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卅載辛勤真譯匠，半生漂泊假洋人。”享譽海內外的翻譯家楊憲益先生（1915—2009）用這樣兩句詩總結自己的一生。

以詩抒懷，是楊先生在“譯事”之余最喜愛的一種表達方式。雖說由于把主要的精力都投入到了翻譯事業中，他的翻譯家的盛名多少遮掩了作為詩人的光芒，但他的詩歌才華也會在工作之余時不時地“橫溢”，令讀者們驚喜。如果說楊先生稱他的翻譯是工作，“因為乃迭喜歡，我也就做了”，那么寫詩則是真正體現他才氣與性情的雅事了。

一

楊先生對于寫詩的熱情可以追溯到他的少年時期。

1915年1月楊憲益出生于天津的一個富貴之家。他的父親楊毓璋精通詩詞格律，酷愛京劇，曾經留學日本，回國后擔任過天津中國銀行行長。他的三位叔叔也曾有留學法國、德國和美國的經歷。楊先生在上私塾時跟著一位優秀的塾師學寫舊體詩，悟性極高的他很快就能寫出“乳燕剪殘紅杏雨，流鶯啼斷綠楊煙”這樣令老師激賞的詩句了。

1928年楊先生進入英國基督教倫敦會創辦的天津新學書院學習，接受了正規的西式教育。在博覽群書之余，楊先生對中外詩歌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他很喜歡李賀、李商隱、龔自珍的詩，贊賞黃遵憲“我手寫我口”的詩歌主張。他曾以五言古詩的形式寫過一首詩《雪》，寄托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寒流來西北，積氣化凝鉛。天風忽吹墜，飛下白云巔。化身千萬億，一落一回旋……愿得身化雪，為世掩陰霾。奇思不可踐，夙愿自空懷。起視人間世，極目滿塵埃。”由此也可見出他所嶄露的詩歌才情。

除了中國古典詩詞的熏陶，那個階段他還大量閱讀了西方詩人的作品，喜歡上了浪漫主義詩人濟慈、雪萊等人的詩，并開始用英文寫詩作文。他曾把自己喜愛的一些詩歌翻譯成舊體詩。最初的翻譯嘗試是朗費羅、彌爾頓等人的詩，以及莎士比亞戲劇中的詩，興之所至，甚至還根據英譯本轉譯過古希臘詩人薩福的詩。對他來說，在中西文化之間自由地穿梭，是一件令他非常開心的事。當然，這樣自覺的訓練也為他后來寫詩、譯詩的文學生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比如他曾譯過莎劇《暴風雨》中的詩句：“爾父深葬五尋水，骸體依然神已死。森森白骨化珊瑚，沉沉雙目化明珠。化為異物身無恙，幽奇瑰麗難名狀。鮫人時擊喪鐘鳴，我今囿之丁當聲。”這樣一種形神兼備的詩意表達充分展示了楊先生所具有的深厚的中西學養。

因此當他在牛津就讀時“出于好玩”，用英雄詩體翻譯《離騷》，讓英國人大大地吃了一驚，也便在情理之中了。

二

楊先生1934年負笈英倫，與他的父輩走的是同樣的道路，所不同的是，學業優異的他還是個滿腔熱血的愛國青年、為國家前途與命運奔忙的社會活動家。他曾擔任牛津大學中國學會主席，在課余最投入的活動便是在留學生與華僑中進行抗日救亡宣傳。

1940年，楊先生在獲得碩士學位后一路輾轉回到了祖國，到重慶中央大學任教。同時他還“攜帶”了一位漂亮的英國姑娘回來，那便是后來成為他夫人的戴乃迭（Gladys Yang）。值得一提的是，戴乃迭出生在北京，7歲后才回的英國，父親是一位傳教士，曾經在燕京大學教過書，這也促成了戴乃迭與中國的一生情緣。她在牛津求學時是楊憲益上法國文學課時的同學，還曾擔任過中國學會的主席秘書。“他對祖國的熱愛打動了我。”戴乃迭如是說。從喜愛古老而神秘的中國、對中國文化著迷，到愛上談吐幽默、中西學養深厚的楊憲益，自然是順理成章的事。

