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高屋建瓴地概括了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其中第一大特性便是“連續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這充分證明了中華文明具有自我發展、回應挑戰、開創新局的文化主體性與旺盛生命力。深厚的家國情懷與深沉的歷史意識，為中華民族打下了維護大一統的人心根基，成為中華民族歷經千難萬險而不斷復興的精神支撐。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

習近平總書記是站在世界視野和歷史高度從中華文明的文化主體性與生命力的角度來認識中華文明的連續性的。那么，作為中國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中國傳統文藝思想是如何呈現這種連續性的？我們還能不能從文化主體性的角度來認識中國傳統文藝思想的現代價值呢？中國傳統的文藝思想迄今還有沒有旺盛的生命力呢？

文明是因人類文化積累而呈現的顯在形態，即我們能夠看到的樣態。文化是人類在實踐活動中所呈現的觀念形態，是在不斷實踐和創造中支撐文明前行的動力。文明是人們回頭看時已然的樣態，是文化作用的結果；文化是不斷行進的樣態，是不斷實踐、不斷創造的樣態。文化的行進支持著文明的延續。中國文化是孕育中國傳統文藝思想的母體。中華文明的連續性與中國文化不斷實踐、不斷創造的持續內在支撐有著密切關系。作為中國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中國傳統文藝思想從孕育到演化再到發展，有著自身的內在文化機制。我們從這種機制中可以看出因文化實踐和創造的持續支撐而呈現的文明的連續性。

中國文化的實踐與創造集中體現在通過對人的教育而達致“和”的境界的追求上，這種追求體現在推動文明前行的方方面面。中國傳統文藝思想亦然。

針對中國傳統文藝思想，我們可以從《尚書》講起。中國最早論述藝術的典籍出自《尚書》，《尚書?舜典》云：“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尚書?舜典》是在教育意義上討論樂舞問題的，目的是要用樂舞教育青年人養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的平和性格。那么，樂舞為何能發揮這種作用呢？恰是因為“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這就說明詩、歌、樂、舞可以讓人的心志獲得抒發的機遇。心志得以抒發，人才能獲得“和”的心境。而“和”的心境又恰是中國傳統文藝思想之于個體的人的核心價值。詩的言志功能在《毛詩序》中進一步展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毛詩序》把人的情志與言、嘆、歌、舞等行為結合起來，認為人的言、嘆、歌、舞是人的情志的表現方式。《毛詩序》進而把情志的表達與世之治亂結合起來思考，認為詩歌、音樂等藝術可以反映出天下的興亡治亂，最終指出先王把詩歌、音樂作為敦厚人倫、美化風俗的緣由。由此我們不難看出，在有關中國傳統文藝思想的早期論述中，就已把藝術與人的情志間的關系、藝術與人的和的心境間的關系、藝術與天下興亡治亂間的關系作為核心命題來考量。

中國傳統文藝思想對于人的“和”的心境的培育與中國傳統文化從整體上對“和”的追求相適應。這種培育首先是從“人”講起的，最先涉及人的品格，即人格問題，從而把人格之“和”與社會理想之“和”對接起來。這個特點我們從儒家典籍《禮記》中即可看出。《禮記?大學》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這段話把一個人從“格物”到“平天下”的八個環節講得很清楚，“物格”方可“知至”，“知至”方可“意誠”，“意誠”方可“心正”，“心正”方可“身修”。從“物格”到“身修”是個人人格的完善，但個人人格的完善并未停留于人格完善本身，其目的是要“家齊”，進而“國治”，最終達到“天下平”的理想。人們對“天下平”有諸多理解，但無論何種理解，都未脫離在個體人的和的心境基礎上升華到體現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人際和睦、社會和諧的核心思想。所以，我們從這八個環節可以看出中國文化以個人人格的完善最終達到“天下平”的理想實現的可貴之處。這種思想落實到藝術上，我們可以從《禮記?樂記》中看出，《樂記》云：“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音樂不僅體現在個體人格之和，也體現在天地之和——即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關系之和上，我們從中不難看出《樂記》所傳達出的“和”的基本信息。而從中國傳統文藝思想的整體脈絡而言，《樂記》針對音樂所體現的基本信息也對其他藝術門類發揮了巨大影響。

“詩言志”可以說是針對個體的人格教育來立意的。這種立意源自對個體人格的“和”的心境的實現。孔子說的“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是從個人情感的表達角度而言的。孔子說詩可以“興、觀、群、怨”(《論語?陽貨》)，則是從詩的功能上而言的。孔子利用這種說法把“詩言志”具體到個體的人的情志表達及其面對社會時的主體功能和融入功能上。主體功能體現在個人情感的表達(言)、個人興致的生發(興)、個人對社會的認識姿態和批評姿態(怨)，融入功能體現在個人與他人處理關系時的基本狀態(群)。這兩大功能也體現出文藝的基本功能。可見，中國傳統文藝思想不僅在對人的主體性的建構上是自覺的，而且在人與社會關系的建構上也是自覺的。這種自覺建構的姿態決定了中國傳統文藝思想既不脫離人，又未脫離社會的能動性。

與對個體的人的情志的抒發與性格的涵育相對而言，中國傳統文藝還體現出“文以載道”的傳統，強調文學藝術需要“言志”，但還不能僅僅止于“言志”，還要“載道”，即傳遞“道”的信息。而體現社會發展規律的“道”與體現個人情感的“志”又形成一種對立統一的關系。《周易?系辭》中，由陰陽觀念所生發的自然之道就是在對立統一觀念支配下的萬事萬物的“和”，是順應事物發展規律的“大和”。“大和”和于“世”(世間萬物間的對立統一)，“小和”和于“心”(世間萬物在個人內心的反映)。沒有對“大和”之道的尊重，就不會有個人情志得以抒發的“小和”的實現。

