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如何為現實服務，作家如何深刻把握文學與現實的辯證關系，這些問題長期困擾著寫作者和研究者。這容易讓人聯想起文學與求是精神的關系。在湖南的岳麓書院，有一幅“實事求是”的匾額高懸于書院正殿，歷代書院傳承者堅定其德性，明習于時務，著力培養學生“傳道濟民”，一批批從書院走出來的影響近現代中國歷史的人才，將“通曉時務物理”和詁經考史的務實之風緊密結合。現代化轉型時期又將“有用之學”的辦學理念順利地過渡到自然科學。因此，岳麓書院也是眾多書院里為數不多的“活的”書院，至今仍然是教學和研究的重要機構。書院歷代學人承襲了儒家經世致用的文化傳統，主張體用兼備的有體有用之學。岳麓書院是文化傳承發展中“實事求是”的典型范例之一。文學與“實事求是”有什么關系？如何理解文學中的實事求是？寫實與想象這一對范疇放在現實生活中似乎是矛盾體，但在文學中，如何將它們統一起來，形成文學的內在張力？

無論是虛還是實，都存在本質性的、規律性的東西。“實事求是”的原意是根據實證求索真知，人們普遍按照字面意思理解為“按照實際情況辦事，不夸大不縮小”，這個理解是矮化了它的意思。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給“實事求是”一詞下了一個定義：“‘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這一定義挖掘出了這個詞的真正內涵。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將實事求是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種重要元素。他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比如，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民為邦本、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貫、多元一體的大一統傳統，修齊治平、興亡有責的家國情懷，厚德載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義利兼顧的經濟倫理，天人合一、萬物并育的生態理念，實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學思想，執兩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維方法，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的交往之道等，共同塑造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堅持實事求是精神，不斷增強文化自信。文學提高人的感性認知、審美自覺，是以實事求是為底層邏輯的。好的文學一定是與社會現實、社會發展緊密聯系的，好的作家也一定是了解人性和社會基本情況的，所不同的是用什么樣的文學方式表達出來，文學有各種體裁和表現形式，無論是虛構文學還是非虛構文學，想象文學還是寫實文學，都是對人的情感、認知的基本規律的探索和表達。無論是文學創作還是文學批評、文學研究，都必須堅持實事求是，不能完全脫離現實，不能缺乏“有用”的考慮、不做求是的探索。

以審美姿態進入現實人生需要求是精神

文學所反映的“現實”，是物質現實與精神現實結合起來的“綜合現實”。社會現實與理想世界共同構成文學所要反映的世界。從創作來看，想象性的文學作品往往是現實的一面鏡子，它有著深刻的生活邏輯和人類形態。作家洞悉到人性的秘密后，通過想象、虛構，用非現實手段表達真實的想法。從研究來看，存在那種遠離文藝現實的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從歷史文獻中、從看似無用的故紙堆里挖掘學術命題，但也往往間接地凸顯出一定的當代價值。

文學通過虛構、想象照見現實，它是一種精神和心靈上的“求是”。想象是一種干預現實的方法。例如，“嫦娥奔月”的故事用極具想象力的手法表達人類探索未知世界的渴望。神魔幻想小說、科幻小說都表明了人類的想象性投射，與現實形成對應的一個虛構世界。對人性深層的探索難度更大，那些天賦異稟的作家創作出的文學經典，正表明人的求知欲、好奇心是人性最深的結構性存在。《紅樓夢》是世界級的文學珍寶，它既是現實的又是非現實的，人們可以從《紅樓夢》中獲得多重價值。曹雪芹通過寶黛愛情故事確立人的價值，召喚人的自由意志。作品中的詩詞歌賦、音樂美學、建筑園林等，都包含博大精深的學問。任何一種對《紅樓夢》細節性的闡釋和研究，都有它的現實意義。

從歷史實踐中反思當代現實，挖掘傳統文化服務于現實需要，激活舊有的文明成果，使人類精神文明更好地發展，這也是服務現實。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堅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務，就是立足中華民族偉大歷史實踐和當代實踐，用中國道理總結好中國經驗，把中國經驗提升為中國理論，既不盲從各種教條，也不照搬外國理論，實現精神上的獨立自主。”如何“立足歷史實踐和當代實踐”，也是擺在文學工作者面前的課題。劉勰的《文心雕龍》是中國古代文藝理論的重要著作，但在很長的歷史時間中都只有零星的刊印和研究，自民國初年才發展成為影響甚巨的“龍學”，作品的理論價值被充分挖掘出來，以本土經驗服務于文藝現實，實現了文藝理論研究上的“歷史實踐和當代實踐”的有效結合。文學研究有時候是埋首于故紙堆的事業，但這并非是躲進象牙塔、逃避現實，它可以跟現實緊密結合起來。文學藝術還有審美價值，起到熏陶性情的作用。審美活動可以促使人成為一個健全飽滿的人，某種意義上它也是實用的。以審美的姿態進入現實人生，也需要求是精神。

