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晚清與五四共同構成中國翻譯史上第三次翻譯高潮，但這兩個時段的翻譯卻留給后人迥然相異的印象。一般認為晚清的譯作不夠忠實，譯風隨意，是“豪杰譯”，而五四時期的翻譯則以“忠實”“直譯”“嚴謹”著稱。這讓人不由得思忖，兩個緊鄰時段的翻譯，為什么會產生如此大的差異？ 晚清讀者認為“味同嚼蠟”的直譯本，五四的讀者如何能“甘之如飴”？ 五四時期如何消解“直譯”帶來的陌生感？ 任淑坤《五四時期外國文學翻譯的言說與實踐》一書從不同角度探索了翻譯風尚轉變的奧秒，揭秘五四時期直譯能夠盛行的原因。

“豪杰譯”的得名來源于梁啟超譯《十五小豪杰》，這本由法國科幻作家儒勒·凡爾納創作的小說《兩年假期》譯為英文后，又由日本的森田翻譯為日文《十五少年》，梁啟超以日譯本為底本譯為中文。從法文到英文到日文再到中文，題名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其實，發生變化的不僅僅是題名，小說的內容、體例也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梁啟超的譯后語表明，這部法國的科幻小說已經變成純粹的“中國說部體段”。因為這本書的“豪杰”題目，以及晚清譯者們大刀闊斧對原文刪、添、改的豪爽做派，“豪杰譯”在后世成為描述晚清翻譯的關鍵詞。風水輪流轉，晚清流行的豪杰譯到了五四時期幾乎成了人人喊打的譯法，而與原文語言形式上更為對應的直譯成為譯者追捧的對象，即便有人抨擊直譯的文本行文生硬令人費解，也沒能阻止翻譯風尚由豪杰譯向直譯的轉變。

從“不忠實”的豪杰譯到“忠實”的直譯，助力轉變的關鍵因素有兩個：

一是譯（文）按（語）分離。這里所說的按語是廣義的，既包括譯者明確標注為“按（案）”的部分，還包括譯本中作者、譯者之外第三方的點評信息，同時也涵蓋那些直接植入譯文中，并非原文本身所攜帶的信息。這一部分隱性按語，有的帶有譯者添加痕跡，讀者一看便知，還有一部分添加得了無痕跡，就像是原文中的信息一樣。這些隱性按語，遭到后世研究者的不斷詬病，不忠之說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此而起。而五四時期的譯者要標舉“忠實”，講求譯文與原文的對應關系。隨意添加和刪減原作信息，過度闡釋等都不符合五四譯者心目中對“忠實”“翻譯”的要求。然而，但凡是翻譯，又不可能游離于譯者的理解和闡釋之外，于是新概念應運而生，將譯者的闡釋、添加和刪減信息合法化。

二是新概念的出現。和翻譯相關的新概念，其命名有些依舊能看出與翻譯的宗親關系，而有些概念單從文字上已經看不出翻譯的痕跡。由單一或多個外文文本整合，經由譯者釋義和加工而來的有“編譯”“譯述”“述譯”“紀述”和“綜述”，從這些命名可以看出，“譯”“編”“述”“紀”在文本中是并存的；對于那些刪減了原作信息，不能全文照譯，只是截取原作一部分的作品，稱為“節譯”“摘譯”“選譯”“擇譯”；不是以原語文本為底本，經由英語、日語等轉譯的現象，也有了專門的名字叫“重譯”；已有譯者譯過，后來的譯者再次翻譯產生的文本叫“復譯”。這些概念的出現，將信息的添加、刪除，對原文的改動、闡釋、比附、格義等都合法化，這些在晚清的譯作中被判定為越界的技法，在新概念的觀照下，統統成為“正道”。正所謂名正則言順，言順則事成。

直譯成為主潮流，如何消解直譯帶給讀者的陌生感就成為五四譯作要面對的最大挑戰。除了如晚清一樣借助按語、譯者識等對難點及主要內容進行介紹外，從“翻譯”中分離出來介于“譯”與“作”之間“編譯”“譯述”等文本成為讀者熟悉嚴肅譯作的中介和緩沖，另有相關話題的譯作、以創作的形式獨立存在的相關文本也起到了重要的輔助作用。一個譯本產生的時候，周圍已經是相關輔助文本的海洋。《五四時期外國文學翻譯的言說與實踐》的研究發現：不但同類別的譯作之間互為輔助信息，非文學譯作、非譯作，甚至廣告都可能成為譯作的輔助信息，共同消解直譯帶來的陌生感。