“道”所呈現的是事物發展的規律。《周易?系辭上》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我曾把這段話解釋為：“承繼陰陽而生成宇宙萬物之道者即謂‘善’，而成就萬物之道就是人的先天使命——即‘性’。仁者通過陰陽之道成就仁德，智者通過陰陽之道成就智慧，普通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用之而不覺。”由此可見陰陽之道的廣大。《周易?系辭》由陰陽觀念而生發的“道”是順應自然之道，強調人對自然之道的順應。在順應自然之道的基礎上成就萬物，也體現人的“仁德”與“智慧”。所以，順應自然之道與成就人的個體品格之間就形成了密切關系。

最早談論“志”“道”關系的言論出自孔子。他在《論語》中指出：“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孔子是直接把“志”與“道”聯系起來討論的，孔子所言之“道”是建立在仁德基礎上的道，是讓人不脫離仁德而又與特定技藝相伴隨的道，也是追求“大和”的道。劉勰的《文心雕龍》承接了對“大和”之道的追求。

《文心雕龍》在其首篇《原道》中即謂：“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劉勰把文學與天地自然的演化規律聯系起來，認為天地自然現象正是“道之文”——即“道”的顯現。劉勰緊接著說：“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鐘，是謂三才。為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他認為陰陽兩儀所生之道只有人才可以理解，強調人識道的主體性。人在參道過程中可以生心，認為“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這里的“心”是對自然之道參悟后的“心”，是對事物有了認識之后的“心”，也是體現個人在悟道過程中生成的“情志”之“心”。所以在劉勰看來，道雖天然，但需要人的主動認識，惟有人才能認識道之原理。道是人心參悟之后的“心得”，有心得才能立言，進而才能使“文明”，“文明”方可使“道明”。這里透露出“文以明道”的基本道理。“文以明道”啟發了后世所講的“文以載道”的基本思想。

“文以明道”的思想被唐代古文運動的領袖韓愈和柳宗元所承接。韓愈在《原道》中提出他對堯舜周孔先王治世之道的尊崇，其弟子李漢在為《昌黎先生集》所作的序中開宗明義地指出：“文者，貫道之器也。”從而使“文以貫道”的觀點彰顯于世。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提到：“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茍為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于道不遠矣。”柳宗元也是唐代古文運動的領袖，他的言論是針對唐人文風時弊而言的，意在強調不能以夸飾之辭傷及對道的表達。承接韓、柳思想的是宋人周敦頤。他在《通書?文辭》中說道：“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周敦頤的思想也是在批評宋人為文的浮夸之風時建立的，他把道直接與務實之“用”掛起鉤來認知，進而強調文學應強調務實之道方能傳之久遠，極力反對僅“第以文辭為能”——僅停留于單純辭藻技藝的文風。到了朱熹這里，強調：“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于文，皆道也。”在朱熹看來，道是根本，文是枝葉，二者有主次之別，又有根葉般的聯系，反對“文”“道”分離。

如果說孔子把人之情志與和之大道結合起來思考，讓人把個人情志瞄向對于仁德的追求，劉勰把文藝創作與對大道之參悟結合起來思考，讓人把創作的志趣瞄向對于事物發展規律之道的追求，那么韓愈、柳宗元、周敦頤、朱熹則強調了文藝創作對務實的堯舜周孔先王仁德之道的追求。自唐至宋，無論是韓愈所言的“文以貫道”，柳宗元所言的“文者以明道”，還是周敦頤所言的“文所以載道”以及朱熹所言的“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與汪尚書》)，都密切關注“文”與“道”的關系。強調“文”對“道”的尊崇，也是強調“文”對個人之“志”的尊崇，更是對個人之“志”朝向規律之“道”的尊崇。而所謂規律之“道”又是朝向“和”的大道。詩言志，志成文，文載道，道求和。這個邏輯鏈體現出中國傳統文藝思想的基本體系，一直延續至清代。

近代以來，中國傳統文藝思想在中西之爭、古今之爭中都曾被作為攻訐或維護的對象被熱烈討論過，尤其是針對“言志”與“載道”各自的含義以及二者之間的關系，爭論不休。其爭論的核心問題要么是對二者的含義作不同的理解，要么是把二者對立起來看待。這些看法又基于中西、古今之爭的時代背景。之所以如此，都與中國社會自近代以來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進程有關。進入新時代，中國經濟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崛起和中國所面臨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都需要中國人在文化上作出清醒的選擇。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經過長期努力，我們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有條件破解‘古今中西之爭’，也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鑄古今、匯通中西的文化成果。我們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促進外來文化本土化，不斷培育和創造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在中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過程中，從“全盤西化”到“中體西用”，從“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到熔鑄古今、匯通中西的“守正創新”，基本呈現出中國文化從被動發展到自主抉擇的基本脈絡，這個脈絡也體現出中國文化面對時代變化的自我調節機能。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守正，守的是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兩個結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國共產黨的文化領導權和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創新，創的是新思路、新話語、新機制、新形式，要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真正做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辯證取舍、推陳出新，實現傳統與現代的有機銜接。”“守正創新”突破了中西、古今之爭，體現出當代中國人思考文藝問題時的文化自主性。在此過程中，中國傳統文藝思想不僅沒有消弭，反而在中國經濟社會崛起之際，成為中國式現代化指導思想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總體而言，中國傳統文藝思想集中體現在對“詩言志”和“文以載道”認識基礎上所生發的對“和”的審美理想的追求上。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詩以言志，可言人民之情志；文以載道，可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大道。從這個意義上而言，中國傳統文藝思想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極強的貫穿性，不僅是我們在文藝道路上堅持文化主體性、守正創新的自信依據，而且也是讓中華文明賡續不斷、延綿不絕的自信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