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與如何認知記憶”一直是意大利符號學者翁貝托·埃科思考的重要命題，他在小說《羅安娜女王的神秘火焰》中，通過虛構逆行性失憶患者伊昂伯（Yambo）找回自己過往生命經驗的故事探討了該命題。小說中，埃科首先借心理醫生格拉塔洛羅之口，區分和界定了兩種記憶：第一種為“隱性記憶”，指涉包含刷牙、洗臉與寫字在內的一系列自動化的肢體反應；第二種為“顯性記憶”，即個體主動接收信息并對其進行記錄的行為。“顯性記憶”又被其分為“知識型記憶”與“自傳式記憶”：前者不但是記載于書本上的信息，而且能在公眾的閱讀、分享和傳播中成為某種共識，幫助個體形成對世界的整體性認知；后者則指涉了那些僅僅屬于個體的偶然生命經驗，是個體建立自我認知的基礎。然而，兩者之間的關系并非涇渭分明。失去了“自傳式記憶”的伊昂伯恰恰是通過在閣樓上重歷兒時連續閱讀數個日夜的生命經驗，成功記起了一部名為《閣樓上的八天》的書籍。該書不僅喚醒了他兒時的閱讀和收藏經驗，也使他意識到他對閣樓的熱愛以及女兒的姓名正是源自此書。可見，“自傳式記憶”激活了“知識型記憶”，而“知識型記憶”也反向塑造了“自傳式記憶”。

兩種記憶對個體認知生成的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閣樓上的八天》雖然喚醒了伊昂伯的個體生命經驗，但是卻沒有使他把在該書中所讀到的故事誤認為自身經歷的真實事件。換言之，個體哪怕只擁有“知識型記憶”，也不會在借助文本記載恢復自我身份認同的過程中，把自己誤認為文本所再現的審美對象。個體的“知識型記憶”與“自傳式記憶”雖然相互啟發，但以相互獨立的形式存在。

“知識型記憶”既不會干擾個體的自我認知，也不會單向地賦予個體與這個世界有關的純粹知識，而是啟發其在實踐和接收新信息的過程中不斷進行知識革新，從而建構一種動態的認知系統。在《羅安娜女王的神秘火焰》中，當主角為了找回“自傳式記憶”不得不重新翻閱少時瀏覽的書籍時，他發現了一部名為《最新版梅茲》的百科全書。在成年的伊昂伯看來，此書中的信息雖算不上完全錯誤，卻也荒誕無比。埃科不但刻畫了伊昂伯在閱讀此書時的心理活動，而且從符號的詮釋和接受角度，借小說人物之口探討了記憶的認知問題：

這本書是不是構成了我的最初的認知？我希望并非如此，在我已經開始閱讀一些詞條，特別是那些畫了線的詞條后，我不由得冷笑起來。“柏拉圖，哲學家，希臘，古代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蘇格拉底的弟子，他的學說以對話的形式表達。收集了大量精美的古代文物。生卒年公元前四二九年到公元前三四七年。波特萊爾，巴黎詩人，在藝術方面，古怪且不自然。”

顯然，我們還是可以從我們所接受到的糟糕教育中解脫出來的。后來，我的認識隨著年歲見長，并且在大學，我閱讀了柏拉圖的幾乎所有的著作。沒有人向我確認他曾經擁有一套精美的古物收藏。但是，如果這是真的呢？如果對他來說，這是更重要的事，其他工作都只是為了掙得口糧，并且允許他的這種奢華的開支呢？ （《羅安娜女王的神秘火焰》）

此外，伊昂伯在重讀時還發現，許多作為少兒讀物的哥特小說充斥著恐怖、黑暗與血腥的內容。個體在成長過程中所記住的“糟糕”信息會不會使人誤入歧途？這是一個困擾公眾已久的迷思。然而，在埃科看來，個體所接觸到的文本，特別是文學所代表的美學性文本并不是簡單明了、只可被接收者從字面理解的單義信息，而是尚待進一步詮釋的符號，或者說是一個能夠持續產生新信息的“信息源”；個體也并非一臺只能對信息進行單義轉碼的機器，而是生活在動態文化語境中的主體。一旦個體把其所接收到的新知識轉化成為可被記憶的符號，無論這些知識正確與否，它們都不會成為一種無法撼動的觀念，而會在個體的成長過程中，通過新信息的獲得和實踐活動被不斷修正。因此，哥特小說并沒有使伊昂伯成為罪犯；而“柏拉圖是一個古物收藏家”這樣一條信息，既在伊昂伯持續完善知識體系的過程中得到了修正，又幫助他通過持續置疑相關佐證的可靠性，獲得了思辨能力。

“百科全書性能力”的生成

與普魯斯特對非線性記憶現象的再現不同，埃科更傾向于借助文學所演繹的假設情景，理性地思考個體如何憑借記憶生成認知和主體性的問題。為此，他想象出了一位患上“逆行性失憶癥”的小說人物伊昂伯，并通過他“追憶似水年華”的過程，揭示了這兩種記憶之間看似獨立卻相互觸發、彼此轉換的過程。即“知識型記憶”既是個體的知識，也是與個體有關的知識，個體在回憶他的閱讀經驗時也會觸發與這段經驗相關的具體情境；“自傳式記憶”包含的則不僅僅是個體的生命經驗，更是有助于個體理解這段生命經驗的重要知識。