在晚清翻譯文學中，輔助信息無論是由譯者發出，還是由他人點評，多集中在同一文本中，甚至直接出現在譯文的行文中，有時難以區分是原作中就有還是譯者添加。五四時期則將遭受詬病的大量輔助信息轉移到譯本之外，誰發出的信息都有跡可循，清楚明白。至于轉移到譯本外的信息什么時間出現在哪本刊物或哪張報紙，或者是出現在哪位先生的講座，出現在哪套叢書的廣告，對讀者來說都是不確定的。這種不確定對于想要精準尋找目標的讀者來說自然是不利的，就獲取的便利程度而言自然是晚清更勝一籌。但這樣分散的輔助信息在五四行之有效，原因在于輔助信息出現的形式多樣、頻率高、密度大、有疊加。

譯按分離，輔助信息轉移到譯本外，導致讀者不方便集中獲取信息。在這種情況下，直譯還能蔚然成風，和五四時期的讀者廣泛閱讀、熱情參與是分不開的。這從諸如《新青年》的“通信”“讀者論壇”欄目的繁榮可見一斑。葉挺、惲代英等都曾致信《新青年》，盛贊其給在黑暗中的青年帶來曙光。讀者探討的問題也包括翻譯，還有讀者將自己的翻譯習作寄給刊物，希望編輯能給予指導和評判。如果說，晚清被迫打開國門，讀者開始面對和接受翻譯作品的啟蒙，那么到了五四時期，讀者閱讀外國文學的基礎、能力已經非晚清能比，外加中國派出更多留學生的主動求取，讀者的閱讀和接受心態也愈加積極。可以說，翻譯的盛世，是著者、譯者和讀者的共同造就的，直譯能夠在五四這個翻譯盛世成為主流譯法，也是著者、譯者和讀者共同造就的，是時代潮流裹挾、后浪推動前浪的必然結果。

魯迅和周作人的譯作《域外小說集》在晚清與五四的不同接受狀況足以說明翻譯方法的盛行并非譯者一廂情愿的選擇。周氏兄弟先知先覺踐行直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域外小說集》在晚清問世，但兩冊僅售出四十余本。銷行情況讓準備“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x冊”的周氏兄弟十分尷尬。這并非翻譯方法與翻譯質量本身的問題，而是勇敢地悖逆潮流、敢于不合時宜、不迎合當時讀者的閱讀習慣和期待的結果。晚清文學翻譯的敘事模式、語言表達等仍以傳統文學觀念作為衡量標準，其短篇小說的選材也與晚清青睞的歐美長篇政治小說、科幻小說、言情小說等不相符，小說中悲天憫人、同情弱小的思想內容與時人的閱讀心理相隔膜，其銷行慘淡也在意料之中。因而，晚清時期的《域外小說集》只能作為先聲而存在和蟄伏，直到五四有了適合它生存的土壤和溫度。雖然魯迅在五四時期再版序中謙虛地說“這書的譯文，不但句子生硬，‘詰屈聱牙’，而且也有極不行的地方，委實配不上再印”，但“詞致樸訥”的《域外小說集》終究還是再版風行。相同的譯者，相同的譯本，在不同時代的接受程度竟是如此不同，這也印證了前文所說的：直譯成為主流的翻譯方法是著者、譯者、讀者和時代潮流共同促成的，并非譯者一廂情愿的選擇。

《五四時期外國文學翻譯的言說與實踐》中還有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例子：斑馬這種動物在歷史上曾經被翻譯為福鹿、花馬等，每每出現，必花費筆墨描述斑馬的外形。嚴復《天演論》中稱其為“芝不拉”，除了將斑馬描述為長斑紋的馬，還用《漢書》中所說的“天馬”比擬。而如今的譯作，已經無需對斑馬做任何描述，也無需用任何其他動物比擬，讀者就能在腦海中出現斑馬的形象，因為讀者的接受環境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斑馬已經是動物園中常見的動物。因而，離開時代背景，離開接受信息的具體環境，離開讀者的需求和期待，孤立地談翻譯方法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