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平潭縣東花丘遺址出土的陶器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供圖

1月30日，“2023年中國考古新發現”在京揭曉，四川省資陽市濛溪河舊石器時代遺址、福建省平潭縣殼丘頭新石器時代遺址群、湖北省荊門市屈家嶺新石器時代遺址、陜西省清澗縣寨溝商代遺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市西旁唐宋時期景教寺院遺址、內蒙古自治區巴林左旗遼上京皇城南部建筑遺址等6個項目榜上有名。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承辦的“中國考古新發現”，被業內稱為“六大”，每年評選出6個當年具有重大價值的考古項目。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學論壇上，本次入選的“六大”，共同為我們勾勒出具體而微的古人生產生活的生動畫卷。

四川省資陽市濛溪河舊石器時代遺址：刷新對舊石器時代的認知

濛溪河遺址位于四川省資陽市樂至縣，遺址主要文化層距今7至5萬年，是國際上舊石器時代遺址中展示人和環境關系方面最清楚、最系統、全要素的遺址。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鄭喆軒介紹，之所以稱之為“全要素遺址”，是因為遺址不僅發現了石器，而且出現骨質、木質的生產工具，這種舊石器時代對有機質材料加工利用的實證，為世界罕見；這個遺址對動植物資源的利用是“大中小、水陸空、食肉食草”全包括，大到大型樹木、小到植物種子，地上的熊、天上的鳥。

在這里發現的比例較高的接骨草和筋骨草，是中醫的藥用植物，這意味著在“神農嘗百草”的傳說之前，古人類對植物性資源已有認識。同時，遺址還發現明確的用火痕跡，以及骨骼上的切割痕、刻劃痕。其中刻劃等行為在舊石器時代非常罕見，反映了早期古人類對精神世界的初步探索。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王幼平說：“對于公眾，濛溪河遺址是復原了一個觸手可及的遠古時代的生活場景。幾萬年前生活在這個遺址的先人，他們對事物的認知和駕馭能力，大大刷新了我們對舊石器時代社會生活的認知。”

福建省平潭縣殼丘頭新石器時代遺址群：完善中華文明形成發展中的“海洋拼圖”

殼丘頭遺址群包括福建平潭島的殼丘頭、西營、東花丘、龜山等遺址，距今7500至3000年。福建沿海地區被認為是南島語族早期人群形成和向臺灣擴散的重要出發地。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周振宇介紹，這個遺址群展示了南島語族早期人群的衣食住行：他們的生計模式兼具大陸性和海洋性，各時期遺存均發現了豐富的海、陸生動物資源；西營、殼丘頭遺址還發現7000多年前的植硅體水稻遺存，是中國東南沿海島嶼最早的水稻遺存；他們的儀式性公共活動發達，可能與航海、漁獵的生計模式有關。

“南島語族早期人群海洋性、大陸性兼備的特征，符合南島語族起源于大陸，并向海洋擴散的邏輯特征。”周振宇說。分子生物學的初步研究表明，平潭史前人群和中國南方和東南亞族群有較近的遺傳關系，同樣表明南島語族早期人群的大陸來源。植物考古研究則發現，水稻和粟在距今4800至4600年期間傳入臺灣地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李新偉指出，平潭島系列考古發現，加深了我們對中華文明海洋性的認識。

湖北省荊門市屈家嶺新石器時代遺址：5000多年前江漢平原的治水智慧

屈家嶺遺址位于湖北省荊門市屈家嶺管理區，以屈家嶺為核心，是包括殷家嶺、鐘家嶺、冢子壩和楊灣等十余處地點為一體的新石器時代大型遺址。

近年來，考古學者在這里發現多組因勢而建、規模龐大的史前水利系統，并對熊家嶺、鄭畈兩處水利系統展開詳細考古調查。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戴向明說：“水利系統的發現，實際上把屈家嶺遺址群串聯成一個整體，成為實證長江中游文明起源的重要大遺址。”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陶洋介紹，在水壩營建中，許多細節體現出古人的智慧，比如，古人將呈南高北低走勢且自然分布的基巖面用作溢洪道，展示出“因地制宜”的科學建設理念。

屈家嶺遺址復雜的水利系統，集抗旱與防洪、生活用水和農業灌溉等多種功能于一體，標志著史前先民的治水理念從最初被動地防水、御水，轉變為主動地控水、用水，實現了從適應自然到改造自然的跨越。

陜西省清澗縣寨溝商代遺址：陜北地區與中原商文明并存的方國

寨溝遺址位于陜西省榆林市清澗縣解家溝鎮寨溝村，面積約300萬平方米，是陜北規模最大的商代中心聚落遺址。

殷墟甲骨文記載，商代晚期商王朝周邊方國林立。陜北高原曾是商代方國重要分布區域之一。寨溝商代遺址首次發現殷商文化圈以外規模最大、數量最多、等級最高的甲字形貴族大墓。“出土的金耳環、蛇首匕、陶器則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反映了黃土丘陵地區與商王朝之間密切的經濟、文化交流，以及商王朝對周邊地區的影響。”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孫戰偉介紹。

遺址還發現了一批殷墟風格突出的陶范。北京聯合大學教授雷興山表示：“發現成熟精細的陶范，證明至少有一部分青銅器是出自這里，而不是在殷墟鑄造完拿回來的，也說明這里的青銅器鑄造工藝水平之高。”

新疆吐魯番西旁唐宋時期景教寺院遺址：見證中華文明的包容性

西旁景教寺院遺址位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市的火焰山南麓，遺址年代約為唐至宋代，是國內外罕見的現存景教遺址之一。

唐朝時，景教沿著絲綢之路傳入中國。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教授劉文鎖介紹，西旁景教寺院（修道院）建筑保存較為完好，結構完整，近年來出土了大批重要文物，尤其是多語種文獻。經初步識別，包括漢文、敘利亞文、粟特文、回鶻文等，其中還有一些雙面書寫文獻，一面是漢文佛經或道經，一面是回鶻語景教文獻或敘利亞語景教文獻。

近年來，遺址出土186件壁畫殘片，“壁畫顏料、畫風和新疆多地發現的壁畫十分相仿，是不同宗教互鑒的痕跡。”劉文鎖說。

“多種語言文字、多種宗教同時出現在這里，正是中華文明包容性的體現。”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郭物說。

內蒙古巴林左旗遼上京皇城南部建筑遺址：遼上京建筑漢化的證據

遼上京遺址位于內蒙古自治區巴林左旗林東鎮東南。

近年來，考古工作者對遼上京皇城南部大型建筑遺址進行了考古勘探與發掘，主要發掘了兩座大型院落及其主殿、配殿等四座單體建筑，以及回廊、院墻等附屬建筑。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汪盈介紹，以往發掘所見的遼代大型宮殿建筑均為坐西朝東，本次發掘的院落是首次在遼上京皇城內發現的遼代始建的大型坐北朝南的建筑。“契丹和中原漢地接觸后，大量接受漢地文化熏陶，新發現的南向大型建筑，應該就是契丹民族接受漢地文化的重要證據。”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秦大樹說。

“結合文獻記載，本次發掘的皇城南部大型建筑遺址規模龐大、等級高、位置顯赫，可能與《遼史》所載的皇家寺院、孔廟、國子監、衙署等重要遼代早期建筑相關。”汪盈介紹。