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語言中，“童話”一般被視為兒童讀物，然而這些屬于兒童的故事其實有非常復雜的歷史淵源。德語中的童話（M?rchen）一詞源于公元9世紀中古德語中的“m?re”，泛指故事或傳說，這個詞后來衍生出了弱化詞尾chen或lein，意思也有所改變，特指志怪類的民間奇談，有“野生”“不可作真”的意味。很多著名童話都有大量民間版本，多數流傳于歐洲、中亞等地，甚至走得更遠——公元9世紀，中國唐代作者段成式編寫了一本志怪故事集《酉陽雜俎》，“酉陽”是地名典故，指失傳于正史的秘事來源地，而“雜俎”的意思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野味，和德語童話的弱化詞尾頗有相通之處。《酉陽雜俎》中有一則故事，講一位被繼母虐待的民女葉限得到了仙魚的庇佑，其丟失的金履被一位異國貴族找到，葉限通過了試履考驗，與貴族締結良緣。雖然段成式記載的這個故事發生地在嶺南地區，但從其描述的生活風貌來看，也有可能是在文化傳播中流傳至中國的灰姑娘的故事，這位民女的名字“限”，在發音上也非常接近歐洲多種語言中的“灰”（Aschen/Ashes）。據19世紀英國研究者考證，灰姑娘已知的不同版本至少有三百多個。

Ⅰ

從道德寓言到民間童話

如果將啟蒙以降的閱讀時代視為歐洲童話文字化的起始，這一傳播史不過三百來年，但童話的口述史則至少有一千多年。這些故事曾經與史詩、神話渾然一體，在民間各地口口相傳，近代之后才在文體上逐漸分離。格林童話中的《睡美人》就被認為源于德意志尼伯龍根史詩，而尼伯龍根傳說在版本演變中也受到了童話元素的影響，例如勇士西格弗里德在早期版本中并沒有出身介紹，后來的版本才將他描述為一位鐵匠，經歷了一番頗有童話色彩的歷練。

或許因為童話一直帶有“野生故事”的標簽，所以和有崇高風格的史詩神話相比，它們在口頭講述中的可塑性更強，和時代風俗的關系也更密切。以灰姑娘為例，在每個版本中，灰姑娘的魔法來源都不一樣，法語版灰姑娘的救星是仙女教母，德語版是一棵樹，英語版則是一頭小牛。這些細節差異未必是講述者的任意發揮，也和傳播地的風俗習慣和象征傳統相關。因此20世紀以來，童話也是文化史、民俗、符號學研究非常感興趣的對象。格林童話獲得巨大成功后，這些故事在世界范圍內廣泛傳播，抵達了更遙遠的土地，但也因而失去了它們在口頭文化中鮮活的多變性。

一個值得深思的事實是，今天被視為兒童讀物的很多古代故事，如寓言、童話，最早并不是專為兒童所作，古希臘伊索寓言原文為格律詩體，針對的是有修養的讀者，在后世口頭流傳中才演變成了簡潔的白話體。寓言本身是一種有高度象征性的文體，將抽象道理融于通俗之事，既可以用做哲學推演，也可以傳達道德準則。中世紀和近代早期的歐洲民眾識字不多，因此教會常借助圖像、雕塑、戲劇等視覺藝術來進行教義宣傳，例如將寓言形象繪制成精致的寓意畫，喚起觀看者的遐想。17世紀之后，得益于印刷術的運用和文字化（去文盲）運動，歐洲社會邁入了閱讀時代，借閱圖書和讀者沙龍在市民社會開始流行，塑形藝術在社會影響力上逐漸讓位于文字出版物。法國的拉封丹、德意志的萊辛都是這一時期的著名寓言作者，他們的作品主要針對的是文化程度較低的普通民眾和中間的市民階層。這一階段的很多民間童話雖然開始被歷史文獻、故事讀本零星收錄，但還沒有被系統整理，更沒有今天作為兒童讀物的功用。

