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在他那篇回憶西南聯大生活的著名文章中提到過一個有趣的細節：他在“西洋通史”課上提交了一張規定的馬其頓國地圖作為作業，老師看后批了兩行字：“閣下之地圖美術價值甚高，科學價值全無。”何兆武在《上學記》中也回憶了在“西洋近代史”課上，任課老師要求選課學生一個學年畫十二張歐洲政治地圖，以便在短時間內迅速熟悉歐洲國家的政治區劃。兩位文化名人共同提到的這位要求畫地圖的老師，就是民國時期從事西洋近現代史研究的重要學者皮名舉（一九〇七至一九五九）。他曾經在北京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湖南大學等名校教授西洋史課程，深受學生歡迎，與主講中國史課程的錢穆并稱為“錢皮”。但是今人對皮名舉在西洋史方面的學術成就關注甚少，這與皮名舉的學術地位極不相稱。皮名舉早年留學哈佛大學，并以一篇外交史論文《膠州灣租借：一項基于外交和帝國主義的研究》（The Leasing of Kiao chow: A Study in Diplomacy and Imperialism）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奠定了他之后研究與教學的重要基礎。

一、皮名舉博士論文的主要內容

皮名舉的博士論文選擇晚清史上的外交事件——膠州灣租借事件——為研究對象，完成于一九三五年。這是晚清時期中國外交領域的一次關鍵性事件，前承清政府甲午戰敗，后啟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國的民族危機從此達到了空前的程度。此外，膠州灣事件對中國的內政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正如孔祥吉所言：“自此以后，中國同外國之爭，開新與守舊之爭，帝黨與后黨之爭全面展開，互相激蕩，中國社會內部的變革加劇，接二連三地演化出了戊戌維新、庚子事件、清末立憲，以及導致清王朝垮臺的辛亥革命。”

皮名舉在序言中指出，他對膠州灣事件的研究重點是“德國殖民政策的發展、遠東的國際政治，以及中國的對外關系史”，涵蓋了從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后德國準備在中國獲得一個海軍基地，到一八九八年三月德國正式簽約租借膠州灣這兩年多兩國的外交交涉。

皮名舉首先追溯了德國遠東殖民政策的發展過程。早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提出“絲綢之路”這一概念的德國著名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von Richthofen）“一八六九年時在山東省旅行了三個月（三月至五月），并且意識到了膠州灣的重要性和山東省的豐富資源”。隨著李希霍芬的五卷本《中國——親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為依據的研究》的出版，書中專門提到的膠州灣從此進入了德國殖民者的視野。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后，德皇威廉二世逐步拋棄了俾斯麥時期穩健的“大陸政策”，開始實行積極向海外擴張的“世界政策”。在這種外交政策轉變的影響之下，德國正式尋求在遠東建立基地，以維護帝國的尊嚴，并保護商人的利益。德國在中日甲午戰爭后倒向俄國，與其一起干涉日本對遼東半島的侵占，這就是著名的俄、德、法三國干涉還遼事件。在皮名舉看來，導致德國在遠東采取與俄合作的政策，除了其歐洲人的種族主義立場外，試圖“在遠東獲得基地”是最重要的因素。德國希望中國在收復遼東半島之后，能夠欣然支持德國獲得基地的訴求。

皮名舉隨后在博士論文中介紹了中德兩國圍繞膠州灣問題的交涉和德國強占膠州灣的全過程。從一八九五年十月到一八九七年二月，德國一直在進行和平獲得基地的努力，但是總理衙門一再拒絕了德國的要求，這迫使德國最終放棄了和平談判政策，轉而采取“先占領，再談判”的強硬政策。有人批評中國政府的對德政策不夠靈活，如果早點滿足德國人的要求，也許就不會發生強占膠州灣的事件。但是皮名舉認為，中國政府的政策總體上是正確的，如果貿然答應德國人，會導致其他列強提出相似的要求，中國實力的虛弱才是德國采取強硬政策的根本原因。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一日，兩名德國天主教傳教士在山東西南部的巨野縣被殺，史稱“巨野教案”。教案發生后，清政府立刻采取行動速結教案，并希望在俄國的幫助下息事寧人。可德國想利用教案大作文章，并不善罷甘休，于十一月十四日正式占領膠州灣。隨后，兩國進行了三個多月的談判。清政府為了換取德國撤軍做出了一系列外交努力，但均告失敗，最后只能滿足德國人的全部要求。德國在談判中利用撤軍這張王牌來要挾中國，不僅成功租借了膠州灣，而且在山東獲得了很多鐵路和礦山方面的特權。德國終于在遠東獲得了一個重要的戰略據點，實現了多年的愿望。