1952年，楊憲益和戴乃迭應邀來到北京，到剛創辦的英文版《中國文學》雜志社工作。向海外譯介中國作家作品，這也是戴乃迭喜歡做的事——她可是牛津大學獲得中國文學學位的第一人。共同的對于中譯英工作的投入使得他們倆的文化差異迅速轉化成了巨大的優勢，并由此開啟了最佳的翻譯模式：先由楊憲益譯出初稿，再由戴乃迭修改潤色。像廣為稱道的《紅樓夢》和《儒林外史》的全譯本以及《魯迅選集》（4卷）等“名譯”就是這樣產生并傳播到全世界的。

有楊憲益與戴乃迭在《中國文學》坐鎮，自然大大提升了這本雜志在國外的知名度和影響力。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由楊先生發起并主持的“熊貓叢書”的出版，更是開辟了向海外系統介紹中國文學的一個窗口，尤為重要的是，眾多新時期涌現出來的優秀作家借此走向世界，他們的作品幾乎與國內同步為各國讀者所熟知。“熊貓叢書”以英、法兩種文版面向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發行，不少佳作曾被選入國外文學選本和教材。

八十年代中期我被分配到《中國文學》雜志社工作，有幸與楊先生成為了同事。在外文局大樓里，穿著樸素的楊先生就跟普通員工一樣，一點兒也看不出“名人”的影子。很多同事可能無緣見識他口唾珠玉詩譯中外的風采，但不時也能瞥見他手挎籃筐在攤位買菜的身影（因大樓門口便是農貿市場）。他的身形并不高大，說話語調也比較溫和，但他的溫和中自有一種力量。有一件小事頗可說明這一點。他曾為一位老編輯的出國之事專門找我們單位有關領導“說理”。因為外文局一向“姓外”，有限的出國名額都是分配給學外語的工作人員的。楊先生卻力排眾議，他認為編輯同樣需要出去“開眼界”，尤其是像法蘭克福書展這樣的活動更應該讓懂出版的編輯參加。正是由于楊先生的據理力爭，才使得編輯們出國看世界的愿望有了實現的可能。

楊先生是個好客而又大度的人。他家的書柜里放滿了各種各樣的外文書和原版錄像帶。我曾到他家去借過幾盤由外國文學名著改編的電影錄像帶，楊先生親自為我打開柜門指點著，一邊說：“隨便拿，隨便拿。”有時候我們幾個年輕同事相約一起到楊先生家觀看英文版電影錄像，每次去都會受到楊先生的熱情歡迎，還拿出巧克力、花生等零食招待我們。這花生還是楊先生在市場親自挑選的呢！楊先生則會喝著酒和我們一起觀看，有時候遇到難懂的英文句子，他還會在一旁為我們做“同傳”，全然沒有大翻譯家的架子。戴乃迭用中文跟我們聊天時偶爾也會向我們“抱怨”：因為跟楊憲益在一起常說英文，使得她的中文“變差了”。其實她的中文一點兒也不“差”，不時還會說出一些很幽默的話來把大家逗樂。那真是一段令人難忘的快樂時光。

三

自古以來，詩人與酒結下了不解之緣，楊先生也不例外。他的詩興常因酒而起，筆下的詩句自然也會飄著酒香：“我家有大麯,待君日已久。何當過敝廬,喝它三兩斗。”“文革”中蒙冤入獄時，不能與酒相伴，楊先生便“以詩解憂”，教獄友背誦唐詩，向他們講解《長恨歌》，他自己獨處時則默念莎士比亞的詩句。這樣的修為與境界自非常人所能比擬。

