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得知自己的文章獲得第八屆“啄木鳥杯”中國文藝評論優秀作品時，欣喜之余，也有慚愧的感覺襲來，這也激勵著我更努力地去學習與工作。批評之作看似熱鬧，但寫作中也不無寂寞之感。作為一種審美的對話，要契合文本，又要有覺識，其實有許多難度。在一個寫作多樣化的時代，批評尤其要保持個性，它與文學創作一樣，在發現與表達的過程中，沒有捷徑可走。

我在40年前開始寫一點批評文章，那是思想解放的20世紀80年代，最初是討論張賢亮的小說，后來圍繞巴金晚年的作品思考文學的價值形態，都給我年輕的心帶來不小的觸動。我以為文學是人的生命價值的一種體現，也與國家命運息息相關。魯迅說文學是改良人生的，那么批評，則是為改良人生而助力的工作。批評不僅僅在與作家對話，其實也通過文本與時代對話。但這個對話不是知識的簡單羅列，而是靈思的一種飛動。那些已經顯露或未被顯露的美學之光，有時候是作家與批評家共同捕捉到的。

“五四”以后，文學批評一直伴隨著文學的生長，但面對豐富的文學現象，批評家常常是缺席的。所以，那時候的作家，有許多也做批評工作。魯迅與茅盾就是典型的代表。我自己從作家的批評文本中學到的東西，要比從職業批評家那里吸收的內容要多。因為他們的表述是有溫度的，且能夠體察詞語中沒有的幽微元素。雖然我現在也在象牙塔里，置身于學院派中，但卻不喜歡過于職業的話語，那容易因為偏重知識而將生命的體味遺漏掉了。

西方人形容批評仿佛是審視藝術“記憶的回聲”，不無道理。那些關于雨果、雪萊、巴爾扎克的闡釋無不如此。但我們古人的批評話語并不遜于任何人，不乏寬厚和博雅，不僅僅有回聲，還帶著究天人之際的追問，批評既在經學范圍游走，也在天地的蒼茫之緒中，即儒道釋之外的曠野與市井間。魯迅的批評有學者式的智慧，但也看得出民間審美的質感，有時候甚至帶著漢唐之氣。我覺得這是很好的傳統，今天的批評工作，可以借用這樣的傳統。

我一直覺得寫評論的文章是一種智力和詩趣的互滲，它變化多樣，其中不乏自我的內省。批評對于問題的描繪越清晰越好，但文體越有彈性越佳。因為它與詩、與哲學的距離最近，而纏繞的是光澤無限的感性文本。所以，好的批評文字，包含的要素是多重的。《文心雕龍》之所以被人一再稱贊，是因為有經、史之跡，也含辭章之魂，詩與文之妙悉在，理與趣之深俱存。曹雪芹、魯迅都受其影響，成為千百年來審美話語不可撼動的坐標。

新文化運動初期，人們對于批評家的要求是帶有啟蒙意識的。抗戰的時候，批評家則擔負起了喚起民族精神的使命。無論時代怎樣變化，批評都糾纏著現實問題和審美的創造性表達問題。但批評家必須意識到，自己的表達是有限度的，不要以為自己是真理的化身。批評家與作家的關系是平等的，不必是一種精神的重疊，而是一種有距離的面對，這樣才能夠各自看清思想的面孔。文學鑒賞是將自我投入另一個世界，視之，品之，究之，但又要從中返身于時代背景，在大的天地間看情思往來之跡，知道表達的無限可能性。既可以是啄木鳥，或魯迅所云“剜爛蘋果”者，也可以是拓展審美風景的人，以批評之語而造漢語表達的新徑。在這個意義上說，批評家不必自卑，審美判斷也是精神活動中有意味的部分。遙想馬克思當年對于現實主義文學的闡釋，是何等的精準深切、文采飛揚。我們要借取的資源，實在是太多了。

中國的文學藝術，在今天不斷出現新的態勢，批評家要不斷面臨各種刺激與挑戰。所以，這是個不斷學習、不斷糾正偏見、不斷攀援的過程。在對無數文本的凝視與辨析中，我們也參與了審美的創造，成了時代聲音的一部分。大眾不希望那聲音是消沉的、暮氣的，它應當是黎明中的響鈴、冬日里的熱風、暗夜里的燈火，在尋路的過程中，將誠意獻給人們。審美的增長，也是精神的增長，它的回音也將是動人的。這是一種陪伴，也是一種傳遞，寫作者也因此延伸了自己的生命。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