在皮名舉看來，膠州灣事件已經不只是中德兩國之間的交涉，還是當時世界幾大列強的國際博弈，所以他在博士論文中還重點探討了膠州灣事件后俄、英、法、美、日等其他列強的反應。中日甲午戰爭使遠東地區成為列強的角力場，且遵循歐洲的勢力均衡原則。德國占領膠州灣首先遭到了俄國的強烈反對，而且引起了英國和日本的疑慮。但是隨著俄國占領旅順，不僅俄國在東北的利益得到了滿足，而且俄、德之間的制衡也使英、日的疑慮得到消除，這使德國平息了各個列強對強占膠州灣的反對。德國處理膠州灣事件的外交政策非常靈活，對其他列強又打又拉，實現了自身在遠東利益的最大化。膠州灣事件也對列強在遠東地區的分化組合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俄、法聯盟得到了進一步鞏固；英國感到在遠東必須要有穩定的盟友，于是提出了中、日、英三國同盟的設想，成為之后英、日同盟的雛形；德國在堅持靈活政策的同時，更加傾向于俄、法聯盟；美國雖然此時保持中立，但逐漸向英、日同盟靠攏。遠東地區由此成為大國博弈的一個焦點。

二、皮名舉在哈佛大學的師承關系

皮名舉在博士論文的序言中首先感謝了導師悉德尼?布拉德肖?費伊（Sidney Bradshaw Fay）教授對論文的指導、批評和建議。費伊是美國著名的外交史與德國史學者，在一九二八年出版了代表作之后任教于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直到一九四六年退休，并在同年當選美國歷史協會（AHA）主席。費伊以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源而著稱于世，其兩卷本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源》是“一戰”史領域的經典著作。費伊在書中重新檢視了“一戰”的起源，成為最早挑戰德國負“一戰”爆發全責的傳統說法的美國歷史學者之一。他在書中認為“一戰”的爆發不能由德國單獨負責——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三國協約和三國同盟的形成與對立是戰爭的遠因，薩拉熱窩事件后塞爾維亞、奧匈帝國和沙皇俄國的錯誤應對是戰爭的近因，再加上軍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在歐洲的影響、帝國主義的經濟競爭和各國輿論的煽動，共同鋪就了通往“一戰”之路。費伊的觀點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改變了當時歐美很多人對德國的態度。

費伊的研究領域、學術觀點和治學方法都對皮名舉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皮名舉的博士論文聚焦德國在遠東的殖民擴張行動——強租膠州灣，以及圍繞這一事件所進行的大國外交博弈，屬于以德國為中心的外交史題材，綜合了導師費伊教授的兩個研究領域——外交史和德國近代史。費伊的成名作是關于“一戰”的起源這個熱門的學術和政治話題，膠州灣事件與其密切相關。“一戰”結束后，英國的歷史學者編輯出版了“一戰”爆發前十六年的英國檔案文獻匯編《關于大戰起源的英國文件，1898—1914》。“它以一八九七年德國占領膠州灣事件為開端，并且把這一事件解釋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開始。”而德國學者則針鋒相對，強調“德意志帝國是在所有的外交措施因其他列強的抵制而失敗后，才動用武力占領手段的”，“列強對德意志帝國和平地參與瓜分中國的要求缺乏誠意，這就迫使德國的領導層在一定程度上訴諸武力”。皮名舉在自己的博士論文中詳細梳理了德國由最初試圖和平獲得基地，再到后來采取“先占領，再談判”政策的全過程，揭露了俄國先是假意幫助中國，反對德國占領膠州灣，隨后趁火打劫占領旅順、大連的虛偽面目，以及其他帝國主義列強在事件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展示了膠州灣背后復雜的國際政治背景，并沒有簡單地對德國進行單方面的指責。皮名舉在膠州灣問題上的觀點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導師費伊的影子。另外，費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源》一書的突出特色是大量運用了“一戰”的主要交戰國英國、法國、德國、奧匈帝國、俄國、意大利、塞爾維亞的官方外交檔案和出版物，以及各國大使與國內往來的外交電報和書信、各國領導人的日記和回憶錄、各國報紙上的文章等，真正把“一戰”作為國際性的事件來研究，具有非常扎實的史料基礎和多國視角，所以其結論比當時西方世界的很多研究都更加客觀中立。皮名舉的博士論文也以史料豐富見長，除了使用膠州灣事件的直接當事國德國和中國的檔案文獻之外，還搜集和引用了遠東地區的主要利益相關國俄國、英國、法國、美國和日本的官方外交檔案，并使用了不少各當事國重要外交決策者的日記與回憶錄。以多國的檔案文獻為基礎進行扎實的外交史研究是費伊重要的治學方法，皮名舉可以說深得導師的真傳，出色地完成了一篇標準的外交史博士論文。