每年元旦我們雜志社聚餐時，楊先生都會帶幾瓶好酒分送給各個文部，和同事們一起共慶新年。楊先生喝酒常會臉紅，但從不醉倒，大概他所追求的是一種“仙”的境界吧。楊先生為人處世頗有魏晉之風，黃苗子就稱他為“現代劉伶”，還為他畫過一幅漫畫，圖中的楊先生抱著一個酒壇子自樂，活脫一個酒翁形象，真正應了他詩中的一句話“有煙有酒吾愿足”。當別人問及他的長壽秘訣時，他的回答出人意料：“抽煙，喝酒，不運動。”

楊先生曾經談及他抗戰時期在貴陽師范學院教書時的經歷。那時他與同在貴陽的學者、詩人尹石公等人常常聚會，時有唱和，集中寫了不少舊體詩，也許可以算是楊先生的一個高產期吧。常常是10分鐘便可依原韻和一首七律，他笑稱自己因此“吃了不少白酒白飯”。像這樣敏捷的詩思，完全稱得上是倚馬可待啊！

除了寫詩、譯詩之外，楊先生在中西詩歌的比較研究方面也頗有心得。他曾經寫過一篇論文《歐洲十四行詩及波斯魯拜體與我國唐代詩歌的可能聯系》，刊登在1981年第2期的《中國文學》英文版上。楊先生認為，魯拜體與唐絕句同出一源，在形式與思想內容上都有過明顯的影響。李白的某些詩與意大利的十四行詩也有著形式上的關聯。這一新穎獨特的觀點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他還做過大量的筆記，準備用全新的視角寫一部中國詩歌史，但因種種原因沒能完成，一直引為憾事。

四

楊先生對自己寫的詩經常是隨寫隨扔，毫不在意，有很多“筆底明珠”因此遺失，非常可惜。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在香港出版的詩集《銀翹集》，收錄了他130多首舊體詩，這些詩作大多是靠朋友們收集才留存下來的。有的詩還是他當年細心的同學抄寫留存，后來再寄還給他的。

關于《銀翹集》書名的由來，楊先生在序言中自己解題：與黃苗子寫詩唱和時曾有詩“久無金屋藏嬌念，幸有銀翹解毒丸”，“銀翹是草藥，功效是清熱，我的打油詩既然多半是火氣發作時寫的，用銀翹來敗敗火，似乎還合適”。

楊先生的幽默用于諷時刺世常有針砭之效，而在戲作、自嘲時則盡顯曠達與灑脫。當他七十八歲那年與特蕾莎修女一起獲頒香港大學名譽博士學位時，仍不忘拿自己開涮：“相鼠有皮真鬧劇，沐猴而冠好威風。”對于如此隆重的“加冕”儀式，楊先生照例以慣用的詼諧筆法加以調侃。

楊憲益先生才華天縱、著譯等身，但他一向淡泊名利、虛懷若谷。他從不提及自己的壯舉：抗美援朝時傾其所有給國家捐了一架飛機，“文革”后把珍藏的200多件書畫文物無償捐給故宮博物院。有人說過，如果楊先生把他的精力放在學術研究上，他完全可能成為像錢鍾書那樣的大學者。當年他在北碚國立編譯館時寫的文章已達很高的學術造詣，但他在編成集子時卻自稱為“零墨新箋”“譯余偶拾”。他曾從希臘文譯荷馬的《奧德修記》、從拉丁文譯維吉爾的《牧歌》，還從中古法文譯法國英雄史詩《羅蘭之歌》。但對這些堪稱卓越的成就，楊先生看得十分淡然，他謙稱：“我也沒做什么太多的事，也就是翻了點德文，翻了點法文，翻了點希臘文，翻了點意大利文，要不就翻點英文什么的；數量也不太多，也就是把《紅樓夢》、《老殘游記》和《儒林外史》給譯成了洋文，介紹到歐美去了……”

楊先生是個詩人，自然常會流露出真性情。“每見是非當表態，偶遇得失莫關心。”這兩句詩恰好表明了楊先生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擔當意識。就像他用一生的行為所證明的那樣，在重要的歷史時刻，楊先生會一改平日的“散淡”與溫和，他的言行舉止中充滿了詩人的激情。言人所不敢言，有所為、有所不為，既是一種大勇，更是直抵人心的高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