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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情練達的老導演用看似瑣碎的家長里短，擺龍門陣地講著“高高在上的沉著冷靜的理性標準”，怎樣一次又一次在人性人情的特殊情境里，辜負甚至傷害了“有血有肉的一般人”。與刑法“第二十條”相關的爭議和完善并不是在書齋里完成，而是由矛盾的、大雜燴一般的生活推動。

春節假期漸入尾聲，春節檔即將塵埃落定。截至昨晚，張藝謀導演的《第二十條》票房尚未破十億，仍落后于《熊出沒·逆轉時空》，遠不及《飛馳人生2》和《熱辣滾燙》。但這不妨礙《第二十條》被視為今年春節檔的最大贏家——它沒能獲得最大公約數的觀眾基礎，卻贏得了好評的共識，眾聲喧嘩的評論中有這樣的聲音：“為《熱辣滾燙》喝彩，是肯定賈玲的努力和魅力；給《第二十條》叫好，是因為電影本身的勝利。”

法學家羅翔看完《第二十條》，復盤片中涉及的案件情節，感慨：“我多么希望這些只是試卷中的選擇題，或者全選，或者不全選，或者全不選。可惜人生不是選擇題，它有真實的苦楚與無奈。”在羅翔簡短的普法式影評中，他提到“第二十條”所涉及的最深刻的倫理困境，即，代入到防衛人立場的是有血有肉的一般人標準，還是高高在上的理性人標準？后一種冷靜的觀念完全忽視了人類在特殊情境下的身不由己。

羅翔從法學專業主義的立場，講明白了張藝謀把司法題材拍成“一地雞毛”的良苦用心。世情練達的老導演用看似瑣碎的家長里短，擺龍門陣地講著“高高在上的沉著冷靜的理性標準”，怎樣一次又一次在人性人情的特殊情境里，辜負甚至傷害了“有血有肉的一般人”。與刑法“第二十條”相關的爭議和完善并不是在書齋里完成，而是由矛盾的、大雜燴一般的生活推動。

在電影里，男主角韓明前后接手的兩個案件，前者是見義勇為的公交車司機，為了救助女乘客，打傷流氓，反被判故意傷害罪；后者是備受鄉村惡霸凌辱的農民工在絕望中刺殺對方致死。還有韓明的兒子在中學里遭遇的是非，正直的男孩為了制止校園霸凌，把“教導主任的傻大兒”打得鼻梁骨折。這三個發生在不同時間、不同情境中的事件，互為鏡像，折射出同性質的困境，正如羅翔引述的《理想國》，柏拉圖所定義的“道義”，是好的行為帶來好的結果，它存在于肉眼不可見的洞穴之外，而在洞穴之下的人類經驗世界里，充滿著好的行為和壞的結果或壞的行為和好的結果這些混濁的矛盾。

張藝謀導演不是第一次直面“法理”和“人情”的沖突議題。回溯讓鞏俐獲得威尼斯影展最佳女主角的《秋菊打官司》，村婦秋菊因為丈夫挨打要城里法院“討個說法”，這原本是樁不復雜的民事案件，但條條框框的法理進入鄉村人情社會，生出更多纏纏繞繞的法和情的是非，到最后，秋菊和她的丈夫勝訴，看起來，她討到了揚眉吐氣的說法，可她悵然若失，因為法律捍衛她的“說法”和她最初要討的“說法”，似乎不是同樣的“法”。

30年過去了，歲月把張藝謀變成看起來更圓融的老人，對比《秋菊打官司》撲面而來的倔強、堅硬的氣質，《第二十條》顯然刻意渲染了喜劇的調和感。看起來很慫的雷佳音扮演的男主角，一出場就是做和事佬，因為“不能再激化當事人的情緒了”。檢察官韓明從郊縣到市檢察院掛職，他出場時不像他的同事們那樣一絲不茍地穿著公職人員的制服，他是一身便服從“討說法”的人群中走向檢察官們那邊，然后以檢察官的身份提出“司法援助”的緩和方案。影片處心積慮地設置了這個開場，從一開始，韓明就如同奔波在“法”和“人”之間的擺渡人。

韓明對“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和“沉著冷靜的理性法”有清晰的認知，時而將心比心、時而左右逢源地在兩者之間活動，同時為兩個陣營做象征層面的“按摩”。電影里耐人尋味且充滿信息量的細節出現在韓明“區別對待”了不服判決的公交車司機和他自己的兒子。見義勇為的公交車司機不服判決，韓明同情他的遭遇，但認為在當時的法律框架下已“盡力而為”，他為了說服對方，拿出事發當場的監控錄像逐幀地“按法律條文分析”。當韓明的兒子因為打傷校霸而陷入“道歉還是不道歉”的家庭爭議時，這個孩子的處境幾乎是重演了公交車司機的遭遇，如果理性地就事論事，檢察官父親完全可以套用按部就班的法條分析。但是他沒有，他用心良苦地陪兒子打牌，循循善誘地用撲克牌來比喻孩子的處境，他其實很清楚白紙黑字的法條難以覆蓋人的情境。

《第二十條》除了片尾的那場聽證會，專業主義的司法交鋒幾乎沒有正面出現，即便韓明分析視頻畫面，對公交車司機解釋“判罰合理”，也像是老娘舅調解時的息事寧人。電影看似去精英化地保持和“專業”的距離，看起來很不“職場”，忠實于生活本身，這反而成就了它的專業之心。因為，生活是一切的土壤，規制眾生的法律必要面對矛盾重重的人間經驗才具有意義。

就這一點而言，拍出《第二十條》的張藝謀又何嘗不是和電影塑造的韓明有些相似呢？他們都是擅于活絡在剛性的法理和一言難盡的人情之間的“按摩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