1806年，德意志地區的雅克布?格林和威廉?格林兩兄弟開始收集民間的奇談故事，他們介入這項工作的契機頗為偶然：當時著名的浪漫派作家布倫塔諾想為民謠集搜集資料，找到了法學家薩維尼，而格林兄弟恰巧是薩維尼的學生。兩位熱愛閱讀的年輕人接手這個任務時，或許并沒有預料到，這會是一項伴隨他們終生的事業。格林兄弟第一版第一卷的童話集于1812年面世，之后反復增刪再版，直到1858年完整的兩卷本才真正補齊，共收錄了兩百多個故事，此時的格林兄弟已經從大學生變成了白發老人。除了這套童話集，他們生前還開啟了另一項對德國影響深遠的項目：《德語辭典》的編纂。

童話集出版時采用的標題是《兒童與家庭童話》，這個書名也從側面說明，“童話”在當時的理解中，并非天然的兒童讀物，是格林兄弟將其定義為“適合兒童和家庭閱讀”的故事。除了兒童，女性也是這些書的主要受眾，因為當時的歐洲社會開始形成以兩代人為主的親密小家庭模式，男性多在家庭之外工作，女性負責操持家務和照顧孩子，有更多閑暇閱讀。當時市面上的家庭讀物常常將宗教故事、寓言童話裝幀成日歷或精致的手冊，供家庭成員日常翻閱。歌德在離鄉上大學時，就特意在母親收藏的一本家庭珍讀錄上留言告別。女性受眾的存在，也反向體現在格林童話的一些特定形象中，例如《小紅帽》講的雖然是小女孩和狼的驚險故事，但放在當時的語境中，它顯然有面向年輕少女的貞潔教育意圖。

德意志文人收集民謠傳說的風潮可以追溯到啟蒙哲學家赫爾德。赫爾德認為，各種文明如海浪般此起彼伏，在不同地域的風貌和品性中得到滋養。德意志作為與南歐不同的北方文化，正處于生機勃發的階段，其力量隱藏在古老歷史中。在赫爾德的感召下，青年時代的歌德也曾在漫游的路上發掘民謠，后來整理出版為《阿爾薩斯民歌集》。18世紀的德意志地區邦國林立無法統一，文化上趨附法國的古典主義風格，而赫爾德的歷史視野為文人階層提供了獨特的思想出路：隱匿于民間的歷史精神，遠遠超越了現實政治的狹隘眼界，為浪漫文學開辟了無窮的想象空間。著名浪漫作家諾瓦里斯曾在詩中寫道，“如果數字和圖形/不再是一切造物的鑰匙……如果人們在童話和詩句中/認識世界的真實歷史”，可見在浪漫派作者眼中，民間敘事帶有一種有別于理性文化的淳樸真理性，這種關于“歷史之詩”的文化想象，正是激勵格林兄弟投身于童話事業的精神動力。

Ⅱ

格林童話背后的歷史與倫理

《格林童話》出版歷時幾十年，格林兄弟在編纂過程中也承受了很多評論壓力，因為這套童話集在醞釀之初就有兩個頗為矛盾的目標：它既應是一本童書，又應是有文化尋根意義的歷史鉤沉。早期出版的格林童話甚至帶有大段注釋，可想而知，這樣的設計并不適合兒童閱讀，因此后來的出版社將注釋版和故事版分開發行。今天的《格林童話》已成為全世界最有影響力的兒童讀物，但各國出版的童話集大都為節選本，完整版并不多見。除了對民俗歷史感興趣的研究者，普通讀者也不會在意其注釋版。但如果讀到這些注釋，讀者很可能會大吃一驚，因為里面記錄了每一則故事不計其數的版本差異，格林兄弟最終采用的內容只占極小一部分。