“知識型記憶”與“自傳式記憶”之間的每一次轉換也將在實踐的介入下，豐富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理解和認知。埃科把這種在實踐與知識的辯證過程中所產生的文化性認知能力稱為“百科全書性能力”。通過伊昂伯對記憶的理解和重新發現過程，埃科也在嘗試反駁這樣一種認識論誤區：如果“知識型記憶”代表的是以詞典式分類歸屬邏輯所組織的理論知識，那么這種“紙張的記憶”將無法指導復雜與具體的現實。但事實卻是：主體在運用知識時并非紙上談兵、按圖索驥，而是在動態的文化語境中，憑借“百科全書性能力”，使“知識型記憶”成為文化實踐活動發生的場域。在小說中，伊昂伯之所以能夠迅速地回憶起意大利19世紀冒險作家薩加利的奇幻小說，并非僅僅因為兒時的閱讀經驗，更因為這些“知識型記憶”在社會上引發了詮釋、傳播與演繹等一系列文化實踐活動。這些轉化成為公共文化性認知的“紙張的記憶”彌散于伊昂伯的生命經驗中，以至于無論他閱讀過原作與否，都能成為“薩加利”百科全書條目的撰寫者。

文本符號建構的“現實”與失敗的詮釋者

埃科在小說《羅安娜女王的神秘火焰》中所進行的一系列思考，也與他從符號學與詮釋理論角度探究的文學問題相呼應。如果說任何文化實踐都涉及符號的接收與詮釋活動，那么文學必然會涉及文本符號的接收者與發送者，即讀者與作者之間的關系問題，或者說，是主體的讀者身份及其作者身份之間的關系問題。每一個主體的認知由他的“經驗的”部分，即“自傳式記憶”與“模范的”部分，也即“知識型記憶”構成，而在該小說中，埃科探討的正是“經驗作者”與“模范讀者”何以具備同一性并實現共存轉換的問題。

事實上，在文化實踐中，“經驗讀者”未必會成為作者，但“經驗作者”只要生活在特定文化的知識傳統中，則必然是一位“模范讀者”。伊昂伯本是其經歷的“經驗作者”，而個體記憶的喪失反倒把他轉換成為其自身生命經驗的“模范讀者”，因此他必須運用“知識型記憶”重新理解過往人生，并通過建構出一套邏輯自洽的敘事，把自身再次轉換為一位能夠掌握其記憶與認知的“模范作者”。那么，伊昂伯是否恢復了原初的個體記憶，找回了“真實”的自己？或是從“經驗作者”“模范讀者”成功轉變為敘說“謊言”的“模范作者”？耐人尋味的是，故事的發展沒有遵循這樣的二元邏輯，埃科最終講述了一位“成功”的“失敗者”的故事。伊昂伯在重歷“紙張的記憶”時陷入了意識的混沌狀態，他卻在混沌中開始發現，那兩個曾不斷閃現于其腦海中的意象，即“濃霧”與“神秘火焰”原來象征著他在童年時期所遭遇的死亡創傷和永遠無法得到的初戀。不過，當伊昂伯認為自己已經找到其記憶的核心時，他卻再也無法從瀕死的昏迷中醒來。

任何尋找過往和歷史的行動，不是恢復原初的現實，而是在創造更多的故事；故事一旦被講述，又必然是被反復修飾的“謊言”；“現實”只能含混地顯現于恢復現實的回憶行動與編撰故事的理想實踐之間。埃科借《羅安娜女王的神秘火焰》不僅是為了揭示文學的本質，探索符號表達與接收過程中的個體認知與記憶規律，更是以此為路徑再次回歸其畢生探索的終極哲學命題，即文本與現實之間的關系。《閣樓上的八天》喚醒了伊昂伯作為個體的現實經歷，及其與該文學文本有關的現實經歷；《最新版梅茲》以一項似是而非的信息傳遞啟發了小說主角的辯證思考；被主體“百科全書性能力”轉化為文化事實的符號客體的“薩加利”，則是實存個體生命經驗的重要構成部分。

如果說現實在某種程度上是文本的源頭，那么，文本也正在通過主體的認知實踐重新定義和詮釋現實。因為“現實”正是被文本所持續詮釋的動態當下和被實踐所不斷修正的未來，所以，一旦當作為現實的“神秘火焰”和“濃霧”伴隨伊昂伯的意識消弭于二者意義被錨定的瞬間時，它們也就成為一個失敗的詮釋者永遠無法抵達的目的地。借由《羅安娜女王的神秘火焰》，埃科既嘗試說明文本與現實之間相互轉換、彼此啟發的關系，卻也在結局處暗示了文本通往現實的道路是一段難以企及目的地的漫長旅程，而在此過程中所收獲的詩意的覺悟，是一場只屬于失敗的詮釋者的勝利。

（作者系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