文學的革故鼎新需要求是精神

文學的每一次革故鼎新都是追求真理、實事求是的結果。每一代文學的創新，都是與重大而艱難的現實問題緊密相聯。文學的突破與重建，都是從文藝現實和社會現實問題出發，首先有問題意識，進而解決問題。文藝思潮發展到一定程度，就不適應于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人文思潮在某種意義上是引領社會文明向前發展的明燈，但人文發展與經濟發展有時候并不是同步的，它們可能各行其道。馬克思曾以希臘為例談到“兩種生產”發展的“不平衡”理論。他說：“關于藝術，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時期決不是同社會的一般發展成正比例的，因而也不是同物質基礎的發展成正比例的。”

那種超越物質的精神性的藝術也可以成為“一種規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并具有“永久的魅力”。有些類型的藝術并沒有嚴格的照相式的“寫實”，它們一樣具有永久的、超歷史的價值。這類藝術是一種精神上的、心靈上的“寫實”。創作者要有非凡的才智和極大的勇氣面對人類的精神困境。那么，純粹寫實的文學要表達現實問題，也一樣需要敏銳的感受力和觀察力。作為創作或批評主體的作家、批評家需要對抗歷史虛無主義、教條主義，不能迷信于權威。上世紀80年代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尋根文學等文學思潮，就是一次一次地對現實做出回應、進行表現。作家們并沒有停留在原地，而是一次一次地做出調整，找到新的突破口，以文學的方式激發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那么，眼下的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同樣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創新嘗試。

文學史中曾經出現的有價值的創新性寫作，大都是遵從人類發展的精神需要和心靈需要。沒有哪一次真正的創新是無病呻吟的創新。一些人誤把無病呻吟的或帶有老套“文藝腔”的文學當作高級文學，或者把那種既遠離社會現實、又遠離心靈現實的文學看成高級文學，這實際上是為自己寫不出精品力作找借口，以此作為回避精神難題和社會難題的擋箭牌。真正貼近現實的現實主義文學、非虛構文學，還有從精神上深刻反映現實核心命題的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等各類作品，都可以擁有恒久的魅力。社會和讀者的確需要真切地反映當代發展狀況的文學作品，但前提是它必須是經得起各方面考驗的精品力作。無論是幻想性文學，還是寫實的文學，都需要有深刻反映現實問題（包括物質的與精神的）的能力和勇氣。

在文學創作中踐行求是精神

求是與創新相輔相成，求是促進創新，創新為了求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中華民族始終以‘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斷創造自己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作為最繁榮最強大的文明體屹立于世。”文學的每一次創新都是對舊的范式的改造，都是適應新的文藝現實、解決新的社會難題而進行的規律性探索。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的創新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進取精神，決定了中華民族不懼新挑戰、勇于接受新事物的無畏品格。”中國文學發展進程中面臨著許多觀念和方法上的挑戰，需要文學工作者在舊的基礎上進行突破與創新。中國式的現代化，需要具有與新的現代化氣質相匹配的文學表現形式和思想內容。日益繁榮的都市文學、科幻文學、新農村題材文學、網絡文學、現代新詩等等，都是反映新時代人民的情感和思想狀態的重要載體。文學的“經世致用”，體現精神文明的“事功”，就是一種求是精神。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等明清之際思想家提出學問必須有益于國事，為人為文應以治事、救世為急務，是為經世致用。文學工作者也需要從格物中致知，通過調查研究后發現問題的本質，表達人類的精神難題。現代化的格物對象既有本土的，也有世界的，吸收古代、國外的經驗和知識，用于自身的文化建設。

文學創作領域的自由意志，不在于寫作的主題和對象，不在于寫作態度是批判還是肯定，而是取決于寫作者對人類精神發展的洞察能力以及思索能力。周立波、柳青等作家的寫作聚焦土地問題和農民問題，這是當時中國社會發展的重要問題。當下的一些主題性寫作寫得并不是太好，這并非主題的限制，而是大多數作品寫作時間短，作家寫作功力淺、用力不夠、用情不深造成的。

在一段時間里，有人將“文以載道”與“詩言志”對立起來，甚至簡單以“載道”與“言志”來評判一個作家，作家也必須在二者之間作出選擇。實際上，二者是無法截然分開的。一些表現社會現實的優秀作品，既反映了社會發展的內在規律（載道），也表達了最真實的人心（言志）。上世紀80年代，“文學主體性”“審美反映論”“審美意識形態論”“審美形式論”“審美超越論”等理論的提出就是“道”與“志”的綜合反映。好的文學無法用“載道”和“言志”簡單粗暴地進行區分，好的作品往往是“道”與“志”的辯證統一。因此，無論是載道還是言志，堅持實事求是的寫作發生學，個人想象式的文學也會表現出人類共同情感、反映社會發展本質。中國式現代化需要文學工作者站在更高的文明起點上看待這個問題。人們常說“作家是社會的良心”，文學工作者的基本態度影響著文藝發展的高度。

（作者系湖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