事實上，格林兄弟收集素材時的田野調查并不多，更多依賴二手轉述，其中一個重要的故事來源是一位祖籍法國的女性口述者，因此很多童話——例如《小紅帽》《灰姑娘》等——也能在法國找到相似的版本——佩羅童話。為格林提供素材的這位口述者受過良好的教育，有非凡的記憶力和講述才華，據說還是歌德的遠親，因而可以認為，格林童話集在成書之際就已深受有較高修養階層的影響——雖然兄弟倆為了強調這些故事的民間出身，曾宣稱這位講述者是一位“偶遇的鄉間農婦”。從注釋來看，格林兄弟搜集到的這些故事，并不是今天讀者所知的各自成篇的狀態，而更像是一棵枝繁葉茂的大樹，每個故事都和其他故事有所交叉。例如《灰姑娘》某些版本的開頭就和《白雪公主》一樣，部分細節又和《驢皮公主》相同。為了讓這些故事獨立成篇，格林兄弟進行了大量修改，精簡了冗長重復的情節，刪除了一些暴力元素，還在一些故事后添加了道德引導，在語言風格上，他們保留了民間口吻的樸實感，刪去了一些方言。在漫長的修改過程中，格林兄弟也開創出了一種經典的風格化敘事，對后世的童話創作產生了深遠影響。

法國的佩羅童話雖然和格林童話在一些故事中有相似的情節，但佩羅童話面向成人讀者，追求故事的享受而不是說教，口吻風趣調侃，塑造的形象也帶有現實主義的曖昧性。例如在其《小紅帽》版本中，狼雖然不懷好意，言語卻頗為正經，甚至煞有介事地叮囑女孩不要亂走小路。獵人雖然拯救了兩位女性，卻毫無風范地把外婆的紅酒一飲而光。格林版的小紅帽故事更強調善惡的鮮明對立，狼是一切惡行的肇始者，小紅帽則是完全被動地走向陷阱。佩羅版的灰姑娘可以原諒霸凌自己的繼母和姊妹，格林版的繼母和姊妹卻被小鳥啄掉了眼睛。可見在格林童話的世界中，人性的灰色區域是被回避的，善與惡永無交界，人只能站在其中一方，并且要為自己的選擇付出代價。這種鮮明的道德立場雖然在文學性上有些保守，但顯然更便于孩子作出價值判斷。

民間童話中的家庭并不是田園世界，父母和孩子間常常會發生暴力沖突。格林兄弟為了讓這些童話更符合19世紀的倫理觀，把一些厭棄孩子的生母改成了遠嫁而來的繼母。然而從歷史上來看，童話中的家庭悲劇并不是聳人聽聞，實則是近現代歐洲社會危機征候的一種體現。在啟蒙文學中，家庭一直是各種社會矛盾的演練場，兩代人的價值觀沖突經常會引發暴力，一些戲劇作品甚至會呈現孩子的死亡。例如《殺死孩子的女人》，就講述了一個被貴族玩弄的平民女子為了避免丑聞而犧牲孩子的悲劇；歌德的詩劇《浮士德》第一部中，平民女子格雷琴也因為追求愛情導致了孩子的夭折。“殺嬰者”是當時法學領域極為關注的特殊群體，這類案件的當事人大多是最底層的勞動婦女，甚至也有市民女性。很多被指控傷害孩子的女性都從事仆役工作，這些女子未婚先孕后，沒有經濟能力照顧孩子，只能棄養，而在追求道德清譽的市民社會中，私生子更是不能被接受的存在。此類事件并不只見于18世紀，在17世紀的歐洲內戰中，饑荒和瘟疫經常會導致家庭的離散，在更早的中世紀，如果發生此類案件，當事人則可能被指控為女巫，交由宗教法庭處理。18世紀法學界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和討論，從側面體現了時代意識的世俗化進程：人們不再把婚姻和家庭視為依附于神學教義的生活形式，開始從社會政治議題角度來探討其合理性，尋找家庭治理的優化空間。從今天看來，格林兄弟對民間故事中家庭倫理關系的修改，也體現了時代的流變。