皮名舉在博士論文的序言中還重點感謝了威廉?蘭格（William Langer）對他論文寫作提供的幫助。蘭格是哈佛大學歷史系著名的外交史學者。他主要的研究領域是一八七○至一九〇○和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一年的外交史，并憑借自己在該領域的深厚造詣當選為一九五七年的美國歷史協會主席。皮名舉博士論文的一個重要特色就是把膠州灣事件放在十九世紀末大國列強之間關系的大背景下進行審視，需要對十九世紀末的歐洲外交史非常熟悉。蘭格教授的研究領域恰好能夠給皮名舉的研究提供巨大的幫助，他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出版的那幾部歐洲外交史論著也是皮名舉研究的重要知識基礎。再加上蘭格精通德語，能夠在德語世界的史料和論著方面為皮名舉提供有益的指導。蘭格之后對中國留學生所做的有關近代中國外交的研究一直都非常關注。徐中約在一九五四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其學位論文是《中國進入國際大家庭，一八五八至一八八〇年間的外交》，并在一九六〇年收入“哈佛東亞研究”叢書，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蘭格作為徐中約的導師之一專門為這本書作序，他在序言中指出，中華帝國的外交史是非常重要的問題，但美國的學者由于受到語言的限制，對其研究很不充分。令人欣喜的是：“現如今已有越來越多的中國學生接受了西方史學方法的訓練，他們已在著力研究這一問題。借助中文或日文史料及西方人的記錄，他們已經發表了不少極具價值的研究遠東外交問題的專著，我相信我們將看到迄今為止這一嚴重失衡的研究現狀會早日得到改變。”這樣的評價放在皮名舉身上也是非常合適的。

三、皮名舉與民國時期的外交史研究

近代中國處于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中國走入近代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開始與西方國家進行民族國家間的交往，逐步進入國際大家庭。因此，近代中國的外交史是近代中國史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成為民國時期眾多學者關注的對象。由于外交史涉及中國與外國之間的交往，需要良好的閱讀外文史料的能力，以及對西方政治、法律和經濟的了解，所以民國時期從事外交史研究的學者大都具有留學背景。有不少學者在留學時的學位論文通常都選取與中國相關的外交史題目，比如鮑明鈐一九二一年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中國對外關系：歷史與概述》，蔣孟引一九三九年在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完成的博士論文《一八五六至一八六〇年的中英外交關系》，王繩祖一九三八年在英國牛津大學完成的碩士論文《馬嘉理案和煙臺條約》等。這些中國留學生的外交史學位論文為推動民國時期的外交史研究走向學術化與規范化做出了重要貢獻。

皮名舉一九三五年在哈佛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也是其中之一種，他選取了膠州灣事件這個對十九世紀末中國的內政與外交都產生了重大影響的事件進行外交史層面的研究。一九一九年的巴黎和會將中國在山東的權益由德國轉交給日本，激起了中國民眾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爆發了著名的五四運動。受此影響，中國史學界希望從史實方面來揭露《凡爾賽條約》在山東問題上的歷史錯誤及其對國際法原則的違背。謝開熏在一九二〇年出版了《二十二年來之膠州灣》，對一八九八年膠州灣事件后這一地區在德國、日本統治之下的狀況進行了分析，批判了德、日兩國對中國進行侵略和掠奪的本質，表明膠州灣的主權屬于中國。張鳳楨一九三〇年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一八九八年以來的中德外交關系》系統梳理了膠州灣事件后三十年來中德兩國的關系，探討了膠州灣事件對兩國關系產生的深遠影響。皮名舉對膠州灣事件的關注當然受到了中國學者在一九一九年后這種為中國在山東的權益正名的影響，而且他寫作博士論文的時間正值“九一八事變”后中國陷入新一輪民族危機之時，體現了他強烈的現實關懷。

