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讀到彭荊風先生的文章是二十多年前的一個雪天，在我們縣城的一個小書店。銀發如雪的店主人見我在書柜前翻閱良久，便湊過來，笑瞇瞇地遞給我一本書：“‘薄薄子’（年輕人），一定讀了不少書吧？我推薦你讀一讀彭荊風先生的文章《驛路梨花》。”我接過書，被文中的故事深深打動了，心想，彭荊風先生是怎樣的一個人呢？他定然有著一顆美好的心靈，才能寫出如此感人的文字。

多年后我從鄉間調進縣城工作，結識了不少從事文藝工作和熱愛文學的朋友，對彭荊風先生有了越來越多的了解：他是位蜚聲文壇的軍旅作家，創作了許多膾炙人口的作品；先生祖籍萍鄉，出生在鄱陽；他的父親彭復蘇先生擔任過我們鉛山縣的縣長，雙親都在鉛山終老；他小時候跟家人一起住在鉛山縣城河口鎮的小河沿，他一直把鉛山當作自己的故鄉深愛著……由是，敬仰之外，在心底又添了親切之情和某種期盼。

人說，有緣的人，總能夠相見。

2009年11月的一個下午，縣文聯主席打電話告訴我，彭荊風先生來鉛山了，現在在文廣局三樓為大家上文學課。我立即小跑著來到文廣局，會場里坐滿了人，講課已在進行中。才落座，一位笑容溫暖、卷發披肩的中年女士（后來方知是彭荊風的女兒彭鴿子）為我端來了一杯熱氣騰騰的茶。

彭荊風先生侃侃而談。他一頭銀發，面如暖日，目光如炬，聲音洪亮，完全看不出已年屆八旬。時值寒冬，窗外幾株懸鈴木的葉子在霏霏冷雨中打著寒戰，然而三樓的課堂沉浸在溫暖而熱烈的氛圍里。

課后，彭荊風先生把我們召集到一起，說：“沒想到鉛山有這么多喜歡文學的年輕人。我看可以開一個班，就叫鵝湖文學習作班。我和女兒每年抽出一些時間來上課。”于是，我有幸成為班里的一員。

此后三年的夏秋時節，老師都不遠萬里，從昆明來到鉛山，義務給鵝湖文學習作班的學員上十天的課。他給我們講小說與散文的區別，講小說的結構、取材、情節、色彩、意境、懸念，講文學與社會的關系，等等。他還為學員們列閱讀書單，讀上百篇的學員習作并逐一點評。授課之余，老師又同我們一起深入鄉間采風。記得第二年，他給學員們看稿之后高興地說，這批年輕作家不少已達市一級甚至是省一級作家的寫作水平，“鵝湖文學習作班”該改名“鵝湖文學寫作班”了。

2011年夏，彭荊風先生來到鉛山，那日得知我們剛剛聽了縣委書記的報告會，他很急迫地問起了關于小河沿治理的事。小河沿是縣城河口這座千年古鎮的心和肝，是古鎮人的精神家園。我很感動，彭老久居云南昆明，仍心系家鄉的發展。

兩個月后，我去云南出差，途經昆明，心想怎么能錯過拜訪老師的機會！

在電話里得知我要來，彭荊風先生很高興，說我來昆明一趟不容易，不妨先到大觀樓、滇池幾個地方看看，再來接我。我按老師的建議一路漫游。昆明是一座色彩豐富的城市，印象最深的是花，紅的紫的黃的白的，千嬌百媚，馨香拂面，美得叫人心醉，許多花我都是頭一次看見。老師的作品為什么那么鮮活，富有色彩？我似乎找到了答案。

那天下午，彭荊風先生在他的書房接待了我。幾縷陽光透過窗戶照在書柜上，里面擺放著老師各個時期的戎裝照與生活照。照片上的老師和坐在木椅里的老師，都是那樣慈祥而溫和，暖陽裹身。第五屆魯迅文學獎的金色獎牌在陽光里分外耀眼。老師向我了解了鵝湖文學寫作班學員的學習與創作情況，得知不少學員在省級甚至國家級報刊上發表了文學作品，他的臉上露出了溫暖的笑意。他從書柜里找出一疊文學雜志送給我，叮囑我要堅持讀書：“一天讀一個短篇，一年就是365篇。”

晚上，我們在一處環境清幽的飯店共進晚餐，老師特意為我點了幾道云南的特色菜。吃飯的時候，我注意到他的額頰上不住地冒著虛汗，這才從他的女兒彭鴿子那里知曉那日他身體抱恙。盡管如此，他還是熱情地接待我這個晚輩，這讓我愧疚不安。

時間是一個小偷，再美好的人，再美好的事，都會被它一一盜走。2018年7月24日，我在手機里得知彭荊風先生仙逝的消息。未能前往昆明與敬愛的老師見最后一面，成了我心底抹不去的遺憾。

然而彭荊風先生并未走遠。晨起，面對朝暉，我會想到《太陽升起》。夜晚，遙望明月，我會默念起《今夜月色好》。入夜有夢，我與恩師重逢，相聚于驛路梨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