在風俗觀念的歷史原因之外，民間故事的粗放風格也可能與其早期傳播人群的屬性有關。在文學作者成為主流“講故事的人”之前，民間故事的傳播者更可能是水手、士兵、流浪漢、雜貨小販、學徒工、流動劇團演員等人群，他們并不屬于有較高修養階層，講故事是他們在漂泊生活中插科打諢的社交方式。可以想象，這樣的故事未必完全符合浪漫文人的藝術理念，因此格林童話剛出版時收到的評價褒貶不一，最早委托格林兄弟搜集童話的作家布倫塔諾就對讀到的故事頗為失望，退出了項目，格林兄弟也因此從參與者變成了文集的主編。但另一方面，童話一直是德意志浪漫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民間敘事的獨特風格激發了很多浪漫作者的藝術童話創作，艾興多夫的《一個無用人的生涯》、蒂克的《金發埃克貝特》、歌德的《新梅露西娜》都屬于這一階段的經典作品——然而這些童話在創作時就被設計成了晦澀而優美的藝術作品，兒童并不是它們的讀者。

Ⅲ

“童年”的哲學想象

縱觀格林童話的成書史，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在于：這些并不是為兒童所講的故事，為何會被19世紀的德國文人設計成家庭兒童的理想讀物？關于這個問題，法國歷史學家菲利普?阿利埃斯寫于20世紀60年代的專著《童年的發現》，或許能從另一角度提供一些提示。在阿利埃斯看來，“童年”并不是古老的詞，其實是近現代的概念，中世紀的兒童是沒有今人所謂的童年的，幼童會在身體孱弱期受到家庭的保護，一旦其身體機能成熟，就會立刻被視為成年人。那時的兒童更似一種學徒，通過模仿成年人而獲得成長，父母和孩子的關系并不一定靠深厚情感來維系，因為家庭在信仰生活中已然獲得了“神圣”的含義。到了近代市民社會，教會逐漸失去了對社會整體生活的支配性地位，家庭的組織和治理方式走向世俗化，情感和道德在家庭中的權重漸漸上升，“童年”一詞也獲得了更為現代的感性內涵。

18、19世紀并沒有專門的兒童心理學研究，對兒童的理解依附于當時人文主義者對“整體的人”的想象。在這種想象中，人不是教條的附庸，應從內心深處汲取信念，作為抽象信條的道德只會令人敬而遠之。只有通過情感和審美教育，讓道德成為人的自然品質，才能實現真正的自律。

18世紀以后的兒童教育和當時的園林美學有很多相通之處：很多歐洲國家都開始崇尚英式自然風格園林，不再追求造景的幾何線條，給植物留出更自由的生長空間。當時的一位英國美學家就認為，如果一個人能營造出美好的自然園林，那么他就不可能在道德上走向墮落。歐洲園林所隱含的道德美學，體現了當時文化階層糅合“自然天性”和“社會文化”的美好愿景。兒童教育也深受其影響，培育兒童恰如培育園林，既要保留其天性，又要引入社會的道德維度——這也正是格林兄弟改編民間童話的核心理念所在。

席勒曾在《論素樸的詩和感傷的詩》中談到童真感的啟示：當人注視著孩子、自然界、古代藝術品時，會感受到巨大的真理性，被其深深打動。19世紀文人對兒童的哲學式理解，正如其對童話的詩學想象，充滿黃金時代的歷史情懷，這種情懷也開啟了他們對兒童文學的浪漫打開方式：將童話贈予孩子，即是將生動的歷史贈予人類的成長，這些故事既有神話般的恢宏尺度，又有騎士文學般的冒險精神。浪漫作者們想象著孩子從閱讀中收獲美德、真理和勇氣——宛如歷史之初的人類。在這個意義上，格林童話既是為兒童所編，又不完全是為兒童所編。回顧其獨特的成書史可以發現，兒童與童話的相遇并不是歷史的偶然，而是19世紀哲學家和文學作者共同澆灌的結果，這一歷史淵源也為之后的兒童文學開創了一種獨特的書寫意識：兒童文學和嚴肅文學并沒有真正的界限，為兒童而寫，也是為人的理想鏡像而寫。

（作者：丁君君，系北京外國語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