕾絲的生活印記。具體緣由是，格蕾絲1899年出生于鎮江，童年在上海、鎮江生活，回美國讀完大學后，1924—1935年間到岳陽傳教，并以此段經歷為題材創作了長篇小說《傳教士》。我這才知道，如今成為文保單位的學校舊址，曾有過這么一位著名作家停駐。

那一段日子，我腦子里盤旋著格蕾絲的經歷。或者說，這個真實存在過卻被歷史塵煙淹沒的人，激活了我對從異國他鄉來到中國小城的牧師一家人的想象。去年夏天回去參加一個活動，夜里我悄悄去了舊址，八面靜寂，老樹參天，那些一百多年前的建筑猶如龐然大物，安靜地坐臥在一片黢黑中。透過茂密枝葉的間隙，眺望洞庭湖，水是發光的。湖像個發光體，舊址的每一株植物、每一塊磚石，連同這場域內的呼吸，都在微細的光亮里開始了言說。他們（它們）述說過往，述說對我想象的回答，我按捺不住心里的激動，想記錄下他們（它們）的所有言說。當我走出舊址，頭腦中卻什么都忘記了，我帶不走過往，也帶不走他們（它們）。我突然想起并理解到尼采所言：“歷史感和擺脫歷史的束縛同樣重要。”永恒價值世界與人類整體命運都值得追求，而在追求二者的過程中，以故事的方式說出歷史之問，并用文學自由卻且準確地對之進行回答，正是核心所在。

讓歷史說話，讓文物說話，其實是一件無比復雜的事，寫作中我有一種以虛構的方式擴大非虛構部分的深切愿望。但我們很難從沒有確證的生活中絕對客觀地獲取信息。或者說，即使是眼前生活，也充滿著不確定性。小說是在書寫中給予不確定一種可能。

過往從未復雜過，舊址的房子是一塊塊磚壘起來的，樹是一棵棵栽下去的，我感動于一百年前那位牧師和家人在這里所做的一切。這與歷史的宏偉敘事無關，紛紜時代下的掙扎、離散、疼痛、創傷，在我的寫作中得以浮現。世間的浮沉悲歡，生命的可見與不見，是我想去探訪和應答的。我心疼那些被生活浪潮卷入的人們，他們為今天我的書寫轟轟烈烈或藉藉無名地活過一次。也許，當下無數不為人知的發生，也在為未來創造一種被回望的生命綻放。寫作者應該銘記于心的，是保持一種警惕——我們寫下的每一個詞句，不應只是復制、解釋這個世界，而是去想象和建設一個新世界。我必須承認，在寫作這件精神事務中，我又一次被神秘、超驗的品質所吸引，并主動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