皮名舉博士論文的一大特色就是運用的一手史料極為豐富，而且他還很注重對各國史料進行考辨，在論文的參考文獻部分對使用的一手史料的編纂情況和特點進行了詳盡的說明，并且指出了史料的不足。對于博士論文重點使用的德方檔案《一八七一至一九一四年歐洲各國內閣的重大決策：外交部外交檔案匯編》，皮名舉認為：“毫無疑問，這是關于占領膠州灣事件的最重要的德方檔案”，“但是關于德國與中國的關系，以及在北京的外交談判，除了少數例外，文獻要么不完整，要么完全缺失，因為站在歐洲政治的角度，這些并不那么重要”。皮名舉除了對史料的優缺點有清醒的認識之外，還注重史料運用上的平衡性。英國與德國這兩個“一戰”的主要對手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出現了一場借用歷史科學手段、圍繞戰爭罪責問題而展開的‘檔案戰爭’”。皮名舉沒有簡單地站在某方立場上說話，而是同時運用了兩國的資料，盡量保持史學研究的客觀性，這與他的導師費伊教授在“一戰”起源問題上的研究態度一脈相承。皮名舉雖然留學美國，在西方國家外交史研究的學術語境下進行博士論文的寫作，但他沒有單純依靠西方國家的外交史料，而是充分利用了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外交檔案大量出版的有利契機，在外交史論文中發出了中國的聲音。

民國時期的外交史學科真正形成的重要標志就是學者們將外交史研究學術化與歷史化。蔣廷黻作為民國時期外交史學科的奠基人就曾明確指出：“研究外交史不是辦外交，不是做宣傳，是研究歷史，是求學問。二者決不可混合為一。你如拿歷史來做宣傳，你不是歷史家，是宣傳家；你的著作不是歷史，是宣傳品。宣傳品也有其價值，或者很大的價值，但仍不與歷史同道。依我個人看來，現在國人所需要的，與其說是宣傳品所能供給的感情之熱，不若說是歷史所能供給的知識之光。”皮名舉的博士論文就超越了之前的帝國主義侵華史范式，體現了外交史研究的學術化與歷史化。

皮名舉在結論中承認膠州灣事件標志著德國在遠東的帝國主義政策的形成，與英國學者將“一戰”的起源追溯到膠州灣事件有相似之處。但是，皮名舉在研究中詳細描述了德國這種強硬政策形成的過程，對俄國在其中扮演的關鍵角色進行了客觀的評價，并不只是簡單地譴責德國的野心，也沒有把德國妖魔化。皮名舉同時運用國際史的視野，探討了膠州灣事件對之后遠東國際關系新格局所產生的影響，揭示了大國之間在遠東博弈的復雜性，反駁了英國學者將一切國際危機的責任都推給德國的片面性。另外，皮名舉也檢討了清政府在應對膠州灣事件中的得失。他沒有簡單地站在道德制高點上譴責清政府腐敗無能與喪權辱國，在皮名舉看來，清政府最大的失誤在于過分輕信與依賴俄國的幫助，所謂的聯俄抗德政策無異于引狼入室，不但沒有阻止德國對膠州灣的占領，反倒使俄國借機侵占了旅順與大連，而且耽誤了對德國采取有效措施的時機，導致對德外交的徹底失敗。皮名舉以扎實的多國一手史料為基礎，摒棄了非理性的情緒所得出的研究結論，經受住了時間的檢驗。

近十年來，中國史學界開始重新關注膠州灣事件前的外交交涉，出現了一批以原始外交檔案和當事人的日記、信件為基礎的重要研究成果，但其結論基本上印證了皮名舉在博士論文中提出的觀點。這些都充分說明了皮名舉博士論文的學術價值，以及民國時期的外交史研究所達